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纪实——来自歌乐山的报告

第六章百炼千锤陈然刑伤稍好，就戴着脚镣在牢房里跳舞、唱歌，乐观昂扬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位难友。陈然等人被移押白公馆。一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至近，在静谧的山中显得分外刺耳。 “会不会又有同志被捕了？”渣滓洞监狱里的难友们都在心里这样嘀咕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从铁门外边走进来几个特务看守。他们并没有押什么人进来。 “陈然，出来！把你的东西全收拾好带上。”徐贵林隔着牢门恶声恶气地吼了一声。 “让陈然到哪里去？”有位难友试探着问道。 “转移白公馆。”陈然从容不迫地把随身带的东西整理好，又与同牢的难友一一握手告别。他不知道特务说的是不是真话。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陈然在渣滓洞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给难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刚进来时，十天之内被提审三次，三次都受了重刑。他的双腿伤得很重，但敌人还是给他上了镣铐。陈然却满不在乎，腿伤稍好一点时，就在牢房里唱歌、跳舞，铁镣拖在地上哗啦啦直响。 1938 年时，陈然在宜昌参加了“抗战剧团”。他是剧团中的歌手，也担任报幕、伴唱，还干些杂活。可想而知，他的嗓子是很好的，唱起歌来很动听。陈然会吧的歌很多，其中大部分是苏联歌曲，如《卡秋莎》等，还有俄罗斯民歌，如《感受不自由的莫大痛苦》。陈然告诉大家，这首民歌列宁特别爱唱。唱完了歌，就与难友们聊天，他总是神色自若，谈笑风生，仿佛根本不曾受过伤。陈然的昂奋乐观的战斗精神感染了同狱的每一位难友。一次放风时，一位难友和陈然聊起来。陈然告诉他解放军已向大西南进军，应该耐心地等待胜利的到来。那位难友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感到坐牢很冤枉。” 陈然说：“冤枉？冤枉多着咧！抗战时四个迷路的学生被抓进来关到现在，你说冤不冤？”难友看到陈然身上一道道伤痕，关切地询问：“前天提审你又受刑了吧？” 陈然淡淡地回答：“受了。”难友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陈然反问： “你看像不像？”难友肯定地说：“像！”他俩对视一眼，会意地笑了。在《红岩》小说中，陈然的这些事迹有很多都被移植到许云峰身上。比如，许云峰受重刑被用担架抬进牢后，过了几天，刑伤刚好一些，就拖着脚镣在牢里走动。黎明的阳光，在期待中，渐渐露出来。“当——啷，当——啷——”音节明朗的响声，在晨曦中，忽然从风门口传了进来。“当——啷，当——啷！”这声音出现在渣滓洞最宁静的早晨，这声音使楼七室的人都坐了起来，肃静聆听，这声音好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在弹奏着一支战斗进行曲！有节奏的声响，是从囚禁重伤者的搂八室传出的。清晨里惯常的宁静消失了，虽然室内悄然无声，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激情。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是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即将到临的更惨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是对敌人的极度轻蔑，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向每间牢房致意，慰借着战友们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音节磨励着他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顽强斗争的意志。声音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有力。“当——啷！，当——啷！”铁的链环，重甸甸地敲击在粗糙的搂板上。随着那刚强的脚步移动，不断碰撞出战鼓般的鸣响。在铁链的叮当声中，还传出了许云峰昂扬激越的歌声，这歌声好像远征归来的壮士，用胜利的微笑，朗声欢呼战友亲切的名字。从以上描写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陈然英勇豪迈的风采。这一次敌人没有说谎，陈然果真被移押白公馆，他是被当作重犯关到这里来的。与陈然先后从渣滓洞移押白公馆的还有罗广斌、李文祥等人。罗广斌就是《红岩》的第一作者，当时在川西地下党内工作，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罗广斌和重庆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是同父异母兄弟。这个罗广文于1946年夏天率部前往华蓥山一带镇压农民起义，杀人如麻，人称“罗屠户”，当地的小孩儿一听到罗广文三个字就不敢哭了。徐远举在没有下令逮捕罗广斌之前，曾把罗广文专门找到二处，拿出逮捕令给他看了。罗广文不但没加阻拦，反而说他兄弟由于父母溺爱，非常调皮，应该有人管教一下。罗广文还告诉徐远举，罗广斌现在就住在成都家中，具体地址是少城某街。按照罗广文的指点，果然特务在成都罗家中把罗广斌抓住了。他本来被关在渣滓洞，因为在难友中传递纸条被发现，这才转移到白公馆。李文祥是地下党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当时他结婚不长时间，结果夫妻双双都被抓进监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表现得很英勇。这次是被当作“共党要犯”转移到白公馆的。刘国挂念着关在渣滓洞里的未婚妻，他用歌声唱出自己的心声。曾紫霞用全部心血绣了个枕套，却不知交没交到刘国手中，这成了她的终生遗憾。来到白公馆，陈然、罗广斌、李文祥都被关进楼上一室。在这里，陈然见到了早被关押在这儿的刘国、王朴。战友相见，好像见了亲人，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刘国和陈然都爱唱歌。这一下子囚室里可热闹起来，整天歌声不断。刘国特别爱唱的一首歌是高尔基作词的《囚徒》：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却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断千斤锁链！刘国还会唱很多古典名歌，其中有一首是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魔王》：在夜半风中，骑马飞奔，是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他把那孩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使他温暖。 “儿子，为何这样惊惶骇怕？”“啊，父亲你可看见魔王？”唱完了这首歌，刘国又和陈然探讨起歌词的哲学含义来。王朴、李文祥听他们谈得那么有趣，也被吸引了过来。谈了一阵，刘国站起身来，走到牢门边，向远处凝望着，嘴里还在小声地哼着《魔王》的最后几句歌词：父亲在发抖，他加鞭狂奔，把喘息的儿子紧抱在怀里。惊慌疲倦，回到家里，怀里的孩子已经死去！陈然见他陷入了沉思，没有上去打扰他。陈然能够猜得出来，他是在想念关在渣滓洞里的未婚妻曾紫霞。自从刘国被从渣滓洞押走之后，曾紫霞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这一天，李磊来到女牢。面带微笑，神态端庄，故意作出文质彬彬的样子。他同这个女难友寒暄两句，又向另一位女难友询问几句，好像很关怀的样子。女难友们心中嘀咕着：“这家伙今天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样，搞点啥名堂。”李磊先自我表白道：“我是最了解女人、也最同情女人的。”然后他转向着罗娟华、左绍英说：“像你们，整天在屋里做家务，哪里知道男人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可如今要你们为他坐牢，真不值呀！”罗娟华顺着他的话头说：“就是呀！我那男人经常不回家，他在外边犯了啥子法我咋个晓得呀？把我抓起来也真叫活天冤枉，我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要我都晓得了时，你们也早把他抓到了。”左绍英附合道： “真是，抓不到男的尽抓些女的干啥？”李磊把脸孔转向曾紫霞：“俗话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你一片真心还在这里坐牢，刘国已出狱了。我亲眼看见他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公子少爷有钱有势的哪个不是三房四妾呵！自古道：红颜薄命，红颜能有几时？你还不想法出去都成了老太婆了，难道他还在外边等你？”曾紫霞白了他一眼：“既然刘国都放了，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不放？”李磊假惺惺地说：“我还是很关心你们的，这不是来关心你们吗？”“既然所长关心就把我们放了嘛！”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你们这些女人家一起吼什么？我看你们最好自爱一些，检点一些。”李磊的话音刚落，女难友们就把他围在当中数落开了。 “所长，你的话说过头了！”“所长，你不是常说要讲理不要骂人吗！”“所长，这种话可不像你说的！”李磊被几个女人如此冷嘲热讽脸色气得发青，可他又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还必须维持“君子”风度，于是他迸发出比平时高八度的嗓音：“男不与女斗！……好男不与女斗！”边喊边跨出女牢牢门。李磊前脚刚走，女牢里调皮的难友就在后边学着李磊的腔调，摹仿着李磊的姿态表演开来。这一下可不得了，有的难友笑得直捂肚子，有的笑出了眼泪。女牢里发出的阵阵大笑传到男牢，男牢风门口便有人伸出头望着女牢问：“什么事？”这一问又使女牢爆发出一阵大笑。男难友也想笑一笑：“快传点消息来吧！”大家都在开怀大笑，唯有平日里热情活泼的曾紫霞愁眉苦脸地坐在一边。她相信李磊说的是假话，但是刘国毕竟是豪门子弟，难友们能相信他这种人会坚持到底吗？她从一些难友的表情上，已经看出她们对李磊的话有了几分相信。李青林一拐一拐地走过来，坐在曾紫霞身边，她看出了曾紫霞的心思： “紫霞妹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相信敌人，还是相信自己的同志？”“当然是相信自己的同志。”曾紫霞不知道李青林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刘国是不是自己的同志？而且你比所有人都更了解他，怎么能因为一两句谣言就怀疑起自己的心上人了呢？”李青林见曾紫霞没有回话，又接着说下去：“现在如果有人说刘国爱上别人了，你相信吗？”曾紫霞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我的傻妹子哟！”李青林轻轻地抚摸着曾紫霞的头发。“你要像相信他对你的爱情一样，相信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李青林把这最后几句话故意说的很响亮，她是想让全牢的难友们都听得见。曾紫霞明白她的好意，心里非常感激。不久，刘国又一次从白公馆被押到渣滓洞审讯，李磊的谣言不攻自破，曾紫霞那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她真不敢想象，要是自己的心上人叛变了，自己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刘国想在敌人的办公室里与曾紫霞见一面，但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她见面的希望。李青林也知道这件事，她考虑了很久，向曾紫霞提出让她绣个枕套给刘国，用以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套去却是可能的。曾紫霞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可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她根本不会绣。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她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套呢？是用曾紫霞的一条长裤改的，按李青林的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套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样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曾紫霞和刘国的两颗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没有绿线）绣一棵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在李青林精心设计绣成的这个枕套中，不也寄寓了她对自己和邵子南那美好爱情的怀念吗？枕套绣好了，曾紫霞把它交给看守黄茂才，托他设法转给刘国。黄茂才是1948 年4 月到渣滓洞的。当女难友向他诉说冤枉，没有换洗衣物，家中人不知下落时，他表现出了同情，并同意为她们送消息出狱。开始大家是试探性的，无论邮寄或送出去的信都是很普通的事，如要点衣物或告知父母亲属被捕消息之类，收信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党员或进步人士。试探成功了，送出的信都有了回音或反应。李青林首先了解到黄茂才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家住在农村，出身贫苦，刚从成都绥靖公署调来不久，不是老牌特务。李青林和江竹筠、胡其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他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就让大家经常找机会接近他。刚开始，大家给他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告诉他狱里有许多人家里有钱还为穷人闹革命，责问他家里没有钱为什么要去为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番话说得黄茂才低头不语。看得出来，他真的动心了。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黄茂才也看出来国民党早晚会垮台，就对难友们更关心了，除了给大家狱内外传递消息和东西，还把外边的报纸偷偷送进狱里。曾紫霞把枕套交给黄茂才后，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交到刘国手里。过了几天，黄茂才偷偷告诉曾紫霞，他已把这件事办妥了。曾紫霞听了，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解放后，曾紫霞见到了曾与刘国同牢生活过的罗广斌，请他回忆是否见过刘国用过这样一个枕套。罗广斌能清楚地说出曾紫霞出狱后送进白公馆的所有东西，记得那上面全是她写的刘国的名字，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刘国有过这么一个枕套。这用心血绣的枕套传到哪里去了呢？曾紫霞有说不出的遗憾！白公馆里有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小孩，他就是小萝卜头。每天他都来到老师黄显声将军的牢房里，学习文化知识。陈然来到白公馆的第二天上午，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孩子。每天上午，都有一个特务把他带到楼一室隔壁的牢房里。刘国告诉陈然，隔壁住着一位名叫黄显声（即《红岩》中的黄以声）的将军。到他牢房中去的那个孩子叫宋振中，大家都叫他小萝卜头。黄将军是小萝卜头的老师，每天都教他读书识字。在《红岩》小说中，黄将军只是一个配角，因而对他的描写并不多：住在成岗和刘思扬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声，身材魁伟，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再向后转，再机械地前进。他喂着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时，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乖乖，乖乖”。历史上的黄显声，却是一位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时，日寇铁蹄长驱直入，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就撤出沈阳城。待正规军退走后，担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将军，命令自己所辖的12 个公安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部队全部投入对日寇的抵抗。黄显声命令部队“非到不能抵抗时决不放弃驻地”。从18 日晚到21 日深夜，经过整整三昼夜的激战，沈阳各城门、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冲破，公安军警无法抵抗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才以分队为单位撤出。黄显声与张学良曾是东北讲武堂陆军预备学校的同学，彼此意气相投，既是挚友、至交，又是上下级，情同手足。“西安事变”前，黄显声追随张学良任东北军 53 军副军长兼119 师师长，在东北军中团结友好，作了坚决抗日的准备，组成核心组织。“西安事变”后，他联络进步青年，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漳河战役。后来到武汉多方活动营救张学良，甚至与宋子文当面顶撞。营救未能成功，他又联络流亡内地的东北军积极抗日，准备到延安抗大受训，并且准备组织新东北军。他将从沈阳带出来的100 支手枪，10 万粒子弹运到延安，支持八路军抗战。1938 年正准备于2 月6 日去延安时，被特务张碧天告密，以“通共反抗中央”的罪名，于2 月2 日在武汉被捕。一个爱国军人，家乡沦陷，生灵涂炭，日寇铁蹄长驱直入践踏大半个中国，自己不仅不能驰骋疆场，反倒不明不白地沦为阶下囚，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他从湖北、湖南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一次与难友吟诵古词，念到“报国欲死无战场” 一句时，竟号啕大哭。在息烽监狱里，黄显声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军人坦荡正直的高尚情操。他步伐豪迈，嗓音洪亮，经常向难友们宣称：“咱们坐牢，也要虎入笼中威不倒，不能灰心丧志。”黄显声性格刚烈，嫉恶如仇。有一次，他看见军统特务郑星槎欺负别的难友，忍不住怒火中伤，扑上去就挥起拳头狠狠揍了他一顿。还有一次，特务让狱中的难友阅读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黄显声不但一页不看，还把发下来作笔记的本子撕掉当了擦屁股的草纸。在白公馆监狱里，黄将军收了一个学生，他就是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小萝卜头八个月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就由妈妈抱着进了监狱。宋振中一天天长大了。他是穿着妈妈为他改过的难友的灰色囚衣长大的，是妈妈用监狱里的霉米烂菜喂大的，是坐在长年不见阳光的囚室里长大的，这样的生活严重地影响了他身体的正常发育——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脖子，瘦小的身子，就像一个“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的爸爸名叫宋绮云，他是一位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1929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西北军著名将领杨虎城的军部，任《皖南日报》主编，后来出任《西安文化日报》社长。党内职务是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在他的领导下，《西安文化日报》办成了一份进步报纸。“西安事变”发生后，这家报纸及时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印发了许多宣传品。他还想办法从上海买来一部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连同报社的一部分机器和铅字，派人秘密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他又秘密动员了十几个印刷工人前往延安。“西安事变”前后，他积极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并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给杨虎城将军当秘书，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卓著。1941 年秋天，他回家探亲，没想到让敌人知道了消息，结果落入了魔掌。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也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还是在江苏省家乡邳县的时候，丈夫是中共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她是县委第一任妇女委员。有一次，敌人派兵来抓宋绮云，他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逃走了。敌人扑了个空，就把正在学校里教书的徐林侠抓了去，关进了苏州监狱。当时她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但这却不能得到敌人的丝毫同情，他们为了从她嘴里逼问出宋绮云的下落，对她严刑拷打，还用绳子拴在她的大拇指上，把她吊起来。即使是这样，敌人也没从她嘴里得到一点口供，只好把她释放了。小萝卜头跟着妈妈先是被关在贵阳息烽监狱，1946 年7 月，他又和父母一起被押到重庆的白公馆，关进一间地下牢房里。这里的条件要比息烽监狱还恶劣。阴暗潮湿的地牢里，终年不见阳光，臭虫、蚊蝇乱跳乱飞，就像看守一样可恶。难友们全都睡在破布烂草上，吃的是发霉带臭味的米饭，唯一的菜只有几颗大豆。对于这样的环境，徐林侠倒不是太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能经得住苦难的折磨。她真正着急上火的是孩子的教育，小萝卜头眼看就要到6 岁了，该让他读书识字了。作爸爸的宋绮云也惦记着这件事，他三番五次向特务提出，应该让孩子出去读书，可是特务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们害怕孩子出去上学会泄露监狱的秘密。后来又经过多次交涉，特务们才勉强同意在监狱里找“犯人”给孩子当老师。一听到这个消息，徐林侠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小萝卜头更是一蹦三个高，拉着妈妈的手又笑又叫： “我要读书了！我要上学了！”徐林侠一边为孩子高兴，一边又在心里发愁。监狱里找不到铅笔，就连一张像样的纸也很难找到，让孩子拿什么读书写字呀？忽然，她看到了平时发给自己用的草纸，顿时有了主意。她一边把草纸剪成一块一块的，用针线钉成本子，一边把小萝卜头叫到身边，叫着他的乳名对他说： “森森，你能去读书，这个机会来得可不容易，这是你爸爸和叔叔伯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你可要用功呀！”“我知道，妈妈。”“森森，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你去读书吗？”小萝卜头贬巴了几下大眼睛，摇了摇头。 “你看监狱里的那些大人，都在刻苦学习，他们是准备将来出狱后、建设我们的国家。你看你爸爸，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也是为了将来做准备，你要向他们学习。”“我懂了，妈妈。”第二天上午，小萝卜头被特务押送着离开地牢，来到楼上黄将军的牢房前。他停住脚步，伸出小手在牢门上轻轻拍了几下。 “请进！”门里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小萝卜头跨进门去，恭恭敬敬地给老师鞠了一个躬，然后问候道： “你早，黄伯伯！”看到这样聪明伶俐又懂礼貌的学生，黄将军喜出望外，连忙拉他坐下来，教他认起字来。一个上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特务又把他押回女牢。特务刚一打开牢门，小萝卜头就像燕子一样扑进妈妈的怀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恨不得把一个上午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一股脑地都讲给妈妈听。他告诉妈妈，黄老师给他上了第一堂语文课。第一课的课文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才知道，他学习的第一册语文课文就是当时在狱中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给他编的。后来他又听说，罗老师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了。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罗老师脸不变色心不跳，还高声朗诵自己写的就义诗。小萝卜头听到这个消息后，小拳头摸得紧紧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但就是没有流下来。他在心底暗暗发誓：自己长大后，一定要为罗老师报仇！从此以后，小萝卜头每天都由特务押着去上课。来到黄老师的牢房门前，他总是要先敲门，进门后总是要先给老师敬一个礼，然后就开始上课。监狱里的学习条件很差，但他们俩一个教的认真，一个学的努力。黄将军用黄泥粉笔在地上写字，教小萝卜头认。有时候粉笔用光了，他就用手指头在腿上划。小萝卜头没有笔，就全神贯注地用耳朵听，用小脑袋瓜使劲记。回到牢房后，就趴在地上用小石头划字。地牢里夏天特别闷热，冬天特别寒冷，可是小萝卜头却不管这些，一下课回来，就趴在地上不停地写呀画呀。黄将军不仅教他认字读书，还经常给他讲一些历史、地理故事，教他作一个正直的人。小萝卜头记忆力特别强，老师讲完了，他就都记住了，回到牢房就讲给妈妈和其他难友听。有一天下课回来，小萝卜头显得异常激动，一进牢房就把一件东西举到妈妈眼前。徐林侠眼前一亮，这是一枝红蓝铅笔。对于正在学习的孩子来说，这可比金子还要宝贵呀！ “森森，这是哪里来的？”“黄伯伯送的，他说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小萝卜头又是兴奋，又是骄傲。有了铅笔，他却舍不得用，平时还是用小石头在地上写写画画，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用。他拿它简直像宝贝一样，从不让别人动它一下。监狱里学习没有课本，罗世文编的语文课本很快就学完了，黄将军编的课文他也学会了。没有书读的时候，他就捧起黄将军送给他的那本小字典翻来翻去。有的字难憧，不好认，他就向黄将军请教。有时候他学会了个难字，就去考问狱中的大人。你还别说，有的大人还真叫他考住了，弄得很不好意思，他却在一旁得意地格格直笑。小萝卜大学习十分用功，进步也特别快，于是，黄将军便给他增加了学习科目，上午教他学语文、算术，下午教他学俄语和画画。小萝卜头对学习俄语很有兴趣，黄将军教给他一个单词，他就很快记牢了。不久，还学会了简单的俄语对话。有时候他看见特务在一旁监视，就用俄语和黄伯伯对话。特务听不懂俄语，干着急也没办法。看着特务那个怪模样，小萝卜头偷偷直笑。小萝卜头生平第一次来到监狱外边，兴奋地东张西望。小萝卜头最喜欢的玩具扑克牌被敌人枪走了，他没有哭，倒安慰起自己的小伙伴来。凡是读过《红岩》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情节：一只长着光亮的翠绿翅膀的小虫，越过栏杆，飞到走廊上来。虫子的头上，长着一块美丽的透明的薄壳，像小姑娘披上了薄薄的蝉翼般的纱巾。这虫子纤细而温柔，透过薄壳还可以看见它红珠子似的小眼睛。入春以来，这种虫子很多，常常撞进铁窗，陪伴着长年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们。又飞来一只，它们并排在一起，故意在人面前骄傲地爬着。 “哟，多好看的小虫！”小萝卜头尖叫了起来，伸手捉住了一只。当他去捉第二只时，它张开翠绿的翅膀飞走小萝卜头两手轻轻捧着那只虫子，惟恐伤害了它。刘思扬摸了摸口袋，摸出一只偶然带来的，被特务没收了火柴的空火柴盒，丢出铁窗，送给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打开火柴盒，把虫子放了进去。他正要关上盒子的时候，突然瞥见那只虫子，在盒子里不安地爬动。啊，它失去了自由。小萝卜头若有所思地停住了手。他把盒子重新打开，轻声说道： “飞吧，你飞呀！”虫子终于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缓缓飞出栏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萝卜头高兴地拍着手叫： “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家去了！”一个从襁褓时期就失去自由的孩子，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他小小的心灵变得如此多愁善感，甚至对一个小小的虫子，也不忍心把它暂时拘禁起来。看到这里，很多人为小萝卜头的不幸遭遇流下了热泪。小说中还描写到，有一次，小萝卜头上完课后，双手抓住比他还高半头的楼栏杆，踮着脚跟，看白公馆墙外的群山。他不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出过监狱大门。但是他又告诉特务看守，他去磁器口耍过一回。这些描写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小萝卜头确实去过一趟磁器口，但不是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是随特务看守去买菜，而是随妈妈去看病。那是在1947 年，小萝卜头6 岁的时候。当时，徐林侠病了，而且病情十分沉重，两条腿肿得无法从裤腿里伸出来。多年的监狱生活把她折磨得浑身都是病，她是靠着坚强的意志才支撑到今天。这一次，她那虚弱的身体实在不能给她作主了。妈妈病了，小萝卜头心里十分着急，难友们也很着急。经过大家的斗争，敌人才同意送徐林侠去城里看病。但只能是她一个人去，不能带小萝卜头。徐林侠虽然病得很重，但头脑却很清醒。她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小萝卜头已经6 岁了，却从来没有见识过监狱外的世界，应该趁这个机会带他出去走一趟，不然也太对不起孩子了。于是，她向敌人提出，必须带上孩子一起去看病，她离不开孩子，不然宁肯病死，也不去看病。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徐林侠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敌人却害怕她逃走，给她带上了手铐，然后把她和小萝卜头一起锁在轿子里，抬出了白公馆。轿子向离白公馆不远的小镇磁器口走去，那里有一个诊所。轿子里四周都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小萝卜头就趴在这个小孔上，贪婪地向外边张望着。他第一次看见了外边的田野，田野里的青草；他第一次看见了路边的土地庙和里边的泥菩萨；他第一次嗅到了外面新鲜的空气，听到了鸟语、闻到了花香。这一切本来都是平平常常的，但他却感到无比的新奇和生动，一边看一边不住嘴地问妈妈：“这是什么？”“那是干什么的？”轿子抬进了磁器口，他的眼睛更不够用了，他第一次看到了用石板铺成的小街，街边的杂货店，背着背篓赶路的行人突然，他的目光被路旁的一个棺材铺吸引住了，那里摆着一口油漆描金的棺材，他觉得这东西很好玩，就问妈妈： “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那叫棺材，是装死人用的。” “那我们死后也装在那里边吗？”小萝卜头天真地问。徐林侠听了，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说道： “孩子，你不会死。等你长大了，还要消灭反动派，建设新中国。全世界的孩子，将来都要过幸福生活！”小箩卜头虽然只是通过那个碗口大的轿孔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磁器口看病回来，他兴奋得不得了，见人就讲他的所见所闻。一连好几天，他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从早到晚唱着快乐的歌。难友们听着他那兴致勃勃的描述，从心里为他高兴，可是一转眼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太可怜了！这样的孩子太让人心疼了！过了几天，小萝卜头的兴奋劲消失了，他陷入了沉思和悲哀之中。5 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和爸爸妈妈是“没有自由”的人，可是那时候他对“没有自由”这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体会，这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他的心底才真正涌起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有时候，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牢房的高墙下，通过电网的空隙，望着分割成一块块的支离破碎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 “我要是有自由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不停地到处奔跑！”有时候，他又一个人蹲在牢房的角落里，拿出纸笔画呀画呀。黄将军教给他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梅花鹿和仙鹤。他画的梅花鹿和仙鹤像极了，谁见了谁夸。每当这时候，他就在心中这样想： “要是能变成梅花鹿，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要是能变成仙鹤，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该有多好呀！”女牢里有一个马桶，特务雇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负责倒马桶。每天吃饭前后，这个女人就来把马桶搬出去，然后拿着从管理室取来的钥匙，把白公馆大门打开，走出一小段路，把马桶往山根下一倒，再回来锁上大门。小萝卜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在他那个大大的脑袋瓜里打起了主意来。以后那个女人每次来倒马桶，他都上前帮人家一把。他人小力气小，也帮不上什么忙，但一来二去倒是和人家混熟了，到了大门也没人在意。有一天、趁特务没看见，他就跟在那个女人身后跑出了白公馆的大门。站在大门口，小萝卜头立刻被外面的景色吸引住了。歌乐山上有青翠的树林，山间有蜿蜒流淌的小溪，蓝蓝的天上飘着一朵朵白云，黄昏归林的乌鸦一群群从天上飞过。 “我要是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多好呀！”小萝卜头的目光随着鸟儿向远方移动着 …… 在《红岩》小说中，只写到小萝卜头一个孩子。其实，当时在白公馆里关押过的孩子不止小萝卜头一个。那是1947 年深秋里的一个早晨，小萝卜头刚睁开眼，就发现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难友，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了，可是那个小女孩还穿着单衣，此刻她还没睡醒呢。小萝卜头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妈妈身边。妈妈告诉他，新来的这位阿姨叫葛雅波，那个小女孩是她的女儿，今年12 岁了，比他大4 岁。那个小姑娘醒了，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她面前。他那张小脸绷得紧紧的，带着几分严肃，但更多的是好奇。 “我叫宋振中，妈妈叫我森森，大家都叫我小萝卜头。”他先做完了自我介绍，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碧涛。”小姑娘怯生生地答道。小萝卜头见她还有点怕生，就主动上前拉住她的手，亲热地说： “碧涛姐姐，我可是这里的老政治犯了，这里的所有人我都认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忙。”李碧涛见他小小的年纪，却一副大人腔，忍不住笑了。两个孩子没说上几句话，就成了好朋友。望着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得那么开心，徐林侠和葛雅波两位母亲从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第二天，小萝卜头到楼下男牢房门外的走廊里，看难友们在草纸上写字、学习。小碧涛看见了，也想走出去跟他玩。她没走出多远，就被特务看守杨进兴看见了，一把揪住她的小辫子，把她拖回牢房，还骂了一通特别难听的话。小碧涛又怕又气，躲进妈妈怀里哭起来。这时候，小萝卜头攥着小拳头冲过来，高声叫道： “不许欺负小孩！不许骂人！”杨进兴瞪了小萝卜头一眼，扬长而去。小萝卜头望着不断抽泣的小碧涛，向四周望了望，突然跑到墙角，敏捷地从一堆杂物里翻出一副扑克牌，吹去了上面的尘土，塞到了小碧涛的手里。这副自制的扑克牌比火柴盒大一点，是难友们送给小萝卜头的，也是他唯一的玩具。小碧涛止住了哭泣，和小萝卜头玩起扑克牌来。他们俩只会玩“比点”、“算得快”、“排龙”等几种游戏，但是却玩得津津有味，玩了一遍又一遍。他俩最爱玩的一种游戏叫“开宝塔”，用扑克牌扣着一行一行排起来，一行比一行多，排上十几层，然后从下边往上边翻开。要是能把所有的牌都按一定数翻开，就算“宝塔”开了。 “宝塔”很难开，排一遍不行，他俩就再排一遍。你排不行，我就来排…… 一副小小的扑克牌，在这阴暗狭窄的牢房里给两个孩子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扑克牌玩累了，他俩就坐在一起谈东说西。小萝卜头告诉碧涛，在这里叫“坐牢”，坐牢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他还告诉碧涛，这几天又来了什么新难友，长的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还有谁又被特务提走受审上刑了，谁是不屈的好汉…… 碧涛告诉小萝卜头，外边有街道、商店，还有学校；田野里有河流、村庄，还有大山；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全都穿上了新衣服；爸爸妈妈从外边回来，给孩子们带来好吃又好看的糖果和点心…… 在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从来没见过外边的世界，小碧涛讲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听得入了迷。在小萝卜头短暂的一生中，和小碧涛在一起玩耍的那些日子，是他感到最快活的时光。一天下午，敌人突然对“白公馆”进行突击搜查，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务涌进女牢房，把屋里的东西翻个乱七八糟。有个特务一眼看见放在小碧涛床铺上的那副扑克牌，不容分说就把它抢走了。唯一的玩具被敌人抢走了，小碧涛伤心地哭了很久。小萝卜头上前安慰她说： “姐姐，别哭了，我们长大了再找他们算帐，把他们全都关起来！”小碧涛还是哭，小萝卜头又说： “姐姐，以后我们自己再重新做一副扑克牌！”慢慢地，小碧涛不再哭了，小箩卜头发现她的心情还很不好受，就像小大人似的告诉她： “东西要藏起来，不能随便放在床铺上。”然而，小萝卜头与碧涛姐姐再玩扑克牌的心愿终于没有实现。1948 年，小碧涛和她母亲由打入军统的舅舅保释出狱。临分手那天，小萝卜头哭了；抓住碧涛姐姐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小碧涛的妈妈葛雅波拿出一瓶乳剂鱼肝油，交还给徐林侠。在狱中，药品是极其缺乏的，有时竟像金子一样宝贵。这瓶鱼肝油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瓶鱼肝油是黄显声将军送给小萝卜头的。他见小萝卜头长得又瘦又小，便利用自己狱外的社会关系，弄来了一瓶鱼肝油。在当时这是十分稀罕的东西，徐林侠没舍得给孩子吃。不久，小碧涛被抓了进来，徐林侠便把这瓶药放到葛雅波的手上。葛雅波哪里肯要，把它放回徐林侠的手上，说道： “你还是给森森吃吧，你看他长得那么瘦小，鱼肝油对他太有用了！”“森森过惯了艰苦的生活，不吃也行。我担心小碧涛一下子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缺乏营养，还是给她吃吧！”徐林侠不等葛雅波说话，就硬是把药瓶塞到她手里。小萝卜头也在一旁说：“阿姨，你就给碧涛姐姐吃吧，我用不着。”葛雅波心里十分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把这瓶药收下来。但是她却没有给女儿吃，而是把它收藏起来。如今他和女儿要出狱了，便把这瓶药拿了出来。妈妈把那么珍贵的药品送给别人，小萝卜头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妈妈总是愿意帮助别人，这样的事情他见过的太多了。有一个姓王的小孩，因为狱中生活条件太差，生了一身疮，又得不到医治，脖子上都生了蛆。特务们把他拖出牢房，扔进了死亡室。徐林侠和难友们一起和特务交涉，把他抱了回来，就像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理他，总算把他救活了。从此后，她只要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全都分给那个小孩和小萝卜头，而且每次都是那个小孩吃的多，小萝卜头吃的少。碧涛姐姐跟着妈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30 年后的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到白公馆旧址，他们在小萝卜头当年住过的牢房里停留了很久。他们离开之后，工作人员发现在小萝卜头的塑像前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个洁白的小花圈，还有一副精心制作的小扑克牌。上边提到的那个姓王的小孩，也是在监狱里出生的，他要比小萝卜头还不幸，从未看见过监狱外边的天空、树林、溪流是什么样子。他的父亲叫王振华，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肄业，因参加托派组织而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恋人黎洁霜。在狱中，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思想逐渐进步。他们在息烽监狱里被关了好几年，但同在一处却见不到面。转押至白公馆后，经过坚决斗争，敌人才允许他们在狱中结婚，同囚一室。他们生下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叫王小华，一个叫王幼华。小萝卜头也很喜欢这小哥俩儿，他们就住在黄将军的隔壁，每次上完课后，他都要从他们住的牢门口往里望几眼，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在一起玩耍。和狱中其他难友相比，小萝卜头还是有一定“自由”的。起初他去黄将军那里上课时，来回都有特务押解，时间一长，特务就放松了对他的看押，上下课时常让他自己走。由于他年纪小，特务们平时对他也看管不严，他可以在楼上楼下随便走动。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狱中唯一的“自由人”。狱里的同志就利用他这个便利条件，偶尔叫他带带口信。小萝卜头很机智，警惕性又高，每次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有一天，小萝卜头要去楼下看爸爸，走到爸爸住的牢房门口，刚想和爸爸打招呼，就看见爸爸正在和一个叔叔小声说话，看样子是在研究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爸爸一抬头看见了小萝卜头，没有像往常那样露出慈祥的笑容，而是表情严肃地向他使了个眼色。小萝卜头顿时明白了，他转身走到门外的栏杆边，坐到上边，作出玩耍的样子。每隔一小会儿，他就抬起头，大眼睛骨碌碌地向左右张望。忽然，他看见走廊另一头晃过一个特务看守，正朝这边走过来。这可怎么办？小萝卜头急中生智，假装不小心从栏杆上滑下来，“唉哟唉哟” 地叫起来。 “瞎叫什么？”特务看守不耐烦地嚷道：“别在这里玩，快走！”特务看守把小萝卜头赶走了，伸头往牢房里瞧了两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一晃一晃地走开了。特务看守刚一离开，小萝卜头又回来了。爸爸站在牢房门口，伸出手来抚摸着他的头发，夸奖道： “森森真机灵！”从此以后，只要看见妈妈或爸爸在牢房里和人小声说话，他就会很快走开，坐在门外的栏杆上放哨。如果有特务过来了，他就想办法弄出些响动来，屋里的人就会停止谈话。小萝卜头的出色表现使妈妈、爸爸和难友们对他越来越信任了，开始把一些重要一点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有一天，妈妈把他拉到身边，拿出一个刚缝好的小布口袋，塞到他手里，轻声地说： “你去把这个交给院子里的那位疯伯伯，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要是被人发现了，你就说这是你留着自己用的，千万不要说是送给疯伯伯的。”小萝卜头每天都能在白公馆的院子里看见疯伯伯，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打扫卫生。小萝卜头本来还有些瞧不起他，但如今妈妈却要送东西给他，看来这里边一定有名堂。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送给疯伯伯一个布口袋，但是从妈妈的神情上，他敢断定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于是他郑重地点了点头。小萝卜头把那个布口袋藏在衣服里，一蹦一跳地向院子里走去。他一会儿蹲在这儿挖挖土，一会儿跑到那儿瞧瞧天，好像在一心一意地玩耍。慢慢地，他凑到了疯伯伯身边，一看左右没人，就迅速地掏出那个布口袋，塞到疯伯伯的手里。他头也没回地走开了，又在院子里玩耍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黄将军也知道小萝卜头在监狱中传递了不少消息，一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有用的消息，就讲给他听，通过他再讲给难友们。有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向西南挺进的消息，就把胜利捷报写在小纸条上塞给小萝卜头，让他带到楼下给大家看。那时候，大家只要听到小萝卜头在院子里喊一声“蒋王八又打败了！”就知道这准是解放军又打了一次胜仗。转眼间，1949 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小萝卜头又给大家送来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介石的好几个兵团都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狱中的党组织想利用过春节的机会，开一个庆祝会。送口信的任务又落在小萝卜头的肩上。爸爸亲口把开会的时间和具体要求告诉给小萝卜头，他一字不差地记在心里，然后高高兴兴地执行任务去了。他从楼下跑到楼上，从女监跑到男监。不大工夫，开庆祝会的消息就在白公馆里所有难友中传开了。小萝卜头回到了牢房，妈妈和难友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都夸他是监狱中的小“小交通员”。春节那天，放风的时间要比平常日子长一些，难友们心照不宣地一起聚集到院子里，开起了庆祝会。他们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气氛十分热烈。 “欢迎小萝卜头出一个节目！”有人提议道。小萝卜头大大方方地站出来，给叔叔阿姨们跳起秧歌舞来。他又是蹦，文是跳，看得大家直拍巴掌…… 小萝卜头遇难时年仅8 岁，但是因为他曾在监狱中干过革命工作，所以解放后被评为烈士。陈然接过从门缝里塞过来的报纸，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起来。宣灏惨遭毒打，许晓轩挺身而出。他说出了一个特务们完全想不到的理由。陈然被关进白公馆后不久，黄显声将军就让小萝卜头去打听陈然的情况。从那嘹亮的歌声中，黄将军就喜欢上了这个还未见过面的年轻人。陈然也是通过小萝卜头得知黄将军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他是当时狱中唯一受到这种优待的难友。不过，他每天看过的报纸，第二天就被特务取走了。狱中不通消息，外边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狱中的难友却全然不知，这是最令大家着急的事情。黄将军十分了解难友们的这种心情。当他通过小萝卜头得知陈然的床铺就紧挨着他住的这间囚室时，不禁生出个主意。这两间屋子原先是相通的，中间有一扇门。改成囚室后，这扇门就封死了。但黄将军发现，门上有个缝可以塞进去纸片。夜深人静，陈然忽然听到耳边响起两下轻轻的响声。他警觉地坐起来，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啪啪！”又是两声。他听出来了，这是隔壁的黄将军在敲那扇封闭的门。陈然也伸出手去，在那扇门上轻轻敲了两下。不大一会儿，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报纸，报纸里还夹着一个小纸条。借着从签子门射进来的微弱灯光，他看清了纸条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天亮前务必归还。” 陈然哪里还能等到天亮，立刻贪婪地读起来。这报纸是国民党官方办的，通篇没有多少真话，但是陈然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了，47 万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东北全境获得解放；东北野战军改成第四野战军，向平津挺进；中原野战军在挥师东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已经是插翅难逃…… 陈然越看越兴奋，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报纸原路送回。他悄悄喊来刘国，从他那里要来一支短短的秃头铅笔，又从香烟盒里找出一张小小的薄衬纸，然后凭着记忆，把他看到的那些消息简要地写在上边。白公馆的楼上楼下有一些秘密孔道，这是难友们以前发现的，用来传递过几次纸条。如今，这些秘密孔道可派上了大用场。陈然写的纸条在白公馆的难友们中间传开了，写在上面那一条条鼓舞人心的胜利喜讯好像一股温暖的春风，吹遍了这阴冷潮湿的监牢。从此以后，难友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给人带来欢乐的纸条。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重要会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到达北平！”“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南京宣告解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看到这一条条消息，难友们尽管还要抑制住热烈的欢呼，强压住激动的心跳，但却压不住心花怒放。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这些小纸片是“《挺进报》白公馆版”。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这个秘密被特务发现了。小说《红岩》对这件事是这样写的：狱中有个难友叫胡浩，由于长期的折磨他变成了高度近视。这一天放风的时候，他正躲在屋角里激动地读成岗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中共中央七届二次会议文件，竟没有发现看守长杨进兴（白公馆看守长的真名实姓就是杨进兴）偷偷地靠了上来。特务早就怀疑狱中有党组织，而且怀疑狱中的党组织与外边的地下党有联系。看到了这份共产党的文件，更相信这是地下党通过秘密渠道送进来的。胡浩不是共产党员，他不可能直接得到这种文件，肯定狱中还有其他人与狱外有联系。于是，他们当众毒打胡浩，企图从他的嘴里掏出文件来源的秘密。皮鞭在空中抽得呼呼地响。一下，又一下，血从破裂的肉体上流出来，淌到光滑的地板上。声音低沉下去，呻吟着，喃喃地断续地在空中萦绕： “……我写的……我……写……的……”冷水泼在血泊里，抓住头发，向上提，再提。 “问你是谁写的？”“我。”当时在白公馆中并没有人叫胡浩，但是却有一个叫宣灏的人，曾因传看“狱中《挺进报》”遭到了毒打。他是江苏江阴人，家里很穷，11 岁就帮着父亲挑担卖鱼，16 岁到水果店学做生意。18 岁又到上海东南医专解剖实习室当助手。1935 年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师。1940 年，他看到一则以“中央军校特种技术训练班”名义打出的招生广告，以为能学到一些军事知识，也好抗日保国，没想到受了欺骗，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是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他在这种地方照常和外面思想进步的朋友通信，照样读他爱读的进步书籍。结果入班不到四个月，就被关了禁闭。一天夜晚，外边下着细雨，他从禁闭室里逃出来，想跑到皖南去投奔新四军。刚跑出十几里路，又被捉了回来，送进息烽监狱，后转来白公馆监狱。在长达9 年的囚禁中，他与一批批革命志士接近，深受熏陶感染。如今，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招，他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那些他敬爱的共产党人。外边不断传来令人心悸的叫喊，皮鞭抽打在宣灏身上，就好像抽打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务们在故意大声吆喝着，不断地催促着搬来更多的刑具。杨进兴一边指挥着特务们拷打宣灏，一边用阴险狡猾的眼神向牢房这边扫来。他知道，共产党员不会让无辜的群众为他们牺牲。陈然早想挺身而出，承认这纸条是他写的，但是他住在楼上，宣灏住在楼下，如果他承认了，就有可能暴露狱中的秘密联络通道，甚至会把黄将军牵扯进来，从此断绝消息的来源。刘国也想挺身而出，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说才能让敌人相信，他在狱中也能够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许晓轩站了出来。 “住手！不许打人！纸条是我写的！”这声音不大，但却使特务们放下了鞭子。杨进兴兴冲冲地向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即《红岩》中的陆清）报告。他以为这回可抓住了一条大鱼。陆景清可要比杨进兴还老奸巨滑。他早就听说过，这个许晓轩在难友中威信很高，很可能是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人。此人1940 年就被捕入狱，早已将严刑拷打视为家常便饭，恐怕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来。许晓轩被带进了陆景清的办公室。 “许先生，请坐。”陆景清对许晓轩很客气，脸上还挤出一丝笑容来。 “既然你说纸条是你写的，我倒是愿意相信。”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扬了一下从宣灏手里抢来的那张纸片。“但我不相信你能写这么一手漂亮的字。” 许晓轩看了陆景清一眼，走到桌边拿起了铅笔，坐下来，摊开白纸，但他又停下笔，要来了刀子，从容地把笔芯削得又尖、又细，然后，在白纸上沉着地写起来。杨进兴站在齐晓轩背后，尖锐的眼光，注视着他每个细小的动作。按小说所写，许晓轩写完了几行字后，陆景清马上把这张纸和原来那张破皱的纸条，一齐装进公文袋，送到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检验室进行笔迹鉴定。几个钟头后，鉴定结论出来了：字迹相同。实际上，陆景清并没有搞什么笔迹鉴定，他只是和几个特务把两张纸放在一起端详了半天，翻来覆去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也就没深究。许晓轩斗争经验很丰富，也很有远见。为了预防意外，他平时就注意模仿陈然的笔迹，结果模仿得很像，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陆景清还是不死心，又是一声冷笑： “许先生，你被捕前虽然是共产党的区委委员，但你已经坐了八九年的牢，你怎么能知道狱外的消息呢？”许晓轩也冷笑一声，他说出了一个特务完全想不到的十分简单的理由： “那天，我在放风的时候，走到院坝里散步，偶然发现了管理室的门没有上锁，里面又没有人，于是，就走了进去，随意翻阅着报纸，为的是想看一看有没有释放政治犯的消息，不料在报纸上，发现了公开刊登的我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一番话说的杨进兴脸色灰白。他发觉自己被牵连进去了，而且有重大责任。忘记锁门的疏忽，在他是常有的事情。 “随你们怎么办吧！”许晓轩站起身来，缓步踱到窗口，望着远处油绿的青山和浮在空中的白云。陆景清也拿这位老政治犯没办法，只好罚他戴上重镣，关进地牢。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浪就这样平息下来了。陈然不敢相信，一个已经坐了八个月牢的领导干部会准备去当叛徒。一个已经成了叛徒的人痛心地流下了眼泪。一连好几天，陈然都注意到李文祥的情绪有些不对头。一大早起来，他就坐在牢门口望着外边出神。陈然喊他的名字，他好像没听到一样。自从住进白公馆的同一间牢房后，陈然就和李文祥成了好朋友。陈然喜欢写文章，李文祥爱好文艺，两人很有一些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探讨文学艺术问题。两人虽然时不时地发生一些友好的争论，但难捱的牢狱时光也被打发掉了不少。可是近来陈然发现，李文祥整天唉声叹气，好像有什么心事。陈然找来一本蔡仪的《新艺术论》，兴致勃勃地给他看，他却晃了晃头，说：“我懒得看理论上的东西。”陈然猜想他一定是在想念新婚妻子熊咏辉，就开他的玩笑。难友们都笑了，可他却一声不吭地把脸扭到了一边。这一段时间，特务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问。每次回来，他都往床铺上一躺，两眼望着天棚发愣。在陈然的再三追问下，李文祥终于说出了实情。这几次到渣滓洞受审，敌人既不打他，也不骂他，而是把熊咏辉从女牢提出来，让他俩见面。新婚不久的夫妇在这种场合见面，当然会百感交集，当然会掉眼泪，而就是这些使李文祥觉得内疚，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熊咏辉。 “老李，这是敌人在用感情因素……”陈然及时地刹住了话头。他看出来这是敌人在搞诱降，但面对着一位当过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有着十几年党龄的领导，他无法把“诱降”这两个字说出口。 “陈然，咱俩是好朋友，我有心事也不瞒着你。你说，咱们受苦受难了这么多年，一点报酬和享受都没得到，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我们要是死了，这划算吗？” 陈然吃惊地盯着李文祥的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话是他这种人应该说出来的吗？ “老李，我觉得你的想法有点不对头。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你说我自私？” 李文祥有点不高兴了。 “老李，我们都相信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正因为这样，我们跟敌人斗争就更有劲头了。敌人想拉拢我们，正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除然想用热情的话语帮助他振奋起来。没想到李文祥眼睛一闭，脸上分明流露出不耐烦的模样。 12 月13 日这天，李文祥又被特务带出白公馆，前往渣滓洞。昨天晚上，陈然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然而，任凭陈然磨烂了嘴皮子，李文祥还是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甚至流露出不打算在这里坐牢的念头。陈然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见得惯如此窝窝囊囊的人，本来心里就有火，又听他有向敌人屈服的意思，实在忍不住了，冲他叫道： “你记住，你要是敢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情，我就撞死在你面前！” 李文祥被带走了。陈然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难道……他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下想。他收回目光，一转头，又在牢房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叛徒涂孝文。涂孝文虽然当了叛徒，可是特务却不相信他。徐远举认为他还有所隐瞒，就把他送进了白公馆。没把他关进渣滓洞，就算是照顾他了。陈然最初来到白公馆时，感到非常不习惯，这里不仅关着自己的同志，还关着犯有过失的国民党特务，也关着像涂孝文这样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叛徒。涂孝文也知道没有人瞧得起他，所以整天躲在角落里，不与任何人交谈。有一天，突然一只卤蛋扔到他的床铺上。他吃惊地抬起头来，刘国正朝他微微点了点头。卤蛋是刘国的家里人捎进狱里来的。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上难找的美味佳肴了。刘国给每人都分了一个，同时没有忘记涂孝文。涂孝文坚持不要，可刘国硬是坚持着要他吃下去。在这之前，许晓轩、刘国、陈然、王朴几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许晓轩首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涂孝文虽然当了叛徒，但与刘国定、冉益智不同，他一直在徨犹豫之中。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拉他一把，而不是推他一把。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地下党组织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刘国等人就有意去接近他，当他生病的时候，又把自己珍藏的营养品拿出来接济他。渐渐地，涂孝文和大家有了来往，话也多起来了。有一次，涂孝文和刘国谈着谈着，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他说他犯的错误太大了，自己没有脸请求组织原谅，但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他还大骂冉益智无耻，这个家伙居然劝诱自己说出下川东党组织的机密。他更痛恨自己是个软骨头，未能经得住考验。刘国安慰他说：“过去的事再后悔也没有用，关键看将来。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坚守住最后防线，不要再交待什么人了。”涂孝文使劲眨动着闪着泪光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这个保证涂孝文倒是做到了。从此之后，他没有再给敌人提供过什么情况。陈然也跟涂孝文有过交谈，但他从心底蔑视这种没有气节的人。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一个坐了八个月的牢，表现出了很好的气节的人，会不会丧失气节呢？陈然下定了自杀的决心，他要以自己的不怕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陈然开始加紧实施他的自杀计划。这一次到渣滓洞与妻子会面，特务对他可不像以往那么客气，只让他们匆匆见了一面，就把熊咏辉带回了女牢。一个不知什么名姓的小特务走过来，好像幸灾乐祸似的告诉他：“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喽！”什么？李文祥哪能听不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要枪毙我？会不会连我妻子一同枪毙？我要是一个人死了，我妻子怎么活下去？有没有既能活命又不当叛徒的办法？我要是只讲几个已经暴露的同志的名字算不算叛徒… …? 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在床铺上折腾了一夜。第二天，这个李文祥走进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机关，成了可耻的叛徒，出卖了何柏梁等10 余名同志。徐远举给了他一个少校的官儿，留他在特务机关协助工作。李文祥叛变的消息很快就传进狱里，而且传来了李文祥为自己叛变编造的三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8 个月。我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李文祥的叛变，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中的难友们的心头，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为什么一个老党员，一个负责干部，已经经受了8 个月的考验，最后却又叛变了呢？一时间，狱中斗争气氛沉寂下来，有不少人感到失望。李文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女牢，起初很多人不相信。大家商量好了一起瞒着熊咏辉，她在狱中表现得还很坚强，应该把消息弄准确了再告诉她。12 月里的一天，曾紫霞突然看见曾在新中国剧社工作过的程谦谋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曾紫霞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曾紫霞，出卖他的人就是李文祥。熊咏辉终于知道了她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恩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纷纷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她没有别的指望，同女牢的伙伴共同生活到天亮就是她的愿望。就在这时，传来了叛徒丈夫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的消息。她的脸上又布满了愁云，他成了叛徒的妻子，要继续坐牢已办不到。她想采取什么手段赖在这里，李青竹、江竹筠几个人对她进行了耐心深入的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赖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她哭着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可都知道呀！”难友们虽然不断劝慰她，可总找不到万全之计。曾紫霞十分理解她的处境，于是要她记住一个地址，让她在绝对安全而又不影响同志的情况下去找那个人，要那人把她送离重庆。就这样，难友们看着她痛苦而艰难地离开了渣滓洞女牢（后来才知道，她为了不让别人受到牵连，没有去找那人）。李文祥的叛变对陈然打击最大，他的心头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他思来想去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领导干部经不起考验？他们是领导者，为什么反而没有普通党员意志坚定呢？他又联想到，很多人曾像自己一样，认为自己的身份只有上级领导知道，因而明知有危险，也没有采取措施。很多同志就是这样被自己的上级出卖后入狱的。陈然把自己的想法和王朴讲了，王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沉痛地说： “不能用理想主义来看待党组织，也不要盲目迷信上级，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是血的教训呀！如果我们日后有谁出狱了，一定要把这个教训写出来反映上去。” 陈然还有一件更着急的事情，那就是不能眼看着同志们的情绪由此而低落下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斗争，如果不始终保持昂扬的情绪，就很可能向敌人屈服，李文祥就是一个例子。可是，怎么才能鼓舞起大家的斗志呢？当敌人又一次提审他时，陈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自杀！他决心以自己的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以自己的死来抹去难友们心上的阴影。他要以自杀的行动鼓舞大家向凶残的特务作坚决的斗争，向全狱的人宣告：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陈然开始认真地实施这个计划。当然，他不能贸然去死。最初他想到了绝食，这样就可以把自杀变成一个振奋难友们斗志的过程。但转念一想，这样会太伤难友们的心。后来，他又设想抓住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全狱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见的时机，最好是在放风时，摆脱特务的监视，站到楼顶上，向全体难友，也向凶神恶煞的特务看守，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纵身从楼上跳下自杀。能碰在电网上死去更好。就在陈然加紧实施他的自杀计划时，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这是一纸求和声明：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早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 月14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七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紧接着，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派出和谈代表，声称要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不管国民党政府宣布和谈是真是假，这起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能够左右中国大局，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再与人民对抗下去了。一个新时代很可能马上就要来到了，狱里的同志们情绪又高涨起来，陈然也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监狱里掀起了学习热潮。狱中图书馆给难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江竹筠相信能活着出去。渣滓洞和白公馆相距五里之遥，两处的特务相互间可以用电话联络，两处的难友却处于隔绝状态。1948 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子柏由白公馆移监渣滓洞时，1941 年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白公馆狱中党支部委员谭沈明曾嘱咐他，要争取建立两处之间的联系。但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实现。李文祥叛变后，渣滓洞的同志们不知道白公馆的难友们情况如何，更不知道陈然有自杀的打算，但他们对外边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也开始考虑怎样以饱满的政抬热情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在1947 年1 月17 日这一天，利用渣滓洞各狱室连日来举行追悼会，纪念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的机会，江竹筠把自己近日来的想法拟成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审讯时的应付；三、狱中学习心得。在每一项下边，都附有详细的说明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体会。这份讨论大纲与江竹筠给难友的回信一起传递到男牢里，难友们见了，都深为激动。每个狱室都由共产党员带头，在不泄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尤其是讨论关于保持革命气节的问题。由此，渣滓洞监狱中出现了一股学习和讨论热潮。在此之前，女牢已有学习讨论的传统。起初是秘密进行的，看上去就像是三三两两在闲聊。这样做是因为彼此的身份还不十分清楚，另外还要防备牢里混进“红旗特务”。后来，女牢里基本上分为三个组，三个组的主持人分别是江竹筠、黄玉清和曾紫霞，她们三个人拟定学习计划、讨论内容等，李青林、胡其芬当参谋。实际上许多事都是大家商量，她们三人主要是作具体安排。最麻烦的是没有书，她们三人先把自己记忆的东西一块凑出来，用竹签子蘸红药水或墨写在草纸上（当然以江竹筠为主，她记得又多又准），写好后给李青林、胡其芬、张静芳等年纪较大、文化也较高的难友看后提出补充，然后再重抄一遍。三个组不是同时学习，一个组学习，一个组站岗放哨，一个组做牢里该做的事。女牢里学习的较久、有些内容反复学习过的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地下斗争时期，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最小的限度，党组织交代任务，同志之间接头，凡是能用脑子记忆的都要求不用纸笔记，有的反复背诵达数十遍，因此这些难友们都练就了记忆的特殊本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学习内容就是几个难友靠记忆整理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女牢中学的时间最久，也学得最仔细。老同志的本事在学这篇文章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她们硬是背得烂熟，而且理解得相当好。曾紫霞入狱前没有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出狱后，1949 年11 月在西康荥经民盟办的妇女班里居然能讲《新民主主义论》。她看到印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在狱中凭记忆写出来的章节的标题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地方次序番号颠倒了。围绕着江竹筠提出的讨论大纲，女牢组织的讨论也非常热烈。这些讨论与后来那些“放空炮”的会议完全不同，提出的问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感到有必要解决的，因而大家讨论起来就十分带劲。根据曾紫霞解放后的回忆，当时的讨论中曾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人问：“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是否应该不同？是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应做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的样子？”一人答：“暴露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当然不一样，有个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临牺牲时也没有表现慷慨就义的气概，记得当时有同志说反正都要牺牲了，无论如何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对，可我们的领导批评了这种说法。我记得他反问我们：‘如果敌人是假枪毙呢？你岂不就暴露了？还有同你要好的、联系密切的人岂不是会因为你的暴露而受到牵连甚至被捕吗？ ’”又有一人问：“说了死了的人也不对吗？反正人已经死了。”一人答：“也不是说不能往死人身上推，如果死了的人是暴露了身份的，你说了死人以为没有关系，可就容易暴露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身份，为掩护自己和其他同志，往死人身上推当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如果死人没有暴露身份，你自己暴露了而往他身上推，就有牵连到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危险了。”另一人答：“敌人审问时你自己必须注意他的目的、他掌握了你多少情况。最好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不是一句一个不知道，而是让他从你嘴里得不到一点东西还要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接着一人说：“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党员在被捕后也不是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那么恰当的，谁都不是生来就是成熟的革命者。”除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之外，狱中的难友们还抓紧学习文化知识，积极锻炼身体。尤其是随着形势的好转，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变得大起来，难友们更有了学习和锻炼的自觉性。谭沈明曾这样对难友们说：“我们被捕太久，组织上可能已经不知道我们了，但为了革命，为了真理，我们要永远坚持下去。”他入狱前仅有高小文化，但他通过顽强的自学，能够用俄文写读书笔记、日记，而且数年坚持不断。解放后，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同志把他写的俄文笔记送到外语学院，请那里的老师翻译出来。外语学院的老师起初并不知道这些笔记是什么人写的，一边翻译一边赞叹道：“完全达到了大学水平，这个人可真不简单！”狱中是根本没有学习条件的，但这点困难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桌子，他们以床铺、地板、膝盖、枕头代替，铺上纸就可以写东西。没有笔墨、纸张，用烂棉絮烧成灰，调上水就是“墨汁”。把竹筷子削尖就是上好的笔，烟盒纸、草纸、白衬衣撕成块就是纸，有人干脆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书写。狱中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军事的学习小组，先后有车耀先、许晓轩、谭沈明、李子柏、何雪松、韩子重等参加，他们多数是川东、川西负责军运的老同志和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搞秘密工作的，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一碰头就爱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关于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红岩》中有一段描写极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狱中浓厚的学习气氛： ……牢狱里一片静寂，鸦雀无声，刘思扬缓步走到牢门边，他发现，几乎每个牢房，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看书。他立刻醒悟了：这里不仅有复杂的斗争，而且有顽强的学习。在渣滓洞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如果在集中营里能够读书，他一定要好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失去自由，但不能失去思想，他深深地觉察到战友们专注的学习，正是一种顽强的战斗。当时，白公馆里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有一个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从息烽监狱开始就存在，车耀先同志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息烽监狱里的囚犯移押白公馆时，这个图书馆也随着搬了过来。在这个图书馆中，有不少反动书籍，如《世界伟人希特勒》、《墨索里尼自传》、《总裁言论集》等，这是特务有意摆放在这里的，为的是毒害狱中人士的灵魂。但为了摆样子，也有一些古文、历史、字典、文学名著之类的书。渣滓洞里有一段时间也可以借阅书籍。当然借不到进步书刊，但是《红楼梦》、《古文观止》这些书还是让难友们读得津津有味。当时，狱中有很多人学俄文，也有一少部分人学英文。女牢中的胡其芬英文功底深厚，大家就请她作老师。狱里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胡其芬只好天天口头授课，再定期布置作文，由她边批改边讲解。大家学得认真，胡其芬教得更认真。曾紫霞还记得，有一次，胡其芬问她： “我发现你每次作文都用Marchon ，这是为什么？”曾紫霞答道：“我总想表达前进这个意思，但我的英文太差，只知道一个Marchon ，不知道换用别的词。”胡其芬笑了。曾紫霞还记得，有一次江竹筠对她说：“看现在时局的变化，我们在年底就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坐牢这段时间，充实好头脑，出去后也好为党多做工作。江竹筠的话流露出了当时狱中难友们的共同心情。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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