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自从
      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
      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 我看游泳时就得时
      不时地突出鼻子! ”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
      吗? 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
      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喊‘
      毛主席万岁’呢? 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
      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
      法。”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
      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
      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
      1927年9 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
      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当时十
      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
      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
      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
      战士,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
      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
      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
      党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始终不渝的忠诚更可宝贵的?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志觉得:只有经受过不少磨难而从不泯灭良知、心里始终
      装着党和人民的人,才会如此一直明辨善恶是非,忧世人之忧,急冤苦者之急。因
      此耀邦在会议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时破难释疑的讲话,都使大家听得入神而信服,
      使座谈会的讨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活跃。几乎每天散了会,负责掌握会议的同志
      都将当天的会议进展和各种不同意见,连夜写成书面材料送给耀邦。通常上午报去
      的材料,当天下午或至迟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复回来,并逐一签署了意见。其中
      有过这样的批语:同意你们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带回去供本地区、
      本部门党委参考,结论由党委做。有时候他还进一步说:作为共产党人只能服从真
      理,实事求是,不应该让现代迷信和禁区继续存在。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 月下旬起到4 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
      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
      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耀邦对中
      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
      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
      都是‘度日如年’啊! 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
      
          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
      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
      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
      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
      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
      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 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
      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
      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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