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乔木

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逢先知从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对我直接影响最深、教诲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同志，一个是胡乔木同志。我是通过家英同志认识乔木同志的，那是1951 年。当时我作为家英同志的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开始与乔木同志有所接触，但不是很多。家英同志对乔木同志很钦佩，对他的才学、文笔、人品、作风，十分推崇，并且常常对我讲到他。从一开始乔木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崇高的形象。我与乔木同志在一起工作，是1960 年编《毛选》第四卷，朝夕相处，大约有一两个月。当时，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手头上并没有多少参考书籍，乔木同志却凭他博闻强记积累的学识，为《毛选》第四卷写了许多具有思想性和珍贵史料价值的题解和注释，而且出手很快，看起来似乎是轻而易举。他写的那些题解和注释，在过了三十多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重大变化后的今天来看，不论是观点还是史实，我认为总的来说是站得住的。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乔木同志还为《毛选》四卷中的三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拟了新的题目：《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乔本同志出众的才华和过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1 年毛主席派出三个调查组到农村作调查，乔木同志是湖南调查组的组长。他同家英同志一样，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工作中，给了毛主席以很大的帮助。在广州会议期间，毛主席要他为中央起草一个关于认真作调查工作的党内指示。那天晚饭后，他、家英同志和我一起散步。乔木一面走一面谈，把准备起草的指示内容大致说了一遍，征求家英的意见。我看他已经是成竹在胸。指示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在中央会议上顺利通过。这个指示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特别是那个带有浓重的乔木文风的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可能不少人还记得。这句话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坚持了我们党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路线。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乔木在湖南调查实践经验的升华；如果没有那次调查，或许写不出那样深刻的话。小平同志对乔木同志有一个评价：“党内的第一枝笔”。的确，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在我们党内，为中央起草文件，为党报撰写社论、评论，最多的恐怕就数乔木同志。乔木同志从1941 年起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对他的才能是很看重的，常常把起草重要文件的担子压在他身上。举一个例子。1949 年6 月24 日下午6 时，毛主席给乔木一封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个纪念 “七七”的口号，此两件请于六月最近两天拟好。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 月2 日写好。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必须于7 月2 日写好。“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两篇重要社论、一篇联合声明、一篇口号，共四件，要在六七天内完成，恐怕只有像乔木这样的高手和快手才能做到。乔木同志一生中起草了大量的党内文件、社论、评论，相比起来，由他自己署名的文章可以说很少很少。像他这种长年累月默默奉献的情况，过去人们是很少知道的，现在了解的也不多。乔木同志就是这样不计个人得失，埋头苦干，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61 年5 月，乔木同志因病长期请假，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十年 “文革”期间，我被隔离起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面。直到1979 年冬，我们才又一次重新见面，这时他已经显得苍老多了。我同乔木同志接触最多的是从1980 年到1992 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这十几年。乔木同志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在他不再兼任这一职务之后，按中央的分工，他直接分管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他对文献研究室的关心、帮助、爱护和体贴，是巨大的，又是无微不至的。 1989 年，他感到文献编辑工作中有一系列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他直接授意，由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编辑工作中儿个原则性的问题》的报告稿，经他修改，报中央常委批准，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个“大法”，党的文献的编辑工作，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就有章可循了。乔木同志审阅过由我们编辑的许多部老一代革命家著作集，包括为这些著作集写的注释。 1984 年，他对注释工作讲了一篇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未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文献研究室的注释工作就是遵循乔木同志的这个方针做的，在学术界、思想界获得好评。这是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一大改革。在别的方面，乔木同样表现出这种敢于突破陈规，反对因循守旧、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见解的个性特点，对这一点，在我同他的长期接触中，感受是很深的。 1987 年1 月，乔木同志要我和文献研究室的一位同志，跟他一道修改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毛泽东》辞条。在修改过程中，引出他很多思想，讲了许多关于怎样写辞书释文的意见。他说：写百科全书这类东西，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的词语，也不要使用党的文件、决议中论断性的语言，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事情要交代明白，时间要写清楚，尽量不要含糊和不确定。他对大百科全书释文的撰写提出的总的要求是：“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在此之前，1986 年10 月，乔木曾就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语（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等）问题，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表示赞成。乔木这些意见，不仅为文献研究室撰写这类释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而且成为我国各类辞书包括大百科全书在内，共同采用的撰写方法和统一体例。据查，对人物条目释文使用颂扬性评价语言，始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后来移植到中国，在中国，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又是乔本同志率先破除了这一传统，这对中国辞书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文献研究室的成长以及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乔木同志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他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大到编辑方针的确定、某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推敲，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用法，他都认真审查，并提出明确的意见。对于一句少见的引语或者一个生僻的典故，他总是要求我们查个水落石出，方才满意。他告诉我们，编辑工作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向读者负责，给读者提供方便。我举一例子。在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他要我们把所有正文修订之处列一个表格，附在书后，一来为方便读者，二来使编辑工作接受读者的监督。总之都是为了读者，写题解，写注释，都要有这个明确的目的。他指示我们，编辑老一代革命家的选集、文选，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为编书而编书。他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要求我们，不但把编辑工作做好，还要把研究工作做好。如果不在研究方面，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成绩，就站不住。他还说，国外有些学者对毛泽东思想有相当的研究，我们必须超过他们。他向我们提出，要使每一个编辑研究人员具有科学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编辑研究工作中，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说：党性不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上不行。要有史实，还要有史才。写史，要客观，要忠实，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乔木同志十分关心文献研究室的编研队伍的成长，在政治上，在业务上都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乔木同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有批评，有时是很尖锐的，但他的批评决不是简单的训斥，而是以理服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满腔的爱护之心和温暖之情。与乔木同志相处，使人感到他是平等待人的，是尊重别人的。他听别人的意见，总是认真的，聚精会神的，从不打断对方的话，直到听完为止。同意或者不同意，他都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乔木同志的意见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也有考虑不周全之处。你尽可以坦率地、无拘束地提出不同意见，他经过认真考虑，觉得你有理，是很乐意接受的。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乔木同志对我个人写作方面的帮助。我有几篇文章是经他修改或审定后发表的。拿《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来说，他仔细修改了两遍，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还多次通过信件和电传告诉他的修改意见。文章经他一改，大为增色，思想性大大提高了。他加写的话，往往是在关键的地方，其中有抒情的，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而后一方面更重要，更有价值。下面举一些例子。文章在写到毛主席审阅《毛选》四卷特别兴奋的地方，乔木同志加了一句话：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意气，油然而起。”在这里他引用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的这句话，用得非常精当，相当准确地刻画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态，使人读来回味无穷。在我称赞《毛选》四卷文章的地方，乔木同志紧接着加写了一句话：“既有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雄劲，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刚柔相济，情文并茂”。文章在介绍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按语的情况的地方，乔木加写了一段很有份量的评语：“尽管这些批语单独看来可能很有道理，但是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却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也应指出，少数批语的内容是长期有效的。”文章在讲到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同志的自信之后，乔木同志加写道：“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祥的先兆。”几句话概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在讲到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之后，乔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当时刚刚出世的陈伯达本人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也是在毛泽东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也就有一些人异床同梦，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在讲到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乔木同志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写道：“不过从一九六三年的‘ 四清’运动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农民愈割愈穷，这就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能解决的了。”在讲到《二十三条》的地方，乔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出于对第二个‘后十条’ 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在党内已经广泛存在），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意在纠正前者的错误。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它仍然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这个错误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在文章的结尾，乔木同志加写： “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表明他自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民主原理转入空想和专断。田家英所以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固然得力于个人的非同一般的努力，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教导和指示的结果。”乔木同志加写的这些话。是对建国以来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写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传记、都有重要价值。我想，凡是熟悉乔木同志文笔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些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字是他写的。有人说，一篇文章，经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大凡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会有同感。在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都是一般读者所不知道的。乔木同志在写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在文学修养方面，在知识容量方面，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今天，翻开我那篇文章的底稿，看看乔木同志用圆珠笔、钢笔、红铅笔、黑铅笔在上面所作的修改，再看看他为修改这篇文章给我写的一些信，我的心情很难平静，这字里行间凝聚着他的思想、情意和透辟的析理，引起我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和感激。我把乔本同志看作自己的恩师，他给了我许多激励和教诲，我从他身上学习和汲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在他82周年诞辰之际，作为他的一名学生和晚辈，我深深地怀念这位亲近的老师和前辈，并将永远地向他学习！（原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3 期）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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