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纪实——来自歌乐山的报告

第四章铁骨铮铮两个叛徒邀功争宠，竞相叛卖。江竹筠与彭咏梧组成了一个家庭，但他们当时还不是夫妻。六月的山城重庆，已是酷热难当。傍晚时分，暮色沉沉，但却没有一丝凉意。两队人马悄悄地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铁门里溜出来，像两条毒蛇蜿蜒而去。这两队人马一队前往上海，由刘国定带路；一队前往下川东，由冉益智带路。刚才，徐远举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两个叛徒，对他俩大加赞扬，并封官许愿。 “现在，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握了，但在川东地区，共产党的活动还很猖狂，正在酝酿暴动。而四川共产党的活动，又直接受上海地下党的指挥。你们俩对上海、四川两地共产党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就有劳你们，亲自出马跑一趟，为党国建功立业，我在这里保证，党国决不会亏待你们。”刘国定和冉益智同时面露难色。他俩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邀功争宠，竟然争相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但这不过是躲在后边开开黑名单，如今让他们亲自出面去带路抓人，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一来怕被地下党组织暗算，二来是心里有愧，怕见到自己人。徐远举轻轻地哼了一声，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刘国定和冉益智对望了一眼，马上表示愿为徐处长效劳。徐远举的脸色顿时“阴转晴”，他伸手在刘国定的肩膀上拍了拍： “老刘，好好干，南京方面已经来电。你一到南京，我们的毛人凤局长就要亲自接见你，对你论功行赏。”刘国定受宠若惊，脸上堆出谄笑，胡乱地点着头。被冷落在一旁的冉益智暗自气恼。他看得出来，徐远举对刘国定此去上海期望很大，而对他去下川东却没那么看重。他暗下决心，要搞出个样子来，把刘国定比下去。徐远举的心思确实让冉益智猜对了，他知道刘国定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有联系，要是能一举破获上海的地下党，那么他给国民党可就立下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功劳，升官进爵不在话下。徐远举临时决定，与刘国定一起去上海。可是，刘国定并没有让他美梦成真。早在四月份，李维嘉脱险转移到成都后，就立刻通过川康特委急电上海方面告警。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玻转赴香港，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全部转移了。刘国定扑了一个空，只逮捕了他知道的上海、南京的几个零星关系。虽然如此，刘国定倒是“不虚此行”，在南京，他受到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赏，又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从南京回到重庆，刘国定听说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被捕了，连忙告诉徐远举，此人手里存有很多黄金。特务严刑拷打何忠发，叫他把黄金交出来，被何一口回绝，最后壮烈牺牲。金子没弄到手，官也只捞个中校，刘国定心里大为不满，这次他要讨价还价，起码给他个少将处长干干，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知道什么说什么。他心里明白，当他肚里的油水被榨干了，也就成了臭狗屎。与此同时，冉益智正带着一群特务沿江直下，扑向万县。领头的特务是二处渝组科长雷天元。在小说中，领头的特务头目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沈养斋。冉益智在船上就打好主意，一下船就去找涂孝文，此人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只要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下川东地下党。冉益智知道涂孝文的住处，也知道住在万县的一些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字，涂孝文肯定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即使不知道也不要紧，下川东工委有联络员，只要把这个人抓住，就可以顺藤摸瓜，将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尤其是那些在党内担负领导职务的人一旦叛变，造成的危害就更是严重得难以想象。可惜的是，像这样的叛徒不仅仅刘国定、冉益智两个，涂孝文被抓住后，他虽然大骂冉益智无耻，痛恨他当了叛徒，可是他自己也经不住严刑拷打，第二天就叛变了。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他供了出来，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在国民党万县地方法院工作的江竹筠（即《红岩》中的江雪琴，同志们亲切地称她江姐），她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工委的联络员。 1943 年5 月，在重庆机房街的一间房子里，住进来一对新婚夫妇。那男的年龄较大一些，而且脸色苍白，一看就是身染重病。那女的倒是年轻漂亮，而且精明能干。这男的叫彭咏梧，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第一委员，全面负责重庆市委的工作，掌管着上百名党员的关系。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彭咏梧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重庆他没有家眷，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不便于开展工作，容易暴露。另外，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他的收入除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外，剩余的全都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不久他就染上了肺病，经常在半夜吐血。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和一个可靠的助手，这个人还要能够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地下党组织经过认真挑选，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江竹筠。当时，江竹筠23 岁，彭咏悟28 岁，两个人在年龄上还算般配。但彭咏梧在家乡已有家室，而江竹筠却还是个未婚女青年。要她朝夕与一位异性同志为伴，又要旁人看不出是假的，对于她来说，诸多困难可想而知。当她明白这确实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便像以往一样，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他们的“新家”暂时安在机房街，后搬至中信大厦。在这个“小家庭”里，竹筠称老彭为“四哥”。他稳重、亲切、富有正义感，地下斗争的经验丰富，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在“四哥”的帮助下，竹筠边学习边工作，加强了党性锻炼，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同时，竹筠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老彭，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患有严重肺病的老彭身体渐渐好起来。邻居们常常夸他们是一对“美满夫妻”。他们的家其实就是市委的秘密机关。江竹笃一边细心地照顾着老彭的生活，一边还要协助他工作。陈然在印《挺进报》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江竹筠。根据当时负责《挺进报》联络工作的吴子见的回忆，《挺进报》大部分都是通过江竹筠之手发行出去的，每次《挺进报》印完后，江竹筠都要亲自去取。《挺进报》印数最高时达1000 多份，最少的也有100 多份，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23期，而从未在发行环节上出过问题，可以想见到江竹筠是多么机智勇敢。在闲暇的时候，彭咏梧便把自己的经历详细他讲给江竹筠听。他原名彭庆邦，老家在云阳县。他5 岁丧父，14 岁丧母，从小就是个孤儿。18 岁那年，他和年方16 岁的谭政伦结了婚。谭政伦也是穷苦农民家庭出身，6 岁时寄居在有钱的姨母家中，长大后出落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人们都说她一定能找上一个有钱的婆家，但她却出人意料地嫁给了彭庆邦。她觉得庆邦哥聪明好学，目光远大，是个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两年以后，彭庆邦接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工作。谭政伦领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彭炳忠来到丈夫身边，掩护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41 年秋，彭庆邦奉命急赴重庆市委。谭政伦带着儿子暂回娘家。不久，彭庆邦就寄来一封信，要接他们娘俩去重庆。可是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又考虑到重庆花销大，太拖累丈夫，谭政伦就没有动身。从此之后，她就没有接到丈夫的来信。原来，彭庆邦到了重庆不久，地下党内出现了叛徒。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让他改名彭咏梧，同时中断了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系，就这样他与妻子和儿子失去了音信。江竹筠静静地听着。她也是苦出身，小时候当过童工，进过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受过很多磨难。彭咏梧的经历引起了她的强烈共鸣，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地萌芽了。由于志同道合，亲密相处，感情日渐升华，1945 年上半年，经组织批准，老彭和江竹筠正式结婚。次年4 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彭云降生了。带着孩子住在云阳老家的谭政伦，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不久，弟弟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要去重庆念书了。临行前，谭政伦紧紧抓住弟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竹安望着姐姐湿润的双眼，重重地点了点头。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觅彭庆邦的身影呢？ 1946 年11 月7 日晚，重庆国泰电影院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电影晚会，谭竹安意外地碰见了他来渝多年欲寻未见的姐夫！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可公众场合不便细谈，只得约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再见面时，彭咏梧向谭竹安详细介绍了别后经历，请竹安姐弟给予谅解。不久，江竹筠也与谭竹安见面了，谭竹安发现她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泼辣，为人谦和，聪明机警，有这样的党员做姐夫的助手，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竹筠与他姐弟相待，产生了亲密的友情。然而，竹安在给姐姐的回信中，仍然只字不提姐夫的下落。他怕对姐姐的打击太重！这时候的谭竹安，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与地下党员方卓芬（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有了联系。他虽然不十分清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但是他知道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多么猖狂，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抓走杀害。他能够理解彭咏梧，也从心里谅解了他。彭咏梧壮烈牺牲，头颅被割下来示众。彭咏梧前妻谭政伦以革命事业为重，毅然挑起了抚养江竹筠之子的重担。 1947 年11 月，朝天门码头一带浓雾弥漫，几步之外全是一片朦胧。一对夫妻模样的人迎着江风和浓雾，沿着陡斜的石级向客轮上走去。在他们身后，还随行着一个拎行李的人。这对夫妻就是彭咏梧和江竹筠，他们身后那个人是吴子见。这次彭咏梧是受党组织指派前往下川东地区。当时，云阳、奉节一带，经过党的长期工作，已经形成了四个武装起义区域，群众手里也有了不少枪。面对这种形势，重庆地下党组织认为，如今的“农村就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应该迅速发动武装斗争。彭咏梧此行就是去领导武装起义，江竹筠和吴子见协助他工作。临行前，老彭和江竹筠带着他们一岁多的儿子彭云来找谭竹安，商量彭云的抚养问题。老彭说：“请政伦来重庆行不行？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我们很快要离开重庆了。”竹安慎重考虑后，肯定地说：“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离家时她已跟随你革命，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你放心去好了！”接着，竹安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当时，彭咏梧夫妇走得太急，只好先把孩子寄养在地下党员王珍如那里。船到万县，彭咏梧立刻与下川东地委的同志交换了意见。过几天，他就要继续沿江而下，转赴云阳。江竹筠很想和他共同战斗，但这时候她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回重庆联系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到下川东来。她只好与丈夫告别。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然成了永诀。回到重庆后，江竹筠一边忙着完成党组织交待给他的任务，一边还要分心安排孩子。王珍如是一个未婚女子，当时在北碚白庙子小学教书。一个未婚姑娘带着一个别人不知来历的幼儿，被人认为是私生子，校方听到流言，准备让王离职。为了不使王珍如失业，地下党员蒋一苇（著名经济学家，后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陈曦夫妇将彭云接到自己家里。当时蒋一苇在办《挺进报》，陈曦在三联书店工作，都是特务迫寻和注意的人物，随时都有危险。正在此时，谭政伦收到弟弟的长信，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整整六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 1948 年2 月，谭政伦来到重庆，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了只有1 岁零 10 个月的彭云。这一年三月，身处川东的江姐，得知谭政伦已到重庆抚育彭云的消息，对谭大姐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她在给竹安的回信中写道：“你给了我温馨，给了我鼓励，我把它（指来信）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幺姐（指谭政伦）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我知道她会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 至此，两颗革命女性的心，为着共同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48 年1 月28 日，江竹筠与输送到下川东的干部分头赶到云阳，住在了龙洞乡舅舅家中。她发现来迎接她的同志神情都有些异样，一种不样的预感揪住了她的心。在她的追问下，同志们不得不向他说出了一个噩耗。江竹筠返回重庆后，老彭来到了云阳县炉塘坪，举行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他亲自担任奉节、大竹、巫山游击支队，政委，同时发展了一批同志入党。1948 年1 月，云阳、奉节、巫溪三县同时暴动。彭咏梧带领部队在云阳的南溪和青莲乡铜钱垭打了两次胜仗。泥耳岩一仗，我方除活捉敌中队副一名外，还缴获机枪1 挺，马步枪10 余支，经此一仗，敌军闻风丧胆，顿时后撤20 里。朱绍良闻讯后，急电国民党第79 军军长方靖抽调三个团的兵力前去“清剿”，又命万县地区专员李鸿焘亲率保安团助阵。南北东西，一时对游击队形成铁桶合围之势。敌军压境，游击队只得兵分两路向外线转移：前队于1 月14 日晚西去云阳，与巴北支队会合；后队由彭咏梧指挥，于15 日中午北去川陕鄂交界的巫溪山区。由于行军迟缓，又走了弯路，16 日早晨才走出30 多里，到达巫溪县鞍子山，正在一位农民家借锅造饭，敌79 军一个加强连突然来袭。老彭亲自担任掩护，命令部队突围。掩护大家冲出包围圈后他才突围。已经跑出了敌人的射击圈外，他发现一个伤员掉在后面，转身搀扶伤员上陡坎，不幸被两颗子弹同时击中。牺牲前，老彭将一张写有联络地址的小纸条塞进嘴里，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细细咀嚼，慢慢咽下去。在这场遭遇战中，彭咏梧及18 名战士战死，另有40 人被捕。老彭牺牲后，他穿的衣服、戴的手表被敌军士兵抢夺一空。敌连长残暴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三天以后，人头不见了。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头颅取走，埋在竹园坪场边高高的宝塔梁上。在小说中，是由双枪老太婆向江姐讲述了彭松涛牺牲的经过，而这个经过显然是在真实素材上加以虚构而成的：那天，双河场开抗丁抗粮群众大会，老彭临时决定去参加。还没有进场口，就发现乡场被匪军包围了，匪军在场口上架上两挺机枪，准备扫射、屠杀！可是开会的群众还不知道，还在高呼口号！眼看群众就要血染全场，老彭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立刻鸣枪示警，并且掩护群众撤退……就这样，为了上千群众，老彭他们三个同志……在《红岩》小说中，江姐是在去川北的途中，在县城门口看见彭松涛被割下来的人头。江姐趋前几步，挨近围在城墙边的人群。她听见人丛里有低沉的叹息，有愤慨的不平，这种同情和悲痛，深深注进她的心坎。又是一批革命者，为党为人民，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虽然还不太了解情况，但是凭着经验，她知道牺牲的定是自己的同志。她在心中喃喃地说：“安息吧，同志，我们定要为你们复仇！”江姐想到自己的任务，尽量冷静下来，不愿久看，掉回头，默默地走开了。她刚走了几步，心里又浮现出一个念头：就这样走开，连牺牲者的姓名也不知道，这对得起死难的战友吗？应该仔细看看，了解他们的姓名，记住他们牺牲的经过，报告给党，让同志们永远纪念他们。鲜红的血，应该播下复仇的种子！江姐转回头，再一次靠近拥挤的人群，强自镇定着脸上的表情，抑制着不断涌向心头的激怒。她的目光逡巡着，忽然看见城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幅布告。布告被雨水淋透了，字迹有些模糊，几行姓名，一一被红笔粗暴地勾画过，经过雨水浸渍，仿佛变成朵朵殷红的血花……江姐挤过了几个人，靠近布告，她的目光，突然被第一行的姓名吸引住，一动不动地死盯在那意外的名字上。是眼神晕眩？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她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江姐伸手擦去额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细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老彭？他不就是我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吗！不会是他，他怎能在这种时刻牺牲？一定是敌人的欺骗！可是，这里挂的，又是谁的头呢？江姐艰难地，急切地向前移动，抬起头，仰望着城楼。目光穿过雨雾，到底看清楚了那熟悉的脸型。啊，真的是他！他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直视着苦难中的人民！老彭，老彭，你不是率领着队伍，日夜打击匪军！你不是和我相约：共同战斗到天明！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恸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实际情况是，江竹筠根本没有亲眼看见这一惨象，她是听人转述的。因此，她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心爱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1948 年3 月19 日在给谭竹安的信中，她这样写到：四号，我对他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而且很惨。“他会活着吧？”这个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还有什么想的呢……? 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与小说中描写相符合的是江竹筠得知噩耗时的表情。她虽然悲痛万分，如同响起了一个晴天霹雳，但她还是强忍住悲痛，一个眼泪也没有掉。她久久没有说话，在场的人心情越发沉重，那气氛好像凝固住了。最后还是江竹筠反过来安慰大家：“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完成老彭的遗志。”有谁知道，在这之后的静静长夜里，她一个人回想老彭的音容笑貌，回想两个人共同生活过的日子，流过了多少眼泪。在同志们的护送下，江竹筠返回了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大年初一，她去探望寄养在同志家中的儿子。抱着失去父亲的云儿，她忍不住失声痛哭。女友不理解一向沉静的江姐为何失态，问道：“今天大年初一，你到别人家里哭，为什么？”江竹筠沉默了片刻，问道：“你说，两岁的小孩能记得父母吗？”女友愣住了。这时，她才将老彭牺牲的情形告诉了女友，两人抱头痛哭一场。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拒绝了，她要求重返下川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危难重重，但她不愿离开那些死了的与活着的战友，不愿离开老彭。临走时，她异乎寻常地把住址暴露出来，把家具全部送人了，连结婚纪念品衣柜也送给了办《挺进报》的同志。她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久，她又来到万县，负责川东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她要把老彭留下的火种再次变成燎原烈火。但她没有想到，她的上级成了叛徒，把她出卖了。李青林被拖上老虎凳，一条腿活生生地折断了。就在她即将成为新娘的时候，她的爱人被迫撤回延安。在《红岩》小说中，江姐是离开华蓥山根据地，在城里的秘密联络站被特务甫志高发现而落入敌手的。叛徒一步步逼上前来，“为了找你，我吃尽了苦头，现在，你，你再教训我吧！” 他伸手一摸，乌黑的手枪，突然对准江姐的心窝。“举起手来！江雪琴，我今天到底找到了你！”江姐轻蔑地瞟了一下枪管，她抬起头，冷冷地对着叛徒狰狞卑劣的嘴脸，昂然命令道：“开枪吧！”叛徒一愣，仓皇地朝后退了一步。江姐立刻迈步向前，一步，又一步，把紧握手枪的叛徒逼到墙角。江姐站定脚跟，慢慢抬起手来，目光冷冷地逼视着不敢回视的叛徒，对准那副肮脏的嘴脸，清脆地赏了他一记耳光。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惶惑地张望着。叛徒躲在屋角，一手握枪，一手捧住热辣辣的瘦脸发怔。江姐不再说话，伸手披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凛然跨出堂屋，迈开脚步，径直朝洞开的黑漆大门走去…… 实际上，江竹筠是在万县的住处被捕的。当时，出卖她的叛徒涂孝文并没有露面。当天晚上，特务在万县特委会里审问江竹筠，逼迫她交出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名单和武装起义计划，可是江竹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叫出涂孝文和她对质。涂孝文低着头走进来。 “江竹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的身份人家都知道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不说人家也都知道。”涂孝文嗫嚅道。 “你这条恶狗！”江竹筠死死地盯着这个叛徒，两只眼睛里仿佛喷射出火焰来。 “你为什么陷害好人？你乱咬人能有好下场吗？”涂孝文低头不语。在江竹筠面前，他感到内疚，感到惭愧，他甚至有些悔恨，不该听冉益智的胡说八道。特务们对江竹筠动起了重刑…… 江竹筠是6 月14 日被捕的，就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雷震、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李承林夫妇、唐虚谷夫妇、陈继贤、刘德彬等住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6 月14 日这天，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即《红岩》中的李青竹）进城找县委书记雷震、江竹筠研究工作，他刚走近江竹筠的住处，就远远地看见江竹筠被一群人押走了。江竹筠一边走还一边大喊大叫。李青林明白了她的用意，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当时，李青林的公开身份是万县郊区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的教员，这里是县委特意设置的一个备用隐蔽点。校长贺启惠是共产党员。另一位教师易明珍是新青社社员。李青林立刻写了一张纸条派人送给贺启惠：“打扫清洁，有客人来。”然后她去烫了个发，这才坐着轿子回学校，布置撤退。当时，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是十分困难的，要撤退还得把预存的谷子变卖成现金才能有路费。不幸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6 月15 日中午，她们三个人正在睡午觉，忽然听到住在大门边的贺校长的伯父急促地喊道：“启惠，有个姓雷的先生找你。”她们翻身起床，李青林断然说： “特务来了！我们走。”接着她又命令易明珍：“快，你出去说，校长不在。”贺启惠跑到了一户农家躲起来，李青林从侧门跑出去，正要奔往后山进入密林，猛想起还有一份尚未处理的文件，又回头向学校走去，碰上了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漆玉麟。李青林被捕后，冉益智向敌人无耻地献计说：“她是那边的负责人，乡下的关系都是她发展和掌握的，要从她身上‘榨油’。”于是敌人便对李青林进行严刑逼供。但李青林连共产党员身分都不承认。 “我在学校教书，上课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认不得那个姓江的。”敌人不甘心，便搬出老虎凳这样的酷刑来折磨李青林。李青林仍然坚不吐实。敌人想不到一个女子竟会这样坚强，便狠心地往老虎凳上加砖头。加一块砖头，受刑人的痛苦便会骤然加剧许多。李青林在熬刑时几度昏死过去，最后她的腿骨被残暴的敌人活生生折断了。当时和她一起受刑的女同志还有江竹筠、黄玉清等人，她们也都十分坚强，雷天元气得直骂，另外几个累得满头大汗的特务也大发牢骚： “这几个娘们儿真硬气，整死也不开腔，那个把腿撬断了也不说。”特务们在万县再也抓不到什么人了，便押着江竹筠、李青林等人乘民权号江轮返回重庆，涂孝文也在其中。在船上，江竹筠突然指名道姓地大骂起涂孝文来，声音特别响亮，引来很多诧异的目光。李青林立刻明白了江竹筠的用意。她是想让乘客和船员听到她的话，把消息传开，让党组织知道。轮船眼看就要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了，望着这曾经战斗过的山城，她不由得回想起她在这里恋爱的日子。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出生于四川沪县一个富裕家庭，后来父亲被国民党匪兵毒打致死，从此家道中落。她在中学时期就痛恨恶势力，同情贫苦人民，1939 年，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2 年，她转移到重庆，在南方局妇运组领导下工作。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从延安调来在《新华日报》工作的邵子南，两人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相知相爱了。邵子南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他们的恋爱：电影院不是我们的，特务是只嗅觉灵敏的狗；公园不是我们的，远远望着，不敢挥手。我们用工作织成爱的花环，幸福在我们疲劳的身上荡漾…… 1947 年春，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对中共驻重庆的公开机关大开杀戒。在这生死攸关的日子里，李方琼与邵子南决定结婚，把两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共同迎接严峻的考验。那一年，李方琼已经34 岁了。这天早上，李方琼没有看到通常已在街头贴出的当天的《新华日报》，担心出了什么事，不安地去采访部找邵子南打听情况。在她的手提袋里，放着一包邵子南嘱咐她买好的糖果，这是准备为结婚散发给同志们的喜糖。《新华日报》采访部设在重庆城内一条名叫德兴里的小巷中。李方琼还没走近巷口，就发现情况不好，只见那里军警林立，杀气森森。原来，从这天凌晨起，国民党就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各部门驻地，限令中共公开机关撤回延安。这是蒋介石为关闭和谈大门，将内战升级而悍然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面对军警的武装封锁线，李方琼心急如焚。她真想冲过去，声称自己是《新华日报》的家属，闯进那充满杀机的包围圈里去，和自己的心上人同生死共患难。但她马上就冷静下来，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不了解大局和党组织的部署之前，她不能擅自行动。她抑制着满腔的怒火和眼中的泪水，提着那一包喜糖，痛苦地转身离去。几天后，邵子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全部被强迫撤回延安。李方琼和自己的心上人，一对将婚未婚的恋人从此天各一方。这年7 月，李方琼奉命去川东农村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担任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在嘈杂拥挤的江轮上，她凭栏眺望，思绪万千。她即将投身火与血的斗争，但怎样才能让子南知道自己参加了一场拼头颅洒热血的搏斗呢？她想起只有她才知道的邵子南的一个笔名“青林”，决定就用它作自己的代名。“无论是胜利归来，还是血染沙场，子南都会从报上知道我没玷污我们的感情和誓言。”从此她就改名为李青林。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被捕时，敌人从她的身上搜出了两把手枪。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从水路被押在重庆的。而游击队得到的消息，却是沈养斋将派专车顺陆路押解江姐去重庆。于是，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亲自带人下山，准备拦住敌人的车队，抢回江姐。这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那个双枪老太婆也是虚构的，不过这个人物还是有原型可寻的。当时有不少女同志参加了农村武装斗争，能打枪能打仗的也有不少，只不过没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婆。根据徐远举解放后写的坦白材料，当时有一个叫张八妹的人，年纪在40岁以上，绰号“双枪老太婆”。1848 年在岳武起义时被俘，由华蓥山押到了重庆，以后牺牲于渣滓洞。据华蓥山清剿指挥官彭斌向徐远举汇报，张八妹被俘时，彭曾与她谈过话。彭斌问她：“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搞？”她答复说： “你们国民党这样腐败，谁个跟你们搞呀！我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这个张八妹其实就是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个就是邓惠中，那两个人分别是刘隆华和陈联诗。她们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只有邓惠中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在小说中，双枪者太婆曾参予过解放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内革命志士的营救，这显然与邓惠中的经历不符合，因为她本人就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但如果从年龄和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来考虑，邓惠中与双枪老太婆这个艺术形象似乎更接近一些。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丈夫很早就被敌人抓走了，生死不明，她拉扯着儿子华为长大。她经常告诉儿子：“孩子，快长大吧！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血仇要用血来报！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邓惠中的丈夫虽然没有被敌人抓走，但也是在她30 岁那年就去了延安。邓惠中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在她6 岁时不幸去世。她从小就与母亲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她渴望念书，反对缠脚，脚缠上就被她偷偷解开，又缠上又解开，最后成了一双半大脚。 15 岁时，她嫁给县城里的小学教员邓福谦，小两口恩恩爱爱。邓惠中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常站在教室外面听丈夫讲课，晚上守在他身旁看他批改作业，丈夫常念文章给她听，又给她讲故事。后来，丈夫顶着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送这个小媳妇进了岳池女子师范学校。虽然她的基础很差，可是她学习刻苦，多门功课都及格，语文甚至还名列前茅，毕业时取得了小学教员的资格。毕业后，她先在岳池县江西馆小学教书，后来升任校长。 1934 年以后，丈夫邓福谦到重庆从事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邓惠中单独挑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照顾家中老人的重担。1937 年冬丈夫决定去延安，邓惠中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典当家产，凑足路费，送丈夫上路，一直把邓福谦送到重庆。邓福谦走时介绍邓惠中与几个地下党员认识，让他们共同从事进步活动。1938 年，邓惠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她带着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组织救亡宣传，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由于工作出色，她担任了妇女特支书记、县妇女委员等重要职务，先后发展了10 余名女同志入党。解放战争开始后，邓惠中已是40 多岁的中年妇女。她迈着一双缠过又放开的半大脚，深入到岳池、武胜地区的各个角落，冒着生命危险，发展党的组织，宣传 “三抗”，组织农会，组建游击队。她常为受苦受难的妇女排忧解难。一位妇女的丈夫抽大烟，赌博时输急了将她抵押给另一个赌徒。这个妇女情急之中跑到邓惠中家寻求保护。赌棍们到邓家要人，但慑于“邓大姐”的威仪，嗫嚅而退。事后邓惠中将她带到一个基层党组织隐蔽起来，后来这位妇女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豪迈和英武。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入了党，早早地就当了党内小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由于邓惠中等人做了长期的准备，到1948年岳武起义时，附近几个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岳西支部，组建了“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游击纵队第八支队”，有武装队员400 余名，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员。邓惠中像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一样，枪法很好。 1948 年5 月下旬，她组织武装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建立起“地下游击队岳西大队”。军训中，她练习用手枪射击，命中率很高，博得在场的队员们齐声喝彩。邓惠中也愿意随身带两把手枪。她被捕时，敌人当场从她身上搜出两把手枪。部队缺乏子弹，她千方百计筹集弹药，又亲自带着儿子邓诚和几个队员到上级指定的地点运回武器弹药。邓惠中扮成有钱的太太坐在滑杆上，装弹药的提箱也放在滑杆上。遇到关卡盘查时，队员就用手枪抵住保丁下巴，顺利通过。这个情节与小说中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时的情景很相似。滑竿接近桥头，老太婆就跳下滑竿，满不在乎地拍拍白大绸衫子，毫不在意地向卡子上的乡下打招呼：“又要检查？东西都在滑竿上，你们来看嘛！”她伸出一只戴着重甸甸的金手镯和硕大的宝石戒指的手，手里摇着一把鹰翎扇，象牙柄上坠着长长的青丝流苏，不耐烦地朝着滑竿的篷布一挥。乡丁望着金珠宝玉的闪光，骄横的气焰立刻收敛了。邓惠中经常用背篼给游击队背子弹，用糠壳之类盖在上面，分发到各个中队。有关她的传说越来越多，她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双枪老太婆。敌人想捉拿她，她却神出鬼没地总能逃掉。在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抓住了敌人的警察局长，曾对他这样说： “你亲口判过我的死刑，难道就忘记了吗？三年前我越狱出走，你还带着人马连夜冒雨追过我五十里路！”老太婆随手用鹰翎扇指着铺门上的告示： “你们不是又要通缉我吗？今天我是特地来投案请赏的，看你怎么处置！”邓惠中也和小说中的双枪者太婆一样，被敌人抓进狱中，但她却不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幸运。不幸武装起义失利，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危急。1948 年8 月2 日傍晚，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不久后，儿媳及女儿经取保释放。邓惠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她都挺过来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9 月29 日，邓惠中从岳池县大狱被押往重庆，关押在渣滓洞女牢。在狱中她还惦记着狱外的同志，带信出来安排暴露的同志转移。 1949 年11 月27 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俩同时牺牲在渣滓洞。韩子栋的经历和小说中的华子良颇为相似。他坐了14 年的牢，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又利用疯癫的外表，成功地逃离了虎口。说到双枪老太婆，就不能不说一说华子良。他是小说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又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被捕前是华蓥山根据地的党委书记。华子良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和双枪者太婆相比，这个人物要与真实的人物原型更接近一些。当时在白公馆里，确实有一个疯老头，坐了14 年的牢，他的名字叫韩子栋。韩子栋是山东人，出身贫苦，后来考入北平一所大学经济系成为半工半读学生。 1933 年，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按照组织安排，他打入特务组织 “蓝衣社”，获取特务情报转送出来。不久被检举有进步嫌疑，于1934年10 月被捕入狱，先后关押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宪兵三团。他受尽残酷刑讯，五次三番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几天下来，虚弱得不成人样。最后一次，刚把手脚绑在一起还没吊上刑架，他就昏死过去了。法医走来，看看他快没气了，就填了一张“死亡证明书”，将他抬进停尸房。由于当时他的身份还未暴露，主审特务害怕担当“杀人灭口”的罪名，急忙请医生到停尸房打针，做人工呼吸，又把他救活过来。此后，韩子栋辗转关押于南京、武汉、益阳、息烽等地监狱。在息烽监狱里，共产党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罗世文，支委是车耀先，韩子栋也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秘密工作。在小说中，华子良是从罗世文、车耀先遇难时开始装疯的，而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难友们都把他当成一个胆小的疯老头，甚至有些鄙视他。重庆解放前夕，狱中党组织急于与外界取得联系，而又没有人能把消息传递出去，齐晓轩和成岗在图书室的楼板下边秘密碰头，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就在这时，楼板被揭开了，一个满头白发，满脸胡须像刺猬一样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就是华子良。他不慌不忙一挥手，疯疯癫癫的神经质从他身上一扫而光： “1946 年8 月18 日。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我陪杀场的时候。”华子良冷静地回答着：“15 年前，我是华蓥山根据地党委书记。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是我的上级。可是在敌人面前，我只是个嫌疑分子。在去刑场的路上，罗世文同志估计到敌人押我去，只是陪杀场，为的是再考察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指示我伪装疯癫，长期隐蔽，欺骗敌人。枪声一响，我就变成了疯子。”按照狱中党组织的指示，他利用随特务到狱外买东西的机会，把狱里的消息传递出去，又带回外边党组织的指示。后来，就在他准备逃出虎口，带领地下党武装奇袭中美合作所，支援渣滓洞和白公馆难友提前越狱的时候，敌人逼迫他随特务部队出发，上山打游击。但他还是找机会逃脱了，带着解放军赶到了歌乐山下。实际上，韩子栋并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被秘密杀害的，当时韩子栋还被关押在牢里。在狱中，韩子栋也不是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只知道隐蔽。相反，他本人就是狱中党组织的成员。罗车二人就义后，他和同牢的许晓轩、谭沈明一起组成党支部，由许晓轩任支书。他们曾研究过集体越狱，但终因敌人看守严密，无法实现。最后决定，谁有机会谁先逃，出去一个就是为革命增添一份力量。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才于1947 年8 月18 日越狱成功，而不是临近解放才逃脱。他选定了逃走的时间后，立刻通知了狱中少数几个共产党员。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就是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怕韩子栋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缝了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地塞到他的手里。至于他的疯癫外表，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沉默寡言的孤僻性格。同时，他也有意保持这种外表，以骗取敌人的信任。果然，敌人见他傻里傻气的，在重庆又举目无亲，就对他放松了警惕，开始叫他管理伙食团和小卖部，后来又叫他随特务看守上街买东西。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他摸清了四周的环境，为越狱作好了一切准备。他与许晓轩、谭沈明等人悄悄研究了三个具体意见：一是逃出后向大山跑，夜间要看准一个星座，不致迷失方向，最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就把他干掉；二是逃出后要化装；三是逃出后尽量接近抬滑杆的人，可找他们帮忙。另一位难友文泽还补充了一点，要设法过河，以甩掉警犬追踪。 1947 年8 月18 日，重庆城骄阳似火，沉闷的空气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位表情痴呆、目光木然、衣衬褴褛的老头，肩挑空箩筐，脚步蹒跚地走着，跟在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看守的后边。他们出了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直奔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几个麻将迷一坐下来，就打个没完。老头放下箩筐，独自在一旁坐下，滞涩的目光直盯着门外，屋里的一切都似乎没有看见。过了许久，牌迷们正打得难分难解，他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牌桌边说了声： “我去上个厕所。”没人理他。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走出去，径直往嘉陵江边奔去…… 他，就是已经坐牢14 年的地下党员韩子栋。韩子栋到了嘉陵江边，正逢涨大水，仅有一只小木船靠在江边。 “老板，过河要多少钱？”“8000 元。”“好，给你1 万。我有急事，赶快送我过江。”船老板见此人如此慷慨，便满口答应了。上船后，韩子栋突然叫肚子痛，装着直不起腰，顺势爬到船舱里，就这样顺利地过了江。看守卢兆春等人，乘兴打了好几圈麻将，还不见韩子栋回来，才猛然想到这个人可能跑了，当即追到江边，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白公馆，一时又不敢马上报告，一直拖到晚上9 点钟才把这事告诉了看守长。特务头目气极败坏，下令紧急戒严，带上警犬四处搜查，也是一无所获，韩子栋早已走远了。事后卢兆春因失职被关到白公馆牢中直到1949 年2 月，释放后将其打发回乡种地。韩子栋过江后，按照狱中难友的临别嘱咐，绕小道，穿丛林，翻山越岭，到了万县。而后又沿江直下，历尽艰辛，忍饥挨饿到了宜昌。他原打算去上海找组织，但一打听沿途行走很不方便，此刻又人地生疏，正为难时，猛然想起在狱中认识的一位叫郑大发子的。郑在狱中时，常去韩子栋管的小卖部拿东西，有时也不给钱。这样他们结成了同窗难友。后来郑大发子被释放出狱了，他对韩子栋说：“有机会请到河南许昌找我。”韩子栋就抱着这一线希望，北上许昌去找郑大发子。到了许昌，还真找到了郑大发子，他留韩子栋（已改名余志民）住下，介绍他到一茶店当杂工。但是，韩子栋人在许昌，心想延安。不久，他对郑大发子讲要回老家山东，再三挽留也不行。郑大发子无奈，只好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搭上了去郑州方向的火车。在火车上他听人说，过了黄河就是解放区。他便在半路下了车，绕小道，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又不知走了多少天才过了黄河。有一天，刚朦朦亮，韩子栋路过一座土庙，见墙上写着： “蒋介石不死，内战不止。”他断定这里就是解放区，于是鼓起勇气进了村，很快找到八路军驻地，韩子栋像失散的儿子见到了母亲，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屈指算来，他从脱险到找到解放军，路上共花了45 天。随后，韩子栋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 年1 月23 日，韩子栋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中组部副部长对他说：“你能经受长达14 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的党员中亦属罕见，堪称难能可贵。”当问到韩子栋有什么要求时，他说： “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出狱后五个月零五天的时候，韩子栋在由小萝卜头转送到他手里的枕套上写下了一首诗：披枷带锁一老囚，笼里捉虱话春秋。一死皎然无后恨，赢得大众来报仇。谁谓念年牢狱苦，赴仁取义死未休。生前无愧颜太守，死时犹抱击贼笏。自古贪生如一死，吾久不计日与时。借问陆公老放翁，家祭曾否告尔知。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 年调贵州，先后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市监委书记、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1992 年5 月19 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 岁。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的故事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狡猾的敌人临时改变计划，由水路把蓝蒂裕押到重庆。由于《红岩》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的故事也不胫而走，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还被编成各种艺术形式上演。现在我们说江竹筠在押解途中，并未出现过营救行动，有人禁不住在心中暗自嘀咕：“这个情节难道完全是作者编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当时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里的蓝蒂裕，曾向同牢的难友讲过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小说中劫刑车的情节十分接近。蓝蒂裕是1949 年1 月份被押进渣滓洞的，当时关在楼七室。他为人很公正，又很坚强沉着，难友们都很喜欢他，就推选他为楼七室室长。因为他胡子很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蓝胡子”，有位同志还写了一篇《蓝胡子颂》。读过《红岩》的人也许还记得，双枪老太婆在桥头么店子里喝茶，那位老板娘唠叨了这样一段话： “你老人家怕没走过这一方？如今连胡子老汉也不敢出门。前几天，说是县里要抓个蓝胡子，把赶场的胡子者汉都抓完了。白胡子，黑胡子，花白胡子，什么颜色的胡子都抓，就是没抓住那个长蓝胡子的共产党。后来才听说弄错了，该抓的不是蓝胡子，是一个姓蓝的胡子……”江姐在被捕前还提到过“满脸胡须的老蓝同志”。显然，这位姓蓝的胡子就是蓝蒂裕。蓝蒂裕被捕后在梁平县监狱关押了20 天。敌人原打算用汽车把他押到重庆。武装起义部队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旱路上设下了伏击圈，准备把蓝蒂裕抢救出来。可就在汽车已经开始发动的时候，狡猾的敌人又改变了主意，临时决定改走水路，从梁平县到万县上船，结果使营救计划落空。蓝蒂裕相貌相当英武，性格豪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触了几位早期共产党人，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立下了人生目标和为之而奋斗的决心。他对好友说：“我们要干一番事业，一要靠有学问，二要靠强身。”于是，他不仅发愤苦读，而且还苦练气功、武术。 1938 年，他在万县师范学校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暴露了身份，组织上通知他投奔设在重庆西三街的《新华日报》门市部。他到《新华日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乡招报童。他碰到了一个叫做郑为洁的18 岁的女共产党员，志愿跟他去做送报的工作。蓝蒂裕建议她到一个新地方改用一个新名字，他说：“就叫郑彻吧，彻底革命的彻。作一个彻底革命的新女性，怎么样？”正是这个姑娘，以后成为他忠实的革命伴侣。 1941 年，蓝蒂裕一边在重庆北碚教书，一边努力做《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一次，他被邮检部门中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了，把他抓了起来。特务们狠狠地吊打他，却未得到任何口供，入夜后，把他双手捆住，扔在了一间屋子里。半夜时分，卫兵睡着了。蓝蒂裕在石头上磨断绳子，又在泥墙上用手硬是抠出一个洞，钻了出去。特务们发现了，鸣着枪追来，他躲进一个山洞。待追兵远去，天色刚朦朦亮，他跳进了嘉陵江。当时正是早春季节，江水冰凉刺骨，遍体伤痕在江水的浸泡下变得疼痛难忍，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划着水…… 上岸后，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和正欲出门找他的妻子碰上了。对心疼、吃惊的妻子，他来不及说别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敌人在破坏《新华日报》，快送信去……”边说边拉着妻子向重庆市区跑去。 1944 年，他的大儿子降临人世。妻子郑彻要给儿子取名字，他沉吟了半晌说：“就叫耕荒吧。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荆棘丛生，满目疮痍，正如一片荒芜之地。耕荒，就是要孩子以垦荒者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去进行革命的开垦，把祖国建成美丽的园林。”过了两年，二女儿诞生了。在女儿半岁时，蒂裕给女儿取名，他对妻子说：“叫祝卉吧。卉是花卉的卉，一来她是我30 岁时所生，祝卉就是祝贺这而立之年。二来，她诞生在这风雨如磐的时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今后她还将经历各种严峻的考验。我希望她像耶稣背负十字架那样，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第一次脱险后，蓝蒂裕和妻子辗转到巴县，再操教员旧业。1944 年他又一次因为《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而被敌特发现。两个特务遁迹来到他任教导主任的西彭乡中心小学。他得到讯息后，急忙赶回家收拾上路。妻子把家中仅有的一百块银元缠在他身上——这是虽不满于女儿婚事，却又疼爱女儿的岳母托人带给女儿作嫁妆的。蓝蒂裕穿街过巷，刚跑出不远，那两个特务已渐渐追来。他向山上的柑桔林跑去。先是扔掉了头上的博士帽，继而又扔掉了呢大衣，然而身上的一百块银元仍坠着他。他灵机一动，取出银元一把把撒在路上。那两个特务见衣帽都抢着拾，见银元还有放过的？就这样他终于得以逃脱。当他后来向妻子讲起这件事时，郑彻一点不为家中唯一的一笔财产的丢失而难过，反而爽朗地说：“钱财身外之物，只要你安全，再丢一百块银元也不可惜。” 自从北碚脱险后，蓝蒂裕就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党籍也成了大问题。直到1948 年11 月，他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党组织派他回家乡梁平县筹备武装起义。 1948 年12 月10 日早晨，天刚朦朦亮，蓝蒂裕的住地云龙大平寨被乡丁和警察团团包围。蓝蒂裕发觉后，首先把所有的文件付之一炬，再寻路逃跑时，已经来不及了。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农民，也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掩护他们，他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肩上，在这以后的历次严刑审讯中，敌人只得到一句话： “我就是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你们别想碍到半个字。”蓝蒂裕先是在云龙警察所关了三天，接着又被送进梁平县大牢里。在梁平县牢中，敌人对他施加了重刑。这种刑罚名叫“烧八团花”：就是用特制的绳子盘成小饼子，点燃一端，贴在受刑者的脊背上慢慢烧烤，吱吱冒油，使整个脊背焦糊发臭。受刑者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重庆军统集中营中，也有这种名目的刑罚，但有所不同：在集中营中，是先把受刑者的胳膊裸露开来，然后把大把大把燃炽的香火往上抖落，香火一落上去，立刻发出吱吱的响声，冒出一股股散发着焦臭的白烟。敌人简直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酷刑，蓝蒂裕居然忍受过来了。敌人拿他没办法，便把他吊到屋梁上。在昏昏沉沉中，蓝蒂裕被一阵抽泣声惊醒过来。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来了。母亲是赶来给他送饭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受了这么重的刑，老妈妈伤心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蓝蒂裕刚出生不久，父亲就被当地的恶霸欺凌而死，母亲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孤儿寡母不知受了多少苦。后来，蓝帝裕长大了，是她靠给别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想想这些往事，再看看儿子如今的处境，老妈妈悲痛欲绝。看到了妈妈，蓝蒂裕忘了伤口的疼痛，只觉得心如刀绞。母亲好容易把自己拉扯大了，自己不仅没有好好地孝敬报答她老人家，反而让她为自己担惊受怕。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对着母亲的泪眼，他强忍着悲痛说：“妈妈，您要坚强些。如果我死了，会有更多的人来照看您。他们都是您的儿子！”老妈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从那天开始，她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敌人决定把蓝蒂裕押送重庆。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临走时他嘱咐同房的难友说：“胜利之后，请你们在庆祝宴会上替我摆上一双筷子，一个碗，也可以烧纸向我报告喜讯。”当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劫刑车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可惜的是，敌人临时改变行动方案，他失去了最后一个脱险的机会。敌人用尽了酷刑，但从江竹筠嘴里只得到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在难友的怀里，江竹筠流下了眼泪。江竹筠一行被押到重庆，先是关进了二处，不久又转押至渣滓洞看守所。在二处的审讯室里，江竹筠再次受刑。特制的竹筷子把她的十个手指夹得鲜血淋漓，昏死后又用凉水喷醒，死去活来多少次，但她反复坚持的只有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说的。”被羁押渣滓洞看守所后，她又遭刑讯。敌人残忍地在她旧伤未愈的手指上猛夹竹筷。为了不致很快昏死，敌人布置行刑特务夹竹筷时慢慢加劲，到快昏死过去时就放松，然后又慢慢加劲，使江姐既难以忍受，又不致于昏死。最后，江姐鲜血淋漓的手指只要一碰竹筷，行刑特务还未使劲，她就昏过去了。敌人非常想破获川东武装暴动组织，而叛徒又说这一切只有江竹筠最清楚。于是，敌人从早到晚，反复对她使用酷刑。江竹筠晕死过去了。的确，没有人能用血肉之躯抵抗住这样的酷刑而不昏厥，但是作为对党无比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却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支持住坚强的神经。特务用冷水把她喷醒。她一醒过来，立刻在心里告诉自己：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保护组织和同志，什么也不能对敌人说。敌人继续用刑。她望着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的被摧残的身体，望着凝结着仇恨的遍体血污，嘴唇倔强地抽动着，说： “我是共产党员，随你们怎么处置！”“杀了我也不知道组织……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不是说还有更厉害十倍、百倍的刑具吗？请吧！拼一条命给你们整……”小说《红岩》曾对敌人残酷拷打江姐的令人发指的场面做了大段描写。 “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传来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接着，渣滓洞又坠入死一般的沉寂中。听得清一个庄重无畏的声音在静寂中回答：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江姐沉静、安宁的语音，使人想起了她刚被押进渣滓洞的那天，她在同志们面前微笑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刚毅神情。听着她的声音，仿佛像看见她正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刑讯室里，面对着束手无策的敌人。可是江姐镇定的声音，并不能免除同志们痛苦的关切。刑讯室里又传来了声音，是徐鹏飞毒辣的笑声。 “谅你一个共产党，还制服不了？你不愿讲，好嘛，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接着，传来一阵狼嚎似的匪徒的狂吼。夜，在深沉的痛苦、担心与激动中，一刻一刻地挨过。星光黯淡了，已经是雄鸡报晓的时刻。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 “现在愿意说了吧？”魔影狂乱地移动着。 “不！”微弱的声音传来，仍然是那样的平静。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没有回答。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 “说不说？”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再钉！”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一阵，又一阵泼水的声音…… 这段描写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有所出入的地方是徐远举当时并不在场。据解放后徐自己交待，审问江竹筠是由张界主持的。还有一点书中没有写到。江竹筠受刑后，渣滓洞看守所中的大小特务全部摇头叹息：“共产党就是坚强，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在当时被捕的同志中，江竹筠是受刑最重的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受酷刑的滋味。这里我们不妨来听听有亲身经历者的体会。张泽厚，革命志士，曾被抓进渣滓洞，后幸免于难。1951 年4 月8 日他在川北大学作报告时，有这样一段回忆：夜里的昏暗电灯光下，又是残酷的毒刑逼供。拳打脚踢，打耳允，是家常便饭。吊打，血肉横飞，断了手腕，烂了背胸；坐老虎凳，折断了脚骨；铜针穿指甲，鲜血淋淋；红铁签烙周身，肉焦气臭；坐电刑，犹如万针刺心；踩杠子，骨断筋折，屎尿横流；辣椒石灰水灌鼻孔，口内鲜血直淌；吊木脑壳，头痛得快将爆炸；坐软板凳，倒挂脚趾，周身骨节痛得像散开了一般；钢针铁棒毒打，皮破肉烂，然后贴上纱布和棉花，这就叫披麻带孝，隔两天把纱布棉花撕去，鲜血长流，痛苦极难当。残酷的毒刑近百种，折磨得我们的同志昏死过去，无人性的两脚兽，又用水喷醒过来。再用毒刑整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喷醒过来。想死，哪能得死呢？想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恶的匪徒们，却不让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呢！残酷的拷打，凶恶的用刑，死了过去，又被凉水喷醒过来…… 当江竹筠被提出女牢去审讯时，渣滓洞18 间牢房里的难友没有片刻心安，有人把头伸出牢房风门口张望；有人不断在设法打听情况；有人在向刚人狱的难友介绍江竹筠怎么不同于一般；有人在估计这次审讯会延长到什么时间；女牢的难友则在打听受了什么刑，准备着怎么让江姐回牢后舒服一点，使她伤痛减轻一点。在大家心如火燎的等待中，两个特务拖着江姐从铁门外进来了。她还有些昏迷，拖着软弱无力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移动，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女牢里奔出来几位难友，把江姐轻轻地扶进牢房。曾紫霞、皮晓云、牛筱吾等人含着热泪把江姐抬到了床上，盐水早已准备好了，一根一根蘸着盐水的竹签子递过来，难友们就用它来为江姐清洗伤口。李玉钿、胡其芬把家里捎进来的白糖找出来，冲成糖水，抱着江姐给她喂进去。江竹筠的伤口渐渐地清洗干净了，一小碗石花粉末递过来，轻轻地撒下去。在渣滓洞围墙的基石上，长着一种灰白色的苔藓植物，把它晒干了弄成粉末，有止血的功能。江竹筠突然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把头向外侧转去，嘴角冒出了血沫。 “怎么了？”躺在对面床上的李青林吃力地欠起身，关切地问。她的腿伤还没有好，还不能起来活动。 “李大姐，你别担心，江姐已经醒过来了。她嘴里流血，是因为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曾紫霞回过头去向李青林解释道。江竹筠此刻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疼痛了，难友们的情谊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一滴眼泪也未落的她，倒在难友的怀里，就好像见到了最亲的亲人，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地流下来。 “特务龟儿子真狠！”江竹筠一边流泪，一边恨恨地骂了一句。难友在为江竹筠揩脚时，生怕碰痛她的镣伤，动作十分轻柔，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奇迹：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里脱出来！难友们几乎惊叫了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就连有的难友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然有人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江竹筠在狱中多次受刑，最严重的一次是1949 年1 月16 日，这一天是彭咏梧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日子，又碰上江竹筠第三次受刑昏倒。当时，江姐的身份并不是狱中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她坚贞不屈的表现却赢得了所有难友们的钦佩。于是，在1 月19 日这一天，由下川东被捕的同志提议，停止一切娱乐，向烈士表示哀悼，并征集诗歌、慰问信，送给江姐，表示狱中同志们对她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在这些诗歌和慰问信中，最著名的两首诗是由楼下五室的室长何雪松写的，一首是《海燕》，另一首是《灵魂颂》，后一首诗的副标题还特别注明“献给小江”。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你——骄傲的海燕！你又镣铐着回来了，毒刑没有屈服你的忠贞；许多同志，因你的忠贞而安全了。革命工作，因你的忠贞会开展飞腾，你，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你是丹娘的化身！啊！…… 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优秀的典型，你是受着考验的灵魂。叛徒见你而颤栗，敌人见你而震惊。你今天的事迹，将化成美的旋律，成为千百万人颂赞的歌声。姑娘呵！姑娘！我们没有什么来安慰你，但是，你在那里呻吟，我们却同样的痛心，请将息你的创伤吧！我们得熬过这深沉的黑夜，迎接那霞光焕发的朝暾，朝暾！！这后一首诗在《红岩》中只节录了一小段。诗中的丹娘是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卓娅。苏菲娅是一位俄罗斯女英雄，因反对沙皇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而被处以绞刑。当时的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也就为中国的革命志士所熟悉、所热爱，所以江竹筠便有了“中国的丹娘”这一美称。何雪松出生在四川高县罗场，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噪川南的书画家，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具有了良好的书画素养，而且文学兴趣广泛，诗歌、散文、论文、小说都能写。抗战爆发后，他弃文从武，考入川康绥靖公署陆军教导总队，分配在第三营学军事。后来调去武汉，经阳翰笙同志介绍，被安排在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放映队，一路宣传抗日，随第三厅的文化人士来到重庆。何雪松到重庆时，失业军官很多。蒋介石为收买人心，打出“军官总队”的招牌。何雪松为失业所迫便去登了记，安排在海棠溪孙家坡第五军官总队任上校教官，兼《五总》月刊总编辑。他主编的《五总》月刊，主要是登载军官们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常找进步人士约稿、改稿、商量版面。 1947 年7 月，何雪松退役。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由共产党员暗中负责组织联络，准备在地方军中发动武装起义，接应李先念部队解放四川。正在积极筹备时，不幸被特务查出，经叛徒交代，何雪松在重庆被捕，解送白公馆监狱。这一案件牵连的人犯，被称为“小民革武装起义案”。何雪松在狱中坚贞不屈。徐远举曾亲自找他谈话，劝他自首，只要表明身份，即可获释。何雪松严词拒绝，以致长期囚禁。他写给江姐的那首《灵魂颂》在监狱中很快就传开了，有的难友还把它谱上曲，教给大家唱。江竹筠读着这一首首斗志昂扬的诗篇，读着那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慰问信，她不能不热血澎湃，心潮激荡。她拿起用竹签子做成的笔，蘸着用棉花灰制成的墨水，在黄色的毛边纸上给渣滓洞的全体难友们写了一封回信： “我的丈夫、同志、战友，是被敌人打死而割下首级的，今天来纪念他，愿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的最后任务。毒刑、拷打是大小的考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这封信被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机会传了出去。江竹筠写完了信，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她把同牢的难友召集到自己床前，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最后任务。”江竹筠没有点明这个最后任务是什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就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要视死如归，不玷污革命的荣誉。王璞在下川东提前发动起义。敌人滥施酷刑，但下川东被捕的同志却无一屈服。叛徒涂孝文被李青林训斥得面红耳赤。 “江竹筠宁死不招，实在没办法呀！”张界向徐远举汇报完审讯江竹筠的经过，不禁有些灰心丧气。 “从下川东抓来的不只是一个江竹筠，还有那么多人，挨个给我动刑，我就不信他们个个都是江竹筠。”徐远举气极败坏地说。徐远举此刻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知道共产党随时都可能举行武装暴动，而他必须在共产党动手之前破获他们的组织。本来，涂孝文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就供出了川东临委兼上川东地委书记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如果能抓住王璞，整个上川东的共产党组织将群龙无首，起义也就组织不起来了。特务们明白这个道理，7 月4 日这天，火速赶到广安县城。王璞正好不在家，特务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特务就地进行三审六问，骆安靖经不起肉体的折磨，也成了叛徒，把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密全供了出来。徐远举最想抓到的就是王璞。虽然涂孝文、骆安靖也是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但他们在党内的威信显然没有王璞高。此人当过重庆市委书记，现在又任川东临委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王璞就是《红岩》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老石同志。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当时的敌人也认为他姓石。许云峰被捕之后，还念念不忘“千方百计保护党的组织，决不能让敌人嗅出老李、老石和市委的其他同志”。徐远举不知道这个石果躲在哪里，但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一天不把他抓住，迟早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王璞是在由岳池返回广安的途中得到了党内出了叛徒的消息，他当机立断，返回岳池罗渡乡，这才未被守候在他家中的敌人抓住。王璞和毛泽东同乡。1938 年10 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 1939 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恶化。他和妻子贺建修一道转移到衡阳。妻子带着一岁的女儿回韶山老家，王璞则经桂林、贵阳到重庆，夫妻从此永别。 1942 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管帐，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当时，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结婚后正值严冬，连被子也没有，还是彭咏梧从家里抱去一床薄棉被，才算救了急。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是由王璞介绍入党的。她没有什么文化，平时也不愿意说话，但为人很热情，对王璞开展工作帮助很大。左绍英原先住在重庆，拉扯着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绍英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这时候完全顾不上孩子和身怀有孕的妻子。他返回罗渡乡后，经过几天的筹划，立即召集第七、第八工委干部紧急会议，提出提前举行上川东武装起义。会上也有同志担心，当前尚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起义的条件，王璞则反复强调，敌人已经动手，如果再不起义，无异于束手待缚。重庆党组织的破坏已经波及到下川东，整个局势急剧恶化，提前起义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扭转被动局面。王璞一向威信很高，又言之成理，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了起来，决定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东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政委，纵队以下以各工委番号为序，建立第三至第八共计六个支队。这边，华蓥山地区燃起遍地起义烽火，各工委领导的起义队伍纷纷亮出大旗。那边，国民党特务在监狱中对从川东地区抓来的共产党员抓紧进行严刑逼供。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被拖上了老虎凳。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知道党的很多机密，但对敌人却守口如瓶。特务一边动刑一边阴险地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道：“我肉体上虽然吃了一点苦头，精神上却非常愉快。”特务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劝他投降。他斩钉截铁地吐出四个大字： “有死而已。”宜昌特别支部书记陶敬之也是因为涂孝文叛变被捕的。重庆市内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他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他妻子从重庆连发三封急信要他火速离开宜昌，但他却没有走，他坚持要等到上级通知后再作出决定。当时，他的任务是领导打入地方军阀部队的地下党小组，进行策反工作，他担心自己突然失踪，会暴露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特务对他用了名为“擦汗”的重刑，所谓“擦汗”，就是用粗糙的劈柴在受刑者背上来回擦动，用不了几下，受刑者背上就会一片血肉模糊。不管敌人怎样用刑，陶敬之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唐虚谷被押进了刑讯室。他年纪已近四十，皮肤黑黑的，总爱眯缝着眼睛，穿着一身土布衣服，脚上穿着布鞋，一眼看上去，好像一位农村老大爷。其实，他是下川东两岸工委书记，领导着忠县的两个游击队和万县的七南支队，打过好几次大胜仗。他总爱眯缝着眼睛，那是因为他高度近视。为了反对军阀割据，他早年曾参加过军阀罗泽州所办的团练干部学校，结业后回渠县清溪乡当过团练中队长，这段经历使他具备了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他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就长期练习走夜路，走山路，最后练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夜路、山路，也不用电筒，更不用拐棍。敌人给他用的刑罚是“夹竹筷子”。粗大的竹筷子连在一起，把手指头夹在里边，只要用刑的特务稍稍一使劲，就会疼得你如撕心裂肺一般。唐虚谷的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怎么样？你说不说实话？”特务一边用刑，一边逼问道。唐虚谷的回话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竹筷子究竟是竹子做成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红岩》中有个老大哥，这个形象就是根据唐虚谷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小说中的老大哥很有学问，早年曾当过工人夜校的教师，领导过罢工斗争，曾数次被捕又数次逃脱。入狱后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七室，他身体很差，咳嗽吐血，常常一口气缓不过来便昏过去了。但正是这个衰弱多病的老大哥，领导着楼七室的对敌斗争，是难友们的核心。他总是默默地在盘算着什么，轻易不说话，一开口便切中要害，发人深思。他是牢房里的主心骨。实际生活中的唐虚谷也很有文化水平。早在1931 年时就曾召集一批年青人讲解《共产党宣言》。后来，他顶替一个阔少爷的名字去上海念书，过着半工半读、半饥半饱的生活。毕业后，他从上海带回四川五大箱革命书籍。唐虚谷通过顽强的自学读懂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高深的革命理论书籍。在狱中，他成了难友们的理论教员，讲解政治经济学。由于唐虚谷的理论、政策水平高，又有领导能力，在狱中大家都很信服他，尊敬地称他为“唐老大哥”。唐虚谷一直没有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还得益于他的妻子张静芳。张静芳当过小学教员，也当过“老板娘”，是丈夫的好帮手。但与丈夫一起被捕后，她却装成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很好地保守了党的机密，又掩护了唐虚谷。断了一条腿的李青竹被押进了审讯室。主持审讯的张界听说过这个女人不好对付，但冉益智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万县的负责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她。为了让李青林承认她的真实身份，张界把涂孝文找来与她对质。一看见涂孝文那张面孔，李青林就不禁义愤填膺。这个人不久前还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人，一板正经地给自己布置任务，现在却成了无耻的叛徒。她横眉怒目，逼视着叛徒。 “李青林，你认得他吗？”张界指着涂孝文问。 “认得！”李青林回答得极干脆。 “你们是什么关系？”张界又问。 “我们是仇人，”李青林灵机一动。“多年以前我和他在泸县教小学，他追求我，我拒绝了。他是个下流东西，有一次强迫接吻，我打了他的耳光，因此怀恨在心，现在借你们来报复我。”“你说，是不是这样！”李青林转过身声色俱厉地质问涂孝文。涂孝文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张界在心中暗骂涂孝文：“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当了叛徒还总是吞吞吐吐的。”这个场面把张界也搞得很难堪，他挥了挥手，来人把李青林带了下去。涂孝文也被带走了。特务恨他叛变得不彻底，也把他关进了监狱。 “监狱之花”呱呱坠地，给牢里带来了光明。难友们把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集中起来，送给左绍英母子。小卓娅总算活下来了。左绍英被捕了。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事件。她的堂兄人倒是不坏，就是爱喝几口酒。一次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行踪。1948 年9 月9 日，特务冲进她堂兄的家中，把她抓走了。当时，左绍英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但敌人还是怕她逃跑，将她五花大绑起来，押进合川国民党县政府。徐远举听说抓住了王璞的妻子，立即指令将她解到重庆。在二处的刑讯室里，张界假惺惺地对左绍英说：“你看你眼看就要临产了，这可是女人的生死关呀！要是把你关进牢里，那里的条件很不好，就等于是把你送上了死路。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赶快把你知道的那点事情说出来，我马上就安排你保外分娩。”“你叫我说什么呢？”左绍英一脸无奈的模样。“王璞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找我们母子了，下川东那么大的地方，谁知道他能在哪儿？”“你就是不为自己打算，也不为肚子里的小生命打算吗？”张界威胁道。 “我也知道，在监狱里生孩子很痛苦，但你们就是马上杀了我的头，我也没办法把他交出来呀！”左绍英衣着简朴，相貌憨厚，像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说出的话也很有道理，张界不由得相信了几分。可是，他还存有一丝希望。敌人开始给她用刑，两排竹筷子夹住了她的指头。她疼得大喊大叫，但就是不肯说出王璞的下落。张界察言观色，断定她确实不知道王璞的行踪，就把她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其实，左绍英知道怎样能找到王璞，但是她却不知道就在这个月初，王璞已经牺牲了。这个消息也是后来才传到重庆特务们的耳朵里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势如烈火燎原，连县参议员、中小学校长、大中学生都加入了起义队伍，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如梦初醒，惊呼“华蓥山区成了四川的盲肠”，不得不亲赴岳池“督剿”。国民党西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同样神魂不安，一月之内连发三道金牌：9 月 5 日指派少将高参樊龄出任“剿匪”指挥官；一周后，改派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长彭斌为“华蓥山剿匪指挥部”总指挥，樊龄、杨元森（军统头目、二处副处长），麦征甫（内二警副总队长）、廖禹（省保安二团团长）为副总指挥；10 月初，另派第七编练部中将司令兼108 军军长罗广文组成“川东北清剿指挥部”，加强辖区内的“剿匪”行动，限期“剿灭”。 9 月初，随第四支队活动的王璞率领队伍从三元寨转移，来到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刚住下不久，就被敌人包围了。天色将晓，王璞正和几个干部一道研究突围步骤和对策，一名游击队员在他身旁擦枪，无意中扣动扳机，枪走火了，击中王璞的下腹部，登时血流如注，当场昏倒。战士们砍来竹子，做成担架，准备将王璞抬到山下嘉陵江边，雇船偷运去重庆医治。无奈抬出后寨，两次三番都被敌人火力压回。捱至午夜时分，王璞同志终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同志们掩面痛哭，把他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寨后的石洞里。部队冲出去后，敌人占领了木瓜寨，发现了烈士的遗体。他们割下王璞的头，悬在石盘乡一棵槐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槐树下。左绍英一进到渣滓洞，就快要临产了。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难友中传开了，大家尽最大的可能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做好一切准备。难友们对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亲身体会，就是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能顽强地活下去，不难想象在狱里生儿育女是何等艰难。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手头仅有的一些营养品全都积攒起来，留给孕妇和婴儿吃。女牢里的难友们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孕妇能不能顺利生产？产后母子能不能平安？产妇能不能尽快复原？婴儿能不能有奶吃？这一系列的难题都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难友们的心头。还有一些在今天不可能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时都成了难题。比如草纸，每个月每人只能领到一点，除了解手之外，成年女难友来月经都不够用。生孩子怎么办？婴儿用的草纸怎么办？大家又开始攒起草纸来。女牢里的难友们有岁数大的，比如李青林、胡其芬，也有岁数小的，比如曾紫霞，但她们都没有结过婚，对于生孩子毫无经验，真是干着急没办法。幸好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生过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邓惠中也生过三个孩子，大家就一致推举她俩负责照料左绍英。张静芳跟大家说，孕妇生孩子要喝红糖水，可以补身子。可是大家手里只有一点白糖，这还是少数几位狱外有关系的人的亲属，送到二处熟识的人手里，再由二处开往狱中的汽车捎进来。于是，大家就集体向特务看守要求，出狱代买一些红糖进来。过了好几天，也不见回音。后来据个别看守私下里说，这件事报告到徐远举那里，他坚决不同意。 “真是禽兽！”“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件事情传开后，监狱里一片骂声。左绍英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看样子还有早产的可能。曾紫霞她们几个年轻女子也帮不上忙，就在一旁商量着给婴儿起个什么名字。核计了老半天，最后才定下来，生下个男孩就叫舒拉，生下个女孩就叫卓娅。 “邓大姐，你看左大姐能生个舒拉，还是能生个卓娅。”曾紫霞调皮地问。 “我看八九不离十是个卓娅。”邓惠中笑嗬嗬地答道。还真让邓惠中说对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个女婴哇哇哭叫着坠地了。还不到天亮，母亲与孩子双双平安的消息就传遍了渣滓洞各牢房。早饭时，女牢门前堆了很多礼物——这是难友们一大早就凑到一起来的。礼物中，有刚从身上脱下尚带体温的绒衣，从被窝里抽出来的热烘烘的毛毯，洗褪了色的旧衬衣，半新的毛巾、布帽，还有一些红烧肉罐头、半筒奶粉、一小瓶白糖、几十粒鱼肝油丸、一盒半盒简装草纸…… 男牢的叔叔们节衣缩食支援左绍英母子俩，女牢的难友们更是日夜操劳。江竹筠、李青林一针一线地缝制小衣服，邓惠中、张静芳每天换洗婴儿的尿布。其他同志也跟着忙活，女牢里顿时热闹起来。随着小卓娅的顺利出生，大家的心情也轻松下来，但没过多久，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转，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母亲没有奶水，小卓娅饿得哇哇直叫，叫得大家直揪心。大家那一点可怜的物质储备很快就用光了，张邓两位大姐就劝左绍英多喝开水。开水是狱里供应的，数量也有限，全狱难友便自觉地不喝开水，全部节省下来给左绍英母子。女牢里的难友们还把每餐饭菜中可以挤出来的水份和有营养的东西全都自动盛到一个碗里，端到左绍英母子面前。大家望着左绍英，盼她多吃一些。左绍英望着面前的碗，大滴大滴的眼泪往里落。 “为了革命，现在什么也顾不上了。今后要是能够出去，我一定要教育孩子向敌人复仇。”小卓娅一天一天长大了。每到放风的时候，难友们都用喜悦的目光瞧着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她给这个黑牢里带来了一线光明啊！不知是谁在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这个名字立即得到了全体难友的公认。是呵，“监狱之花”，多么意味深长的名字啊！像晨风一样清新，像朝霞一样美丽，像银铃一样响亮！在她的身上，寄托着渣滓洞全体难友的多少希望啊！在《红岩》小说中，“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出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强烈的电闪，忽然照亮了楼口。铐上手铐的人在强光照射下，跨下楼梯，又向前走。在对面一间女牢门边，他突然站住脚，像铁铸的塑像似的崛立在狂风和闪电里，似乎要等待和谁告别。正在这时候，一个头发长长的孕妇，披着带血的长衣衫，突然出现在女牢的风门口。她伸出了双手，隔着铁门，紧紧抓住那个身材瘦长，戴着手铐崛立的人。 ……女牢风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远远地分开了。戴着手铐的人，霍地回转身，高举双臂，在震耳的雷鸣中，向所有的牢房昂然呼唤： “同志们，永别了。解放那天，请代向党和同志们致敬！共产主义万岁！”按小说所写，“监狱之花”出生后，她的母亲又因难产去世了。她成了孤儿，在难友们的悉心照料下长大。而实际情况是，“监狱之花”在她短暂的生命中，享受了很多母爱。当时在渣滓洞监狱里出生的婴儿除了卓娅之外，还有一个苏菲娅。她是1949 年春节后出生的。当时女牢的牢门被特务封闭，与男牢隔绝开来，因而知道她出生消息的并不多。苏菲娅的母亲彭灿碧与左绍英不同。她是个高龄产妇，又是第一胎，张静芳和邓惠中都说她很可能难产。在牢房里生孩子，难产就等于死亡呀！难友们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牢里，还没等彭灿碧临产，就三番两次地找敌人交涉，要求把彭灿碧送到狱外生产。生完了就回来，牢里所有的难友愿意为她担保，可是敌人软硬不吃，无论你说什么也不予理睬。彭灿碧临产了，而且恰恰是难产。看着她在痛苦中挣扎，难友们一个个手忙脚乱，连邓惠中和张静芳也没了主意。那一夜，女牢里的十几个难友没有一个合了一下眼。她们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哭泣。守在彭灿碧身边的难友哭的声音小一点，守在床边不敢入睡的也在哭泣，一时还分不着任务，已经进了被窝的哭声比谁都大，哭得比谁都伤心。彭灿碧已经顾不上哭泣，已经忘了伤心，她疼得快昏过去了。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彭灿碧居然把孩子生下来了。母子都活着，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女牢里的人全都高兴得欢呼起来。彭灿碧生的也是一个女孩，大家又给她起了一个俄罗斯女英雄的名字——苏菲娅。这一次大家有了主意，一定要想办法加强彭灿碧的营养，免得像左绍英那样产后缺奶。经过多次交涉，敌人总算答应了代买鸡蛋和糖，也同意由女难友到厨房里给产妇煮鸡蛋。苏菲娅要比卓娅好一些，她没有缺奶吃。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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