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与胡乔木的交往 王德芬 在《炎黄春秋》上读到关于胡乔木同志的长文，不由想起萧军与他的交往。他 们虽然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党内“大笔杆子”，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 却相交很久，并且很有缘份。1936 年在上海，1942 年到1944年在延安，1981 和1982 年在北京，他们曾多次交往。 一、在上海 1934 年11 月初萧军到了上海，写出了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八月 的乡村》。鲁迅先生看了原稿非常赞赏，热情地写了序言予以评价。 由于这种“言抗日”的小说国民党当局严禁出版，所以萧军是以“奴隶丛书” 之二（之一是叶紫的《丰收》，之三是萧红的《生死场》），并自费，秘密找私人 印刷厂印出，由内山书店和胡风秘密代售传播。鲁迅先生还托人将《八月的乡村》 带到苏联、日本、印度、美、英、法等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在 上海各大学里秘密推销，很快受到了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 响，成为文学战线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面红旗。1936 年2 月25 日《时事新报》 的“每周文学”第23 期第2 章第4 版发表了“左联”成员胡乔木评论《八月的乡 村》的文章，其中写道： 《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 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 品，却不曾有过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 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 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 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 民，对于敌人的部队，他们是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凡是这 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却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 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 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好，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它 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它又暗示了中国 民族革命的国际基础。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 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 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乔木同志就这样详尽地介绍了作品的内容，评述了《八月的乡村》的深远意义， 热情地为它叫好，虽然他和作者并不相识。 胡乔本文章发表十几天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了一篇攻击《八月的乡村》 和鲁迅的文章。 鲁迅先生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 杂文给予了回击和揭露。 萧军自己也写文章回击了狄克的挑衅和攻击。 由此可见乔木、萧军同鲁迅先生是一条革命战线上的战友。当年乔木二十五岁， 萧军二十九岁，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个人住址保密，两人没有通信的机会，更没 能见面，只能是一次并肩战斗的“神交”。 二、在延安 1940 年6 月，萧军在董必武、林伯渠和邓颖超等同志安排下，和我带着8 个 月的女儿萧歌由重庆到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军车到达延安，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迫害和追捕。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人们不断听到萧军舒畅高昂的歌声。 萧军在边区“文协”安居之后，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为延 安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 只是萧军秉性耿直，脾气急躁容易冲动激忿，常常与人争论和争执，闹得很不 愉快，致使他一度想仍回国统区去直接和敌人斗争。他向毛泽东主席坦率直言，毛 主席再三安慰规劝和开导、挽留，他才决定不定了。毛主席接受萧军建议，着手制 定党的文艺政策，对萧军委以重任，请他代为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为召 开文艺座谈会作准备。萧军曾珍藏着当年毛主席给他的一封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 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 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 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 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但白豪 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1941 年8 月2 日 此后不久，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萧军和他才正式相认相识。只是萧军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不念与胡乔木在上海的战友之谊，在1942年5 月召开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和几位同志辩论起来，除了欧阳山、何其芳、周扬， 也有胡乔木。在谈到鲁迅先生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问题时，乔木说 是“转变”，萧军说是：“‘发展’，不能说是‘转变’！‘转’者方向不同也， 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 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 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当时朱德总司令说：“不但有 转变，还有投降咧，比如我吧，就是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萧军认为各人有 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总司令可以承认自己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 命立场，但鲁迅先生却不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的，所以只能说是“发展”。 在大会上萧军和乔木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会后乔木给萧军写了一封信，经过思 考又另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信上还有两处毛主席用铅笔修改的字迹，说明乔木这 封信是毛主席共同研究过的。（萧军把这封信和朱德、林伯渠、王明、董必武…… 给他的信一同粘贴在一个信夹里，一直珍藏了二十多年，可惜在“文革”初期被抄 家的红卫兵都抄走了。）1943 年3 月，萧军所在的“文抗”撤销了，作家们大都 响应文艺座谈会的号召与工农兵相结合体验生活去了，有的迁到其他单位继续“整 风”。萧军由于受“王实味问题”的牵连，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原住处改成中共 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成了招待所的客人。当时我正怀着孩子，快到预产期了， 招待所蔡主任对我们很不客气，萧军终于和他发生了冲突，气愤地当面指责蔡主任。 对方道： “你敢批评我？”“别说是你，毛主席说过，连共产党有了错误也可以批评！” “你嫌这不好，可以走嘛！”蔡主任说。 “走就走！”萧军也不示弱。 说走就走，第二天清早，我们冒雨离开了招待所，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门 口。 萧军决心下乡去当老百姓，不吃这份供给饭也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边区政府主 席林怕渠和民政厅厅长刘景范怎么劝也不行，只好给他开了通行证，找两头小毛驴 把我们送到了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安了家。我们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亏得左邻 右舍的老乡们伸出了热情支援之手，又交了一个放羊的把兄弟贺忠俭，才度过了难 关。农村里没有医院也没有助产士，是萧军自己为我接生的一个女孩，为了纪念这 次下乡务农，取名“萧耘”。 1944 年3 月3 日，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领着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来到了 我们住的寒窑中。没有凳子，更没有椅子，只好请他们坐在炕沿上，乔木环视窑内 一周对萧军说： “老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好极啦， 我和老乡们交上了朋友，生活没问题，明年一开春就开荒种地，咱有的是力气。” 乔木和王书记对了对眼神，王书记说： “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万一孩子生了病，村里连个医生也没有，也买 不着药，我看你还是回延安城里去吧！”两个人的来意很明显是动员萧军回去。乔 木说是“顺便”来看看我们，刘庄是个很偏僻的小村子，没有王书记领路乔木肯定 是找不到我们的。在文艺座谈会上乔木已经领教过萧军的脾气，如果告诉他是毛主 席派他来请他回延安城里去，岂不助长了他的傲气？所以乔木未吐真言。常写小说 的萧军最了解人们的心理，哪能不明其中的原由呢！所以也就心照不宣未予拆穿， 只说： “让我考虑考虑再回答你们好吗？”二位客人走了以后，我对萧军说，为了不 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两个儿女的健康，还是回去吧。他只得同 意了。王书记派了两头小毛驴将我们一家四口送到了中央党校三部，延安文艺界的 同志们都集中在这里参加整风学习。见到了罗烽、白朗、塞克、刘岘、阿甲、艾青 等许多老朋友。 乔木也算不虚此行，完成了毛主席嘱托他的任务。 三、在北京 1950 年10 月抗美援朝东北疏散人口，我带着孩子从抚顺来到北京，分配到 市劳动局工作。 萧军也要求调到北京工作，东北局宣传部只同意他到北京探亲。他于1951 年 1 月来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东北，结果成了没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单位的“无业游民”， 没有供给关系也就没有了生活费，依靠向亲友借贷度日，专心致志地写他的长篇小 说《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和《第三代》。 后来彭市长安排他到市政府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以后又让他到市文化局当戏 曲研究员。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员”，“文革”中更是差点送了命，关押加 劳改八年，直到1979 年冬才重返文坛，第一次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 1980 年由中共中央批复北京市委给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政治结论中说， “……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随后又担任了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 员、中国作协理事和全国政协委员。在1981 年12 月中国作协理事会上，阔别多 年的萧军和胡乔木又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紧紧握手，久久不放。在会 议期间，萧军把他的发言稿和会议的建议，交给乔木请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开会期间，《文艺报》编辑请萧军根据乔木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当前 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写点感想。萧军把乔木的文章反复阅读之后，写了一篇题为 《一瓣‘新’香》的文章，其中写道：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有着痛定思痛，语重心长……‘新’的愿望，‘新’的起点， ‘新’的境界……而出现的。 回想几十年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能够有今天，那是和我们的先行者 流热血，抛头颅，经屈辱，历艰难……分不开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我们是痛定思痛，整顿、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认真地瞻望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 不能做一个无记忆的简单动物，无思想的随波逐流的愚氓，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 “人”，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来…… 我做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的“老”群众，敢于说为了它好，为了它更完美些， 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尽管我遭受到若干年的误解——但这算不了什么 ——我今天仍然是如此，一直到我的终生也如此…… 这篇文章于《文艺报》1982 年第二期发表后几天，萧军收到胡乔木一封来信， 说他已看到萧军的文章，向萧军表示感谢！说他过去曾多次伤害过萧军而萧军却不 予计较，仍以坦诚相待使他深感歉疚。 萧军看了乔木的来信也很感动，说乔木肯于虚心道歉难能可贵！也自我检讨说 ：“我过去争强好胜，盛气凌人，常常不注意方式方法，态度生硬，言语粗鲁，很 不应该！几十年来挨批挨整也是我咎由自取，怨谁呢！我这是‘老虎掉山洞伤人太 重’啊！”说罢不禁哈哈大笑。这笑，说明他和那些批判过斗争过他的同志们之间 的恩恩怨怨已一笔勾销了，萧军随即给乔木写了回信，把上述意思都说了。 萧军到了老年脾气好多了，棱棱角角也磨光了，心胸开阔了，气量宽宏了，能 够体谅人原谅人多做自我批评了，对人更加诚恳更加热情了。本来还想把自传续写 下去，最后决心不写了，他说：“我这一辈子快乐的事少，痛苦的事多，我不愿再 揭疮疤了，我疼，别人也疼，还记那些旧账有什么好处呢，让那些恩恩怨怨到此为 止吧！”1983 年5 月、8 月、9 月东北三省各大学及文化团体分别在长春、哈尔 滨、锦县召开了“萧军创作生涯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84 年3 月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作协也为萧军召开了庆祝大会，人们给了他 崇高的评价和荣誉。萧军在每次大会上都诚恳地表示：“让我们眼睛向前看，团结 起来，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多做贡献吧！”萧军到了老年，胖胖敦敦像个弥 勒佛，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总是那么忙碌和快乐，八十岁了还有很多很多 的工作要做，终于力不从心地倒下了！1988 年6 月22日永远闭上了那双充满笑意 的眼睛，终年八十一岁。胡乔木同志特地送来了花圈。不料他自己亦于1992 年9 月去世，终年同为八十一岁。愿两个知心的朋友在天之灵能够欢聚！安息！ （原载《读书周报》1993 年12 月25 日）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