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记忆,还是梦!
      
        在朦胧中,感到祖父整天陪伴着我。堂屋的屏风前有一个大方桌,两边各放着
      一把太师椅,祖父喜欢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让我坐在他旁边的供桌上,我用木梳给
      爷爷梳胡子,爷爷教我摘豆芽。有时还抱我去巷口,坐在杂货铺门口的长凳上,看
      着过往的行人。这一切仿佛只有动作,没有留下说话的声音。
      
        有一年腊月三十,全家人都忙着过年,祖父也到厨房去拉风箱。我坐在一把靠
      背椅上,椅子的前面放着一个木炭火盆。二爸的女儿(重霞)进屋来玩,我顽皮地
      举着拨火棍,嘴里喊着:“烧妹妹,烧妹妹!”却玩火自焚地扑进了火盆里。至今
      右耳的前下方,还残留着一块不小的伤疤。
      
        当初,到底有多痛我已无些许记忆,只记得父亲在灯下给我处理伤口时,那张
      沾满泪水的脸。母亲告诉我,当父亲把我从火盆里抱出来时,气急败坏地大喊:
      “为什么要过年?为什么要过年?”吓得全家老少没有一个人敢透气。不知道,我
      那张包着绷带的脸,给过年的家增添了怎样的色彩?
      
        1951年,三爸全家搬走了,哥哥参军去抗美援朝了,爷爷的脸更阴沉了。
      
        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爷爷,爷爷坐在床边陪伴着坐在床上的我。我看见门
      后挂着的小竹篮儿,闹着要吃里边的包皮杏,爷爷只好去拿,刚站起来就摔倒了,
      仰面朝天直直地躺在地上。吓得我大喊:“爷爷摔倒了!爷爷摔倒了!”前院新搬
      来的邻居朱奶奶把爷爷扶了起来。她问我:“爷爷咋摔倒的?”我低下头不敢答腔,
      知道都是自己惹的祸。这是我四岁前记忆最深的一件事。
      
        不久,爷爷躺在厅房的床板上,脸上蒙着一方白帕睡着不动了。家里人很多,
      都穿着白衣服,头上包着白布,跪在爷爷的周围哭,哭得声音很大,一把鼻涕一把
      泪。我好怕,闹着要爷爷。父亲抱着我去揭爷爷的方帕,我看见爷爷睡得很安静,
      想叫爷爷又不敢,却不知这竟然是和爷爷最后的告别。
      
        爷爷被放进一个大盒子里,还钉了钉子,被许多人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厅
      房突然变得又冷又大。再也没有人抱我去巷口,再也没有人让我坐在那张大黑方桌
      上,再也不能给爷爷梳胡子。我一个人枯燥地摘着豆芽的尾巴,手好冻,要是有爷
      爷在身边,爷爷会让我把手伸进他的袖筒里,那袖筒里可真暖和。
      
        紧接着母亲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二娘(我二爸的妻)也整天在街道上跑个不
      停,邻居们都叫她妇女委员。一家人都在忙碌着,就连和我同龄的二爸的女儿——
      重霞妹妹也是里里外外到处乱窜。只有我孤独地坐在厅房门前的小凳上,睁着泪眼
      搜寻着母亲向我投来的无奈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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