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乔木同志的晚年岁月 徐永军 1989 年3 月，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从此，我跟随他 走完了他最后三年半的人生旅程。三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值得我回忆和珍惜的东 西却很多。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退居二线的他仍然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做了大量 工作。 一、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身体力行 乔木同志一向重视学术交流。他不独重视国内学者间的交流，还提倡中外交流。 1989 年春夏之交后，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中美两国 官方接触基本中断。政治纠葛会不会影响学术交流，一时成了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关 心的问题。乔木同志此时利用他1989 年3 且底至5 月初赴美讲学期间结识的朋友 相继访华的机会，同他们频繁接触，表达了中国方面希望继续密切中美两国学术交 流的意愿。仅在10 月份，乔木同志就先后会见了李侃如、伍德科克、奥克森伯格。 以后，他又分别会见了李政道、李中清、威克曼、梁佩潞、奥树德等人。 10 月5 日，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了他访美归来后的第一位美国客 人——李侃如教授。会见中，双方强调在中美外交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积极开展 双方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乔木同志说，学术的交流对于学术的发展和全人类精神财 富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有助于促进双方互相了解。 两国学者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比较冷静和超然地分析问题，并影响各自政府 和舆论界。李侃如教授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foundation） 长期致力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在美国，这叫做“补充外交”。 乔木同志认为“补充外交”是解决某些问题的好形式。有些非常敏感的问题， 不宜由政府间直接讨论解决，而可以由民间人士通过非正式的协商来寻求解决方法。 在会谈中，李侃如教授表示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很感兴趣，但美国这方面的 材料很少，希望乔木同志帮助他采访一些仍然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取得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乔木同志说，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加深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有益， 而且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价值。他表示，这个课题的研究最好有中国学者参与合 作，并希望，作为交流，美国有关方面也帮助中国学者到美国深入研究美国史。 李侃如回国后，就“补充外交”一事向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作了报告。美国政府 对此颇为重视。也许正因为如此，10 月下旬，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先生以美 国新技术公司董事名义受命来到中国。29 日，通过新华社找到乔木同志，了解双 方派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非政府代表，用非政府团体寻求解决两国政府间棘手问 题的方法的可能性。伍德科克说，如果中国方面同意这样做，美国将派第二任驻华 大使恒安石作为代表。乔木同志感谢伍德科克先生告诉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和他 为保持中美友好所作的努力。他说，如果要谈，中国方面可以由与恒安石地位相称 的中国前驻美大使韩叙出面。但是，这件事最终得由政府决定。他将把今天的谈话 内容向中央政府和外交部报告并事先征求韩叙的意见。会谈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 乔木同志对我说，他在美国讲学时同伍德科克见过面，并向伍德科克赠送了一幅毛 笔字。他说，伍德科克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但为人诚恳、朴实，是他最喜欢的 美国朋友之一。见面之前，他以为只是叙叙旧，没有想到谈话的分量这么重。 会见伍德科克后的第二天下午，乔木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奥克森伯格先 生。奥克森伯格此次是作为外交部的客人同尼克松一道来京的。这次会见，双方主 要就10 月5 日乔木同志与李侃如教授谈到的学术交流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会 见结束时，奥克森伯格向乔木同志递交了他和李侃如教授联名致乔木同志的信。信 中开列了他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计划和他们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奥克森伯 格希望乔木同志把此信转交中国有关方面研究后，在一两个月内给他们一个答复， 以便他们在1990 年夏天实行他们的计划。乔木同志当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 求。他说，他将请社科院协商有关单位落实他们的计划。 1990 年7 月5 日，李侃如、奥克森伯格再次联名致信乔木同志。他们感谢乔 木同志对他们如期来华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安排所作的努力，同时告诉乔木同志， 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初步的进展，在他们的采访和查阅资料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很 好的合作，尤其令他们感到荣幸的是，他们见到了吕正操同志。 此后，乔木同志还多次接见来访的美国学者。由于乔木同志的特殊地位，又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长，不少学者在会见时，请求乔木同志对他们在华学术交 流活动给予帮助。乔木同志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让他们圆满完成研 究课题和访问计划，使他们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在当时中美外交关系处于不正 常的状况下，确实起到了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作用。 二、为党的文献编辑与历史研究尽心尽力 乔木同志任毛主席的秘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毛主席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 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 不意，他从此与党的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党在这两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退居二线以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 组的常务副组长，对党的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继续倾注了大量心血。 就我所知，1988 年至1992 年的五年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重 要文献著作的选题、选目，无一没有经过乔木同志审定。像《毛泽东选集》、《邓 小平文选》这样一些重要著作在修改再版或编辑出版之前，乔木同志都要在用字、 句法、逻辑等方面进行认真把关。他拿不准的，则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去请 教吕叔湘、钱钟书等语言大师。对这些重要著作出版后的宣传报道，乔木同志也总 要亲自过问，并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宣传文章。1989 年夏天，乔木同志在北戴河 修改《〈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重要文章介绍》一文和《共产党要接受监 督》一文的注释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8 月初，乔木同志收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重要文章介绍》一文后，用了四天时间进行精心修改。当他把改好的稿子交给 我时，我发现，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通篇布满了他那清秀的字迹。时隔五年，我虽 然记不得他对哪些文字作了怎样的修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共产党要接受监 督》、《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两文的介绍文字是他加写的。 又过了几天，当乔木同志得知《人民日报》准备在8 月22 日全文登载《共产 党要接受监督》一文时，他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文中出现的“大民主”，“小民 主”、“匈牙利大民主”、“波兰大民主”作注，并亲自修改了“大民主”、“小 民主”的注释。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解释“大民主”、“小民主”时，根据毛泽东1956 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用了一句概括性的语言，即“‘大民主’、‘小 民主’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乔木同志认为这种解释不妥。他说，“大民主”、 “小民主”并不是一种什么形象化的语言。 这样解释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喜欢广泛的民主，因为在 汉语里“大”常常是褒义的，“小”则常用作贬义。这与毛主席、小平同志的原意 不符。他当时也没有想起一种确切的解释，三天后他才确定把“形象化的说法”改 为“讽刺性的用语。”关于“大民主”他最后改定为“大规模的群众风潮或闹事”。 在改定之前，他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群众风波”等词上进行了仔细 比较和挑选。 乔本同志修改文章，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是精益求精。为了改动其 中的一个词，在散步途中折回，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有时，在不到一个小时里， 连续返回几次。他这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令我十分钦佩。有人曾经把遣 词造句同穿衣相比，如果选择得不适合，就会全身感到不舒服。乔木同志在遣词造 句上比选择衣服用心百倍、千倍。 乔木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历史研究。早在1951 年他就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具有 开创性的简明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当时党的干部、党员学习党 史的重要教科书。1990 年底，我随他到南方考察时，许多干部都向他谈到这本书 给予他们的教育。 1990 年3 月8 日，在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上，乔木同志再次强调了党史研究 工作的重要性。他希望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充分认识党史研究的战斗性。他要求党 史工作者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论证，阐明有关党史的根本问题。他 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并切实这样去做了的。在此前后，他撰写的 《中国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二十年“左”倾错误》、《中 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多篇力作，就是这方面的范文。值得一提的是， 乔木同志撰写《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纪念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的 论文时，他已身染绝症。 他曾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是他拼了老命写出来的。 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史工作上。3 月16日，他 对我们秘书说，他今后唯一的工作是搞党史。他已根据杨尚昆、薄一波同志提出的 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的希望，向胡绳同志等建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先集中力 量写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比一般教科书站得高、有新意的反映党的七十年历史的著 作，作为献给党的七十岁生日的礼物。他说，党研室写出书稿后将要征求他的修改 意见。他吩咐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近几年来我国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著 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纪念文集、学术论文集等。同时，他还让我们帮他购 买海外出版的有价值的书籍。 他说，不读这方面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研究动态，他就无法提修改意见。 由于新闻出版署、全国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从5 月份起乔木同志所需要的书 陆续送到我们办公室。乔木同志从此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这些书。 1991 年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送达乔木同志。他根据胡绳同志 的要求，在北戴河对书稿的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及 结束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些写作难度较大、分寸最难把握 的部分进行审定，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8 月2 日，他让我把书稿连同修改意见转 交给胡绳同志。3 日、6 日他又以谈话和书信方式对上述三章的内容提出了进一步 的修改意见。8 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了该书的出版。乔木同志对该书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并亲自写了书的《题记》。 乔木同志也十分重视国史研究。鉴于我国史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历史研究相当薄弱，由他提议，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建议成立了负责 组织和领导全国国史研究工作的当代中国研究所。 三、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乔木同志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退居二线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政治上、业务上培养年轻一代，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坚定的、胜任的、熟练 的新闻工作者，一直是乔木同志的心愿。 1991 年11 月5 日（新华社建社六十周年前夕），乔木同志向新华社社长穆 青同志、副社长郭超人同志表达了这一心愿。他说：“新华社现在一半左右是新人， 这既是财富，又是负担。如何把这批新人培养好，是你们当前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 进城以前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新华社在西柏坡集中培训了一批领导骨干。但当时 的条件比较特殊，在培养干部上采用的是手工业方式，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现在 条件变了，继续那么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新时期、新任务，要求有新方法。 你们要找到培养干部的新方法。”为各新闻单位献计献策，是乔木同志关心新闻事 业的重要表现。五十年代，他任中宣部副部长时，曾以通信方式，向《人民日报》 主要负责人范长江、邓拓等提过不少建设性意见。1989 年后，他又先后向《人民 日报》提出了下列改进工作的意见： 力争做到每天有一篇社论或社评。他说，一份报纸，读者固然可以通过其版面 安排、新闻稿件的取舍等表现形式了解其办报方针与立场，但版面形式相对来说是 固定的，新闻稿主要以事实说话，有它的局限性。社论、社评却是直接表明报社立 场和观点的。它旗帜鲜明，读者一看就知道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1990 年11 月，乔木同志在广州听取《南方日报》总编辑张琮汇报时，也强 调了报纸评论、社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各大报纸在这方面都显得很薄弱，有时 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报纸的社论或评论。他希望《南方日报》注意这个问题。 他多次强调要加大经济改革、经济建设报道的分量，更好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 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导思想。 改进编辑工作，杜绝因编辑疏忽而出现的错误。他说，尽管有些错是小错，如 用字错误，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种小错经常不能改正，就要给党报丢脸。 加强同新华社及其他报社的合作与协作，广开稿源。他说，新华社人力资源丰 富，有不少稿子没地方用，有些稿子的质量还不错，特别是他们编的动态清样上有 不少精彩的文章。《人民日报》可以稍加改写或以新华社专稿，或以特约记者的形 式公开发表。其他报刊上好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可转载。他还亲自为《人民日 报》推荐过文章，如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载于1990 年1 月15 日至 19 日的《人民日报》）。 乔木同志对《人民日报》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一方面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 央的喉舌，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则因为乔木同志与《人民日 报》及其前身延安《解放日报》有过很长时期密切的工作关系。 《人民日报》是乔木同志每天必定认真阅读的报纸。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也就 是1992 年9 月27 日，他还坚持看完了《人民日报》。当时他的大腿因病变骨折 做着牵引，他的肺、肝、肾被癌细胞啃噬得只剩下了最后一点活力。 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克服何等病痛坚持看完的呢？！当天晚上，他就昏迷了， 从此没有再醒来。他对《人民日报》的钟爱，由此可见。 对新华社的工作，乔木同志同样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仅1991 年11 月5 日， 他就当面向穆青、郭超人同志提出了五条： 第一，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他说，有一批名记者就会大大提 高通讯社报道的权威性。 第二，不断加强报道的时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情不能让外国记者抢 先。 第三，改进新闻写作，学会运用背景材料增加新闻的说服力。 第四，采用过去曾经很有威信的“信箱”方式，对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 是一些政策性问题，及时地作出权威性的回答。 第五，加强同报社的合作与协作，使新华社的报道能更多地为报纸所采用，产 生更大的宣传效益。 除《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外，其他新闻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乔木同志的 关怀。 1990 年12 月14 日，在从广州返回北京途中，乔木同志得知《人民铁道报 》总编辑岳凤先、副总编辑李丹要求采访他，一向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他，破例在 列车上接见了他们。当这两位同志汇报《人民铁道报》正在重新学习他四十四年前 写的《短些，再短些》一文，克服报纸的毛病时，乔木同志对他们的这种作法表示 赞赏。他说：对记者来说给他一个限制好。这样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可以提高报 社的工作效率。同时他希望《人民铁道报》社多提倡记者学习毛主席写的一些东西。 他说：“毛主席写的一些评论、新闻都短而精彩。现在的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在 这方面还缺乏锻炼。”乔木同志虽然给不少单位提过意见或建议，但是他的态度是 相当慎重的，非经过深思熟虑不提。他曾对我们秘书说，他已经退下来了，对一些 事情有意见，他还得提，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与职责，但是要慎重，不能因为自己 不正确的意见或不成熟的建议给在职同志增添麻烦，甚至妨碍他们的工作。当他有 意见或建议需要我们转达时，他总是要求我们注意传话的语气和措辞。他说：“我 对你们说得直截，你们传话时应尽可能委婉、客气，不要让人听了觉得像教训人似 的。”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乔木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上面忆 及的三点，不过是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