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学校的怪现象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 1到14 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 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 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 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 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 到7 共5 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 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 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 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 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 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 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 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 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 差，有的悬殊很大; 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 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 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 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 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 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 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 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 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 岁。 她在4 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 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 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 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 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 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 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 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在把娇娇交给毛泽东的时 候，曾向毛泽东提出要为自己的姐姐讨个说法，毛泽东的回答很有中国寓蕴，让人 听着既有两分哀怨，又有三分满足。贺怡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 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 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 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 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 因为她比同班的同学明显地大一些，中国话又说不好，有时词不达意，听着怪 别扭的，就比较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 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 “不要欺负我们闺女！” 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 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 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 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 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