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何祚麻乔木同志是政治家、学者，又是中共中央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的活动遍及于政治、党史、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乔木同志写了一辈子的新闻、评论、社论，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拟定了许多方针政策，为中央领导人起草了许多讲话和报告稿，编辑、整理、修订和补充了许多领导人的文集并加以评论，等等。乔木同志被称为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笔杆子”。乔木同志的杰出贡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先后参与起草和主持起草了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对统一全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乔木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总的来说，乔木同志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座的同志们也许还不很熟悉乔木同志对自然科学工作起过开拓性质的或奠基性质的影响。在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从成立开始，便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从党的系统来说，科学院便由文委党组领导，实际上即由中央宣传部领导。乔木同志先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后来是常务副部长，科学院党组在工作上多半直接请示乔木同志。 1951 年11 月，中央宣传部正式成立科学卫生处，由音乐家赵渢同志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当时未设处长），科学卫生处也由乔木同志分工领导。后来科学卫生处多次更换处长，秦川、胡绳、于光远同志均相继担任或兼任过处长职务。有近一年的时间乔木同志还直接代理处长工作。从1951 年下半年起，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不久即调到科学卫生处工作，到1956 年底又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改名原子能所）。在中宣部工作这段时间，我深深崇敬乔木同志的远见卓识，以及他谨慎、细密、严格、严肃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我国科学工作所起的良好的影响，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尽心的指教和关怀。这里追忆一下乔木同志的贡献。一、在理论上对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所做的澄清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现在已是大家都同意的常识，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和解放初期却一直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代表性的论著如1921 年由布哈林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就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连“科学上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器，国家机器里的房屋，大炮，算盘，图表等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三十年代，在苏联哲学界发生的一场大论战后出现的一部巨著，米丁教授所写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也将科学列入上层建筑。在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在我国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会议上负责人的讲话中，也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对社会生活各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一观点的一个突破。斯大林鲜明地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也没有阶级性，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谈到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这对科学卫生处的工作是太重要了！如果自然科学和医学有阶级性，那么其逻辑推理的结论，就至少要对自然科学奉行批判和改造的方针，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奉行“左”的政策。事实上，联共中央在自然科学问题上就奉行过“左”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当时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头脑是很冷静、清醒的。 1956 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文章中写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①这是我国在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上，见诸报端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更早一些是乔木同志在1953 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 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这是在党内以中共中央名义对这一问题第一次发表的正式意见。再早一些是在科学卫生处成立初期，中央宣传部组织各部处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论语言学问题》。我记得赵讽同志曾十分兴奋地回来对我说： “今天乔木同志主持的学习太重要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而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有许多事物都没有阶级性，如音乐里的乐器，能说小提琴或二胡有什么阶级性？”但是，在那一时期，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却几乎占主导地位，科学卫生处有相当一些工作就是同这种错误的认识做斗争。这里举一个例子。大约在1950—1952 年，中央卫生部门有的领导同志就强烈地持有这种错误观点，当时有位同志写文章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而问题是，这样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党中央所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的贯彻。乔木同志便提议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一错误观点，任务交到科学卫生处。后来这一文章由龚育之同志完成，刊登在1953 年的《宣传通讯》上。这是一篇在党内很有影响的文章，显露出龚育之同志的才华，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文章刊出后，各地出版的党刊纷纷加以转载。我记得当时参与《宣传通讯》编辑工作的郑惠同志，常常很兴奋地到我们处里来说，现在××党刊又转载了。当然，如果不是乔木同志的支持和指导，育之同志的那篇文章也是不会出来的。 1958 年，乔本同志己离开了中央宣传部，但仍然关心着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1958 年，在我国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界里一些年轻学者把心理现象说成是有阶级性的，从而要打倒它。心理学家唐钺教授说，即使旧心理学有很多错误，但总有“一点点”对吧？于是便批判唐钺教授的“一点点论”。乔木同志听说这一动向，就又把当时仍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同志找去，口授了一番意见，由龚育之同志去北师大传达。其大意是，心理活动虽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人类心理如何反映世界，如何认识世界，其规律性是共同的，否则不同阶级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也无法交流思想。育之同志传达了乔木同志这些意见，在心理学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津津乐道。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讲话也就成了乔木同志的重大罪状之一。据龚育之同志告诉我，他手上还有一份谈话记录要点，还有可能追忆起并整理出来，也许将来可收在乔木同志的文集里面。需要提到的是，乔木同志在纠正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的同时，并没有走到另一端，他始终认为自然科学为谁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毛泽东曾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①在乔木同志的指导思想里，始终是既纠“左”而又防右的。二、关于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解放初期，《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曾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那么将怎样又“发展”又“服务”呢？理论和实际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解放初期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陈伯达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关于科学院的工作方向》，登在《科学通报》上，其中集中地回答了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另外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乔木同志对科学院研究人员的一个讲话，其中也回答了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陈伯达当时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并不管科学院的工作。而由于乔木同志的讲话，一向讲得概念上明确、清楚，逻辑论证也比较细密，所以科学院在讨论科研方针的时候，更多是依据乔木同志《讲话》。这个《讲话》只有供学习研究用的一个油印稿，从未发表过。我曾多次建议乔木同志发表这一《讲话》，他就是不同意，总认为不太成熟。不幸的是，这一讲话稿在“文化大革命” 中散失，在编写《当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时，我们都想找这份《讲话》，但未能找到。对这一《讲话》的重要内容，现仅能凭记忆所及予以介绍。乔木同志首先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有两种含义，“实际”一词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客观实际，如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另一是指实践，如科学实验就是实践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是说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联系到中国的客观实际，联系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另一重意思是说理论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指导科学实验工作。由于名词概念内涵的不同，意义也就不同。当时听了乔木同志的一番讲话后，把大家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给理清楚了，大家都很佩服他思路明晰。后来读《毛选》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看到对“实际”这一个概念所作的两种含义的注释，我想，这条注释大约是出自乔木同志之手吧。此外，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还进一步回答了科学工作要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是说科学工作除了要看到当前的实际需要，还要看到长远的需要，还要重视理论研究。他的具体表述，就很难一一追叙了。足以代表乔木同志对科学工作的看法的，我以为是他为周恩来总理起草的在1956 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在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绝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①现在回想起来，乔木同志所持的有关科学工作的这些观点，对我国科学工作是何等重要！三、乔木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院里乔木同志获得了一个“外号”——“代理科学院副院长”，有时就简称“代理院长”。陈伯达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是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副院长，乔木同志是中央文委的秘书长，但是在当时科学院工作者心目中，却是一位“有实无名”的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是在1949 年酝酿筹建的，约在这一年6 月15—19 日间，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时，中共中央曾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协助工作的有恽子强、丁瓒和钱三强等，其时，乔木同”志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后来改任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定一同志任中央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同志），乔木同志又兼任文委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在筹备期间，同时也就成立了科学院党组，由恽子强同志任书记，丁瓒同志任副书记。科学院党组，是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书记的一个政府党组下属的文委分党组下面的一个党组，很自然，定一同志就委托乔木同志实际上多分管科学院党组。总之，那时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如工作方针的确定，组织机构的确定，领导成员的透选和配备，科学院的工作规划和计划等等，都有乔木同志的参与和决策。科学院的重大活动，如组织科学家支援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组织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向苏联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后提出建立各个学部，遴选学部委员，建立学术秘书制度等，都或者由乔木同志指示方针，或者由乔木同志提出倡议。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人事调动，如张稼夫同志、秦力生同志、郁文同志来科学院工作，丁瓒同志回心理所工作，等等，也都是由乔木同志提名或做出决定。总之，当时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院党组关系极为密切，1956 年后，中央委托聂荣臻同志总抓各方面的科学工作，中央宣传部就不再管科学院的工作了。此后，科学院的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仍坚持要求参加中央宣传部的有关工作会议，仍保持一定联系和良好的工作关系。乔木同志也仍然关注着科学院工作，常常从侧面提出若干意见，竭力予以协助。例如，1958 年乔木同志深感中央领导同志对科学院工作了解不够，于是就提议由科学院办一个《科学简讯》的内部刊物，向中央 “下毛毛雨”等等，这对及时让中央领导同志了解科学院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派胡耀邦同志、李昌同志等来科学院工作，起草一个很著名的《汇报提纲》，这一《提纲》最后也经乔木修改定稿，乔木同志也就因此成为“科学界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之一。总之，乔本同志总是事事处处维护科学院的工作。我们不能忘掉这位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同志。四、乔木同志和科学卫生处科学卫生处（后来改称科学处）的工作，一直是在乔木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1952 年下半年到1953 年的上半年，因副处长赵讽借调出去，科学处“群龙无首”，龚育之、罗劲柏、孟庆哲和我等一些人，都不知该做些什么。乔木同志就来代理处长，约一、二星期找我们谈一次，直接指导科学处的工作。除上面谈到的由科学处介人的有关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以外，尚有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工作。（1 ）为中央起草关于加强“科联”工作的指示和加强科普工作的指示。（2 ）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3 ）检查中央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上的错误，包括撰写一篇对“封建医”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的文章。（4 ）调查研究我国科技界现状，广泛拜访我国许多著名学者，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征求对我国科技工作的意见。（5 ）调查研究我国各报刊、出版物中有关科技宣传中的一些问题。（6 ）调查研究科学院（所），高等学校以及各产业部门在贯彻科研方针上的一些问题。（7 ）提倡科技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哲学著作。除以上这些较大的工作外，还起草过一个很特殊的指示，1953 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将出现月蚀，乔木同志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天狗吃月亮”等迷信的《指示》。这反映出乔木同志的视野是何等开阔。通过乔木同志的这些部署，科学卫生处的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怎样为中央工作，怎样体现出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于是，科学卫生处的工作就活跃起来为中央起草加强“科联”工作的指示布置给我做，而加强科普工作的指示交给了孟庆哲同志。当时，我们都很紧张，不知该怎么办。乔木同志大约是看出我们的心思，当日下午，来了一个条子。“祚麻同志：上午所说有关为中央起草加强两个协会的指示之事，可先从调查研究人手，慢慢去办，不要着急。”这样一来，我们紧张的情绪就缓了下来！我至今都记得乔木同志对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的这些关注。后来，我们拼凑了一个不象样的初稿，最后还是乔木同志舞动如椽大笔，一挥而就。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是由龚育之同志完成的，共辑录了约四十万字，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理论，提供了文献基础。这一工作如果在现在来做也许不很困难，但在1953—1954 年，却不很容易，因为没有列宁、斯大林全集的中译本。然而育之同志工作得极为出色，其中的一半从已有译本里辑录，另一半却直接从俄文的各卷全集本中查阅，摘录并译成中文。那时育之同志整天钻在北京图书馆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俄华字典》。他的俄语阅读水平和翻译水平也由此而大为提高。育之同志的译文不仅准确、流畅，而且有创造性。例如列宁的文章中曾谈到一位不懂世务而又固执的小姐，育之同志便译为“酸小姐”，这很贴切生动。言之同志遍查列宁、斯大林全集的后一个收获便是发现列宁、斯大林从来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相反却找到列宁批评这一观点的精彩文字。 1922 年9 月27 日，列宁看到当天的《真理报》上刊登了某一“理论家”的文章后，即给当时任《真理报》总编辑的布哈林去了一封信：“给您寄去今天的《真理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普列特涅夫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字眼来虚张声势的小品文这类昏话登载了出来。我标出了两处，打上了许多问号。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普通的学习。难道《真理报》编辑部不打算向作者指出他的错误吗？要知道，这是伪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①《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书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乔木同志的倡议和支持，此书也是不会和读者见面的。有许多小事情，但却体现出乔木同志对后辈的关怀和教育。1953 年苏方提议给华罗庚教授颁发斯大林奖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拍来电报说，拟给华罗庚的《奇数可加论》著作授予斯大林奖金，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乔木同志一看就怀疑是翻译出了问题，于是龚育之和罗劲柏去拜访华罗庚教授，征求他的意见并询问正确的译名，知道应作《堆垒素数论》。为了要迅速回复苏共中央，乔木同志是叫他的秘书通知行政部门用小汽车送他们两位到西郊拜访教授的。乔木同志对这一切工作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后，忽然又想起一事，又打电话到科学处告诉罗劲柏同志，去拜访华时，须换一件干净的棉衣。那时是解放初期，大家都穿着破棉袄，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乔木同志却注意到这些礼貌上的小事。 1955 年，乔木同志为周总理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讲到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①但那时没有情报研究所，信息不灵通，乔木同志便让科学处去查一查飞机有没有超过音速。育之和老罗问了某些专家，回答是：“还没有超过音速。”乔木同志仍然不放心，又打电话给总参，请他们调查一下飞机究竟有没有超过音速。最后总参回复说，已超过音速。这就是总理报告里那句话的由来。乔木同志总是如此严谨地对待每一个细节。 1953 年成立中国建筑学会。那时，正值周荣鑫同志任建设部长，学术界便选举周荣鑫同志任理事长，梁思成教授任副理事长。这一情况报到乔木同志那里，他觉得不妥，以为政治最好不要代替学术，便向荣鑫同志提出是否可以互换一下？只是这一意见说得略迟了一些，已经选过了。后来建筑学会再度改选时，荣鑫同志就不再兼任理事长了。乔木同志还有一个习惯，遇到怪僻字要去查一下字典，如赵渢同志的渢字，乔木见到了便问赵渢同志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去查《康熙字典》，说他的解释是对的。乔木同志对我的“麻”字也发生了兴趣。我的名字是我祖父给取的，我可从未考究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乔木也问了我，我答不出来。过两天见了我，说他查了康熙字典，还告诉我一个有关的故事。据说北宋年间和欧阳修合修五代史和唐史的宋祁喜欢用怪字、僻字。欧阳修不甚赞成，因而写了一段话给宋祁，大意是昨天睡不着觉，早上起来后，因而“扎因洪麻”。宋祁看了莫名奇妙，不知所指。欧阳修解释说，这是“书之大吉”的意思。宋祁笑了起来。于是，我这才知道“麻”字是吉利的意思。不过，乔木同志又说：“写文章要少用怪字，用作名字还可以，免得与别人混淆。”然而，乔木同志并非只是在“小事” 上注意教育后辈，更注意在“大事”上启发后辈。这里再举一例。 1947 年，联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提出： “在我们苏维埃社会已经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新与旧之间的斗争…… 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中，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的工具。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态，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性。”①那时，联其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极高的威信。斯大林的第一助手日丹诺夫说这样的意见，是不寻常的。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会觉得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许多苏联学者写文章，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有识见的理论工作者就会谨慎一些。1952 年某一天，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到乔木那里谈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谈完后，他向乔木提问道：“日丹诺夫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岂不是把精神性活动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似乎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那时深受教条主义束缚的我在旁听了，觉得大年同志真是大胆得很，怎么连日丹诺夫也说他不对起来？没想到乔木同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不过，你千万不能写成文章去发表。”乔木又接着说：“日丹诺夫的意见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成立，如文学艺术。你要推动文艺工作，最好办一个刊物，让文学家有发表作品的地方。有了作品，就有了批评的对象，可以进行分析和解剖。因而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就形成一对矛盾。有了矛盾，文学艺术也就发展了。但不能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乔木同志当然知道斯大林曾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既然在 “物”的方面已是“完全适合”，那么发展的动力问题，就只好归之于“精神”！不过，当时正是中苏关系很好的时期，如果写一篇文章去批评日丹诺夫，无疑会弄出一些事情来。所以乔木同志马上说：“可不能写出文章去发表！”乔木同志这一谈话，使我们这些头脑相当单纯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懂得多了一些。顺便说说，任继愈同志听了这一情况后告诉我说：最重要的是“可不能写出文章去发表”。我却傻里傻气写了文章，后来惹起了好大的麻烦。五、乔木同志和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题目，因为乔木同志一辈子都是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而且和各式各样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也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甚而有外国学者。如果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话，那么乔木同志是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模范。不仅仅从理论上处处为知识分子说话，而且身体力行。在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乔木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周恩来总理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 “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来在报上看到中年优秀学者蒋筑英同志逝世的新闻后，立即写了痛悼的短文，为中年知识分子呼吁。在党内历次有关知识分子政策性问题的讨论会上，乔木同志总是积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一员。乔木同志十分爱“才”，因而也就关注到各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乔木同志曾反对过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分子”，也保护过许多“右派”。由于他保护了不少“右派”，甚而还“自身难保”。所幸毛主席、周总理是始终信任他的。至于所交的朋友，不仅有同时代的知心者，有我们这些敬仰他的后辈，也有比他大一代的前辈。我亲眼看见徐老（徐特立）来拜访他，说要长期下基层锻炼，要得到他的“同意”。徐老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乔木是常务副部长。徐老是守纪律的老同志，所以来找乔木同志“批准”。乔木十分为难，因为徐老年事已高，他怎么敢放徐老下基层。徐老说他身体很好，当时中央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他应该下基层联系群众……，最后乔木只好说徐老下去调查研究是为了协助宣传部改进工作，建议徐老到基层走走，很快就上来，这样可以及时改进工作，而且最好就在京郊，不要去远，太远了不方便，等等。徐老高高兴兴地走了。乔木同志十分喜欢和知识分子朋友们讨论或议论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总是从多角度，具体而生动地有说服力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平易近人，在他面前可以“放肆”地向他反映共产党工作中的种种缺点。有时你的意见不对，他也会坦率地指出，但总是讲出一番道理。他还常常很有兴致地和这些朋友们讨论具体业务问题。例如，他曾向我谈起薛定谔的《从物理学来看生命是什么》这本书是划时代的著作，不能认为这是机械论。他也曾谈起宇宙论，认为不能“无中生有”，这违背了物质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等等。乔木同志和知识分子的这些私人交往，是乔木同志全部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他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和评论，如果把他这些谈话加以回忆、整理，并集中起来，将会是很宝贵的一笔思想财富。胡乔木和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很希望在以后研究胡乔木这个人物时，能作为一个专门的题目，请各位和乔木同志有过交往的同志，写出他说过的各种各样的意见。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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