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长缨:《追查高考作弊》一片的思考
      
          2002年 7月9 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追查高考作弊》一片,节目播出后,引
      起了强烈反响。各报纷纷转载,网上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访谈》记者的行为,
      说好道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参加
      节目制作和拍摄的记者之一,我简单介绍一下拍摄的情况,谈谈个人看法。  接到
      这样的举报已经是7 月4 日了,决定拍摄之后,距高考只有2 天时间了,部里决定
      让我   
      
          客串学生家长和萧津、朱邦录一起去完成这一任务。7 月5 日,我们赶了最早
      的一班飞往青岛的飞机,原计划中午前赶到潍坊,去学校寻找发小广告的人,因举
      报电话说小广告一般是在中午学生下课时发放。不料,飞机晚点,直到下午3 点多
      钟我们才到了潍坊,去几个学校转了一圈,空空如也,不要说发小广告的人,连学
      生都没几个。我们找不到要找的“活人”,只好连地下的垃圾纸都不肯放过,见废
      纸就捡,希望是一张小广告。可惜,捡的不是废烟盒,就是废报纸片,根本不是我
      们想要的。看看学校周围的电线杆,花花绿绿贴的东西倒是不少,也与我们要找的
      东西无关。无奈,我们只好用了最后一招,给那个助考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说想
      要他“助考”,电话是通了,可他不在潍坊,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寿光忙呢,不肯过
      来,死说活说,他才答应第二天一早过来。
      
          第二天上午,本来要让萧津装成考生和我这个“家长”一道与那人见面,不料,
      随后在与他的通话中,听得出他对各校的学生和老师的情况了如指掌,让萧津装考
      生,一个问题答不好就会暴露,所以只能由我一人出面。9 点多,这位自称为程鹏
      的负责人终于上了我们安排的茶楼,把作弊的价钱和手段合盘托出(回来后发现声
      音录得太小,影响了收视效果)。接下来,他让家长把考生找来,面授机宜,也就
      在此时,那个摄像包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摄像孔,问这是谁的
      包,我心里暗叫不好,赶紧回答说,这是我的包。他一脸狐疑,放下包说:“既然
      学生一时来不了,我先走了。”随后,我们便跟踪他,一直跟到寿光市一个小旅馆
      前。后来就有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考生和其家长与他接头的镜头,这是朱邦
      录冒了很大风险在近距离拍摄的。
      
          再后来,他上了去100 多公里外东营的车,我们无力再跟。一是我已被他认识,
      无法跟他同车而行;二是萧津一人跟他危险太大;三是朱邦录跟了他,这边的考生
      就没人拍,只好放弃。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为了避免被他认出,在跟踪时,我
      只好脱掉那件扮作家长时穿的外衣,穿着背心在街上走,成了半个“膀爷”。此时
      我们也曾经想过到公安局报案,但又一想光凭我们的说法,公安局能相信吗,能抓
      他吗?恐怕不能。因为证据还不充足,公安局可不是随便能调遣的。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就在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位女学生
      进了考场,确认她为考生之后,向公安局汇报,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的话,迟迟不
      愿采取措施。由此不难想像头一天就让公安局配合我们去追助考公司查作弊几乎是
      不可能的。那么,按其他媒体上批驳我们之后并给我们“支招”的办法:会同公安
      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然后再等第二天跟踪追击犯
      罪嫌疑人,行不行呢?肯定还是不行的。在没有抓到作弊铁证的情况下,首先我们
      不能认定那个学生是考生,也不能认定那对母女与助考公司有接触,又去了手机店,
      就一定会去作弊。我们仅仅是怀疑,凭什么我们能“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
      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呢?一般情况下,那对母女也不会承认她们准备
      作弊,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天,我们和监考人员在教室询问那位考生时,她先是
      坚决不承认身上有手机,手机被查出后,她说自己没有用它接收过信息;当手机上
      显示她确实收过信息后,她又谎称要上厕所,把身上藏的耳机偷偷扔到了便池里…
      …
      
          这样的人,你能指望她在没有被当场抓到的情况下,就承认想要作弊吗?说不
      定还反咬一口,说你诬告呢!至于说,想让其配合抓犯罪嫌疑人,也不太现实。事
      发之后,她的母亲马上打电话到家里告其丈夫出事了,暗示他采取补救措施。明明
      她手里有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账号,可就是不肯告诉我们,说丢了,致使这条线索中
      断。试想如果那时我们按这个“支招”办了,却找不到助考公司与她们共同作弊的
      证据,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使助考公司马上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采取更隐秘的手
      段对付我们,使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更何况在没有确实把握的情况下惊动他们,
      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等很多复杂因素都会在其中起作用,那时,不但观众看不到
      “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更谈不上让记者“具备做人的基本准则”了。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当时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正
      是因为这样做了,才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揭露高考作弊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引
      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警觉和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当然,要说疏漏和遗憾
      也是不少的,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对这一选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人手不够,
      顾此失彼,让助考公司负责人轻而易举地逃脱,不但使后来的追捕和破案困难重重,
      就我们本身来说也失去了一个做追踪报道的机会,失去了一个在报道的同时破获一
      个重大案件的机会。试想如果有另一路记者追踪助考公司,查出其在东营的窝点和
      同案人,在寿光证据拿到后立即报公安机关将其负责人抓获,不但可以为广大观众
      再奉献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还可以顺藤摸瓜、上挂下联,查处更多的作弊考生,
      挖出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为净化高考环境除一大害,从而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和收
      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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