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雄鸡唱天白是是非非终分明(2) 温济泽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琏更早、更简单。1978年1 月，“四人帮”被粉碎、 “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 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定为“右派”之后， 二十年来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电话后， 胡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 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 吗? ”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 ” 接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这个调动事，要温 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 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 我现在不是党员， 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 他也只好答应了。 据当时正在乔木身边的乔木的妹妹方铭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 地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 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 “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是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 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 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 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 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 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 么可贵。 3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 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十人代表团去参加大 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去。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备感 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 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他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济泽 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申诉书很快就写好：过 去在工作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广 播事业局原党组对自己的处理是错误的，等等。乔木随即将它交给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乔木自己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 冤错案，交给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 ” 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 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 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 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 问题的文件，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还是“改正”。 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 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 “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 ：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 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 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 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 ’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 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 “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 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 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 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 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 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 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 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 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 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 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 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 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 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 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 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 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 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 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 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 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 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 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 ”何况社科院已 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 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 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 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 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 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 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 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 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 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 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 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 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 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 出齐。 1996年4 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 灵便，但他还继续被人们推选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 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 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与李之琏，两位都曾受过磨难且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 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