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 月，他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即党组) 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 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 苦了! 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 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 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 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 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 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 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 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 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 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 个字，叫做“抬头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 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 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 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 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 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 缺房住) 、妻子( 两地分居) 、孩子( 入学入托难) 、票子( 工资太少) 、篮子( 忙于刻苦钻研，常 常吃不上菜) ，一定要解决! 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 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 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 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 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 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 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 谓的“刘邓司令部”? 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 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 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 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 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 “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 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 “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 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 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 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 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 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 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 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 “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 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 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 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 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 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 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 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 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 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 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 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 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 城富强胡同6 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 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 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 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 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 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 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 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 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 月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 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 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 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 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于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 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 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于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 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 这个“纲”，就 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 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 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 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 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 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 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 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 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 ”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 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 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 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 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 了话，耀邦在3 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 对全党命运攸关的 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 人就是模糊得很! ” 3 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 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