叶莺翩翩(2)
      
          1997年元旦,叶莺正式加盟柯达,随即就上了谈判桌。
      
          但首次谈判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当时,她要面对的公元厂是一个负债最大的
      感光企业,但有自己曾经的辉煌,而且因为与日本富士的合作,有富士的文化浸润。
      
          在公元厂会议室展开的谈判,相当艰苦。一直从1 月14日上午9 点开始,直到
      第二天早晨7 点才结束。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在没有暖气的公元厂会议室谈判的双方,到半夜时分,
      已经是“饥寒交迫”。一些有趣的插曲,将双方的较量延续。因为当年在引进富士
      彩色胶卷生产线的过程中,公元厂的代表在与日本人的较量中,对于马拉松式的谈
      判相当富有经验,所以对于这种整晚的谈判,他们有足够的耐力和心理准备。而柯
      达的谈判代表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细节。当时,公元厂招待美国客人的饼干,有些
      陈旧,气味有些熏人,无法入口。叶莺和柯达的主谈小组,只好饿着肚子,与补充
      了新鲜饼干的公元厂谈判代表,接着再谈到天亮。这个细节,原公元厂的一个主要
      谈判代表,在相隔7 年之后,才亲口告诉叶莺,当年之所以用“旧饼干”招待柯达
      的谈判组,就是想挫挫美国人的锐气,让这些饥肠辘辘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没有
      那么咄咄逼人。
      
          7 年后,叶莺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会议室里所发生的事
      情:在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陷入僵局后,性急的她将另一位柯达谈判组成员—一直
      “喋喋不休”向中方大谈法律条文的美国律师推出了会场,此时她忘记自己已经下
      海了,还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外交官;而后来她穿着高跟鞋的脚麻木了,在站起来画
      一个图表时,她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图板前的,而现场的柯达女翻译已经倒在沙发
      上昏昏欲睡……在这场可能都有些“狼狈”的交锋中,叶莺发现了问题所在:公元
      厂没有把自己实际的需求说清楚,而美方却对法律文件的要求很严格。“惟一安全
      的是寻求法律的网,但一张纸是绑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你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
      又怎样。”叶莺剖析了谈判的要义,“成功的谈判不是谈判高手具备的条件,而是
      谈判主题具备的内容:甲方要的,乙方要满足的,需求来自双方,能提供什么,能
      给的是什么。谈判就是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朱老板”和“裴老板”
      那里,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内容:后者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非常吃钱,是想
      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前者显然是想用市场换取技术、资金,解
      除沉重的债务包袱,来提升中国感光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到底你能给多少?我
      要付出的是多少?”
      
          叶莺竭力寻找这个平衡点。一些深度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如此评价叶莺:
      
          第一次看到她觉得反应非常快,而且什么语言都会,粤语、闽南语、英语和普
      通话。思维很活跃,人很活跃。她对大局的把握、对谈判进程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通过她来加强一些沟通,双方取得了信任,推动化解了一些僵局。开始我们有些基
      本的东西僵住了。有些老外必须看到白纸黑字才相信这些事,而中国有时候就是点
      到为止。因为我们作为集体的代表,我们背后有省、市,有国家,很多东西你去哪
      里拿白纸黑字,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往下走,她在这里起了很多的作用。也就是
      说她对中外的习惯比较了解。
      
          在公元厂的谈判通宵进行,到后半夜时,翻译小姐终于在冻饿交加之下,倒在
      沙发上“昏睡”了过去。但谈判没有停,凌晨两点多后,汕头市李雄副市长加入谈
      判。
      
          在1 月15日6 点55分,双方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备忘录”。
      
          但在与上海感光厂遭遇时,她经历了一个主谈判手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
      
          当时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张贻寿看到彩色生产线的3 000 多工人、将一辈子青
      春放在感光行业的激情都要走入历史,十分痛心。 
      
          这并不是说,张贻寿是一个“死硬”地坚守“民族工业”的人物。30年的感光
      生涯让张已经清醒地看到,坚守以前的感光道路没有什么出路,他对此毫不讳言。
      在北京召开的感光行业合资内部讨论会上,面对两个相当具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这
      位原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都有直率、惊人之语。第一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是
      不是出卖我们的市场给跨国公司。张的观点是:“你现在看一看中国市场,富士、
      柯尼卡、柯达已经占了大部分市场,我们的企业有多少份额,没有合资市场已经是
      人家的了。”第二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之后,“民族工业”是不是受到伤害。
      张的观点是:“感情上的确难以承受,这是一代人的青春、梦想,但在当时的体制
      下,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如果没有自己专业的技术,没有自己独有的东西,硬要叫
      民族工业也是很牵强的。”所以,在张贻寿的判断里,重要的问题反倒在于:感光
      企业找谁合资,中方能拿到什么,员工如何安置。答案似乎慢慢清晰起来,惟一能
      做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这大概能反映这位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如何面对已经
      无法回避的感光业合资大谈判。
      
          但即使怀有这样清晰的看法,张贻寿自己还是陷入非常巨大的困惑之中:“上
      海感光厂的一代辉煌,就在我手上结束掉?”一个管理者,在当年选择进入感光业,
      可能是意气风发;现在选择放弃,可能是非常沮丧,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局
      面。“你有什么办法呢?”张贻寿挣扎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
      
      
      
          谈判时,叶莺看到张贻寿一根接一根抽烟,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满血丝,一天
      一天显得苍老。叶莺将心比心,难过、痛苦、同情。“你柯达算老几?你凭什么埋
      没我一辈子所奉献的事业?”此时,中央协调小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据说,张
      贻寿后来到厦门柯达的合资厂任副总后,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照片—当时中央协调小
      组组长吴邦国副总理替他点烟!“别人未必能说动他,而吴曾是上海市市长。”这
      就是当时的现实。
      
          可上海当时的情形还要复杂一些!当时,柯达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策动了反击。
      “全面合作是一个环形体,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我可能剪不开你这个链条,但如果
      我能攻破你其中一个环节,那你的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叶莺深知其中厉害。富
      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为什么找他们。上海人有了诱惑,也就
      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是,富士的一些做法也引人疑虑。当时,广东省朱森林省长与汕头公元厂的
      领导访问日本时,要见富士有关方面竟被拒绝。对处于困境中的公元没有出手相救
      的事实,在中国人的心中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痛苦。叶莺显然发动了心理战:对
      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方是否有记得过去承诺的习惯?公元当年的遭遇难道
      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最后谈成,不是中央的压力,而是在谈判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最后所有的头
      头都看明白了,他们没有出路,上海必须接受这一计划。”柯达在上海艰难地赢得
      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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