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乔木

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刘大年胡乔木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熟请多门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他担任第一任院长。我和乔木的接触，开始于1949年夏天。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间接或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 年，我写的一本谫陋的小册子《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印出。乔木当时正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他从一位编辑的手中看到那个本子后，决定全文在报纸上连载。《美国侵华简史》撰写于解放区，资料单薄，报纸的刊载，对我是一个无声督促；它要求我把这个题目再写下去，并有计划地研究中国近代史。自那以后，我或者参加乔木主持的会议，或者请他审阅文稿，或者听他谈论学问，教诲启发，每有提高。大约十年前，我写的涉及自己学习过程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开国的一代，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一样，众星闪耀，俊彦辈出。北京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他们或者领导一个部门、单位的工作，或者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影响显著。我作为晚辈后学，在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领导下工作，向学术界其他前辈和同志求教的机会也很多。他们的快言高论可得而闻。与战争时期相比，自己多少有了一点进步，和这个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这里讲的开国的一代学术界众星闪耀，在我的心目中，胡乔木是那些闪耀光芒的群星之一，而且是一颗在许多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自己亮度的星。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近些年里，他多次强调要重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就是一例。为避免枝蔓，我想不去罗列那些事实，而只着重讲《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上阐述的历史方法论问题。胡乔木在《文集》第二卷里反复讲，“历史要分析”。他说，看待历史不能简单化、把历史简单化，就会不合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是像贴标签那样。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文集》第二卷论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国二十年 “左”倾、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等问题的文章占着不少篇幅。它们中间，有作者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后讲的，也有很晚撰写的。作者在那些文章中对历史进行的具体分析堪称典范。关于“文化大革命”：作者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不能叫作革命，而是中国的内乱，是特殊局面下的、跟历史上一些内乱不相同的内乱。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正常活动，看成是阶级斗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发动了这场所谓革命，究竟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自己连敌人都没有弄明白，就来发动了一个革命！他创造了很多名词，什么走资派、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其实那些作用都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把“走资派”改为 “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这句话挽救了他，可以下台。不然的话，毛泽东也没法下台。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他也不知道。毛泽东有一个谈话，说我开始曾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没有答复，也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社会力量来进行这么一个革命。结果造成了一个职业的造反派，结成帮派体系，专门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破坏活动。那时他受到了很多刺激。其中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次刺激，《海瑞罢官》问题又引起刺激。还有别的刺激。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不正常的，根本说不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泽东的冲动。这些叙述，当然完全合乎事实。然而作者绝对没有因此认为，“文化大革命” 那样引起整个民族震撼的事件，可以简单地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从他的性格、品质等去作出解释。作者强调讲，说来说去，还是《历史决议》上讲得对。看待这样重大的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能从个人的性格、品质去寻求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个人性格、品质也并非不是问题，但着重讲这些方面，不能教育群众，不能提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毛泽东也是这样。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光用一个人的品格怎么能够作出解释呢？作者在此，自然没有也不需要展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学术讨论，他的论述是对历史所作的鲜明的唯物主义的分析。这里解释一下，上面叙述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受到了很多刺激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那个话毛主席看过的，可见得是真的。”在 “一些别的刺激”下面，忽然紧接“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上下两句话中间，明显存有空档。为什么？其实“别的刺激”就是讲有人提出了搞政变的问题。1964 年11 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在一次酒会上，苏联某元帅借祝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说，毛与赫鲁晓夫冲突，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把毛搞掉。贺龙当场反驳了苏方的谰言，并在酒会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向对方提出抗议，回来后报告了政治局。后来在党内一定范围里说过这件事。苏联高层有人公然提出要中国党搞政变，这对毛泽东当然是根深的刺激。作者当时为了避免点明林彪讲话的来历，所以从文字表面上看去缺了点什么。我想还可以说一句，毛泽东的权力、威望这时正居于顶点，无法想像什么人可能发动政变去推翻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依靠林彪去防止政变，后来真正想要发动政变的恰恰就是林彪。毛泽东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题目在《文集》第二卷里讲得很多，中心意思是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那些论述有不少深入的分析和概括。分别来说是两点：头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科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毛泽东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使他走上了空想的道路。在他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空想的原则取代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他把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讲过的一些话，例如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这一类话当作法宝。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文化大革命” 搞一次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多次。照这么一种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够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再一点，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不讲毛泽东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行不行？那也不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1927 年到1957 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如果单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看看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著作——当然还有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这些东西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同样地，用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著作、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这个人无论怎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列宁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关于中国说过许多好话。毛泽东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灌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中国革命从极其困难然后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也有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但是把他们的著作跟毛泽东的著作摆在一起，例如说，把刘少奇、周恩来的著作跟毛泽东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就可以看出，刘、周的著作中缺少很多东西。它们很难相提并论。胡乔木的结论是：我们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中国革命带上了胜利道路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历史曲折复杂。毛泽东的活动中出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错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种曲折过程。胡乔木从革命历史过程来很好他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只讲马克思主义不行，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道理确然不可移易。现在我们知道，乔木讲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不止于《文集》第二卷那一些。在《文集》以外，他还有对这个问题的最新分析。 1993 年10 月15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与郑惠的谈话）里，他着重讲了这个问题的国内、国际的背景。他说，提出毛泽东思想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需要。在国内，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的统一。提出这个思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思想统一了。这是一面，即对国内的一面。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对国外的一面。苏共一直在把它的影响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很快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中共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凡是中共文件中提到的，他们利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乔木的这个最新说明使我们可以从新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成了一个禁区，我手边有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可以举来作个例子。《辞典》中的 “毛泽东”条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中国人民胜利的组织者。”再往下，就是讲历史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冲破了那个禁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一切问题的立脚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它最深远的意义。胡乔木的最新论述，把这一点说到底了，讲透彻了。关于二十年“左”倾错误：这是指1958 年到1978 年，中国政治乍晴乍雨，以至急风暴雨的动荡，经济发展减缓或停滞不前的那段历史。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把它归之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个人，即使很伟大、处于权力顶峰的个人，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和某种社会趋势去产生作用，而要这样那样受环境和某种趋势的驱遣。如果对中国为什么二十年犯“左”倾的错误只简单地回答是由于毛泽东犯了错误，那并不能使我们增加认识，也不知道教训在什么地方。胡乔木是从历史遗留、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来谈这个问题的。他举出了五项原因：第一，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高速度增长，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以更高的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是可能的。第二，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也使人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第三，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其实就是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第四，国际环境的恶化反应到了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第五，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这些叙述都是客观的，实在的。他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个人的作用，他也没有否认或者减少毛泽东在二十年的“左” 倾错误中的作用。这些论述指出，要把个人放在历史所形成的一定社会动向和趋势中去考察，而不要把个人孤立起来，撇开某种趋势去考查。“左”倾本身就表现了一种社会趋势。没有某种趋势为背景的个人活动，不会成为卷起群众运动的个人活动。从这里人们就不仅知道历史的已然，而且也可以知道历史的所以然。他在讲述这个问题中作的总的论断是：新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文化、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这是一个从历史和逻辑上得出的对人们的认识很有帮助的论断。中国二十年的“左”倾错误，难道就没有受到过党和人民的抵制吗？显然不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第八章一再讲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经济上的调整等，那就是“左”倾路线遭到抵制的反应。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邓小平是抵制“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点不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知道。不久以前，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学者费正清写的《观察中国》一书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首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方面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同时他们还起着两种典型的历史作用。”“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于鼎盛时期时，毛泽东有能力支配为现实社会变革而开展的周期性政治运动，而周恩来则能够使政府工作正常进行。他们多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一旦这种合作不复存在，毛与他身边的人之间便再也无人从中协调了。先前，这位伟大的领袖的地位可以操纵两条路线并周期性地推行某一种路线，现在变得只能招架并且被宗派斗争所左右，中国形势迅速变化，动荡不安。然而，政策上的分歧代表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两条路线的产生是由中国革命的双重性质引起的：一是经济上要努力实现现代化以便国家巩固；与此同时，为了人民的利益还要通过社会变革改变中国人的生活面貌。事实上，革命的兴衰曲折并没有使中国人放弃他们的目的。”他说，“不过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稳健派比极左派及其教条主义言论可取，也比较易于使人理解。总的来说，尽管主张发展技术的那些人也反对私营企业的自由竞争，我们仍能理解他们。邓小平是一位明快而易于让人理解的人物。而那些狂热派则言辞激烈，一心只想揽权，使经济崩溃。”费正清的叙述，除了没有把林彪、 “四人帮”那些“狂热派”、“只想揽权”的阴谋家从“左”倾路线中区别开来，其他都接近事实。胡乔木指出，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毛泽东与 “四人帮”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阴谋破坏。不用说，革命加科学或实际，也就是对革命加空想的“左”倾路线的抵制。关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四十多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有自己的认识。先且不说中国在这个时期里民族独立了，废除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等等，就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也表现出了由历史选择的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四十多年间的经济发展尽管有曲折，但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现在这个世界上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它们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生存、运转，变化多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又需要我们随着历史的前进去不断探索，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胡乔木在《文集》第二卷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越往后越有新见解。 1981 年，他在解释《历史决议》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新的社会。但是不等于我们对它有充分的了解。这很不容易。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都认识不足，以为它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虽然不会很快，但也不是很遥远，社会主义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资本主义。那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等等。他在不到十年以后，即1990 年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一文里再讲这个问题就长足进展了。他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概念在一百多年时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能预见，而且由高变低，即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何共产主义过渡是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解决的任务。对世界形势则多着重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而没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况。革命（包括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由高潮转入长时期的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转入强大的攻势，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所始料不及的，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从形式上说可以看成后退，因为过去的想法离不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实质上都是真正的前进，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他主张全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面对现实。《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文集》第二卷里排在倒数第二篇，我以为它不止应该看作本书的压卷之作，而且在作者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也应该是最有份量的著作。文章视野辽阔，思想深刻，现实性极强。关键是指出了不要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上。人们从这里可以切实地了解到为什么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国二十年“左”倾、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等几个问题的性质各异，看法多有分歧、对立。胡乔木对这些重要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一一提到历史上加以分析，不少地方精辟独到，发往昔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难言。实事求是，大道在前，人们很难指以为非。这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不需要再作多余的诠释了。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始料所不及的情况，这使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职志的论客，异口同声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他们提出的一个最新、也最得意的论点，是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那几个政权塌台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塌台了。对于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得意理论，我在这里想顺便稍加讨论，回答几句。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相结合，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状况，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而是指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思想领域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前者靠科学思想掌握群众，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物质的力量，就属于那种状况。后者不同，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并存，从外面加进来了一层它原来所没有的权威成分，那就是政权的权威成分。政权的权威，一方面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现实矛盾，又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加诸科学理论之上，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鱼龙混杂。这不能不给科学思想体系的阐发、运用带来困难。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状况，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存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也存在。我们知道，外来权威把自己的意志加进到科学里面，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维护、发展哥白尼体系，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著作，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那个案子过去快四百年了，据说最近梵蒂冈的结论仍然是：虽然伽利略跟着哥白尼反对地球中心说是对的，但他确定太阳中心说是错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社会生活中的全部事情，从社会生产到上层建筑的广泛领域，凡涉及思想认识，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解说，事情如此多样，其中要加进政权的权威成分，丝毫不足为怪。今天，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这个论点，其前提，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状况，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独立地位，而把它同政权视为一体，一而二，二而一。他们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政权的生存能力，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能力，某个政权的命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命运。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即有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占着特定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政权等同起来的论点是何其虚伪。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前，社会主义政权出现在后，而不是相反，先有政权，后有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原来成为官方哲学的地方地位改变了，不等于它作为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世界资本主义一天存在，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那个部分的生命力就会一天继续下去（世界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作为认识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仍将在发展、更新中继续下去。宇宙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中。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顶点。西方关于“后资本主义”的议论，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政权的权威是一回事，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科学学说又是一回事，政权就像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所看到的那样，往往变幻无定，而科学学说则要在人类的生活中长久显示它的功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职志的论者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抛了出来，以为是掷出一颗重磅炸弹，其实那种论据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炸弹最终只能炸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过程，我想还是本文题目上讲的那句话：历史要分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本文中转述的胡乔木同志的话，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笔者注。）（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 年第1 期）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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