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

任弼时逝世，领袖健康引起重视连载：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作者：王凡东平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然而除了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一本写江青的书中，提到过她曾和徐福静一起在延安从事过中共领袖医疗保健工作外，几乎未见有关她的记载。徐福静是山西临汾人。她的哥哥徐亚桑，“五四”运动期间是赴北京声援学潮的山西学生代表，1926年担任中共临汾地委组织部长。受哥哥的影响，在太原川至医专读书的徐福静，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当医生，还兼搞地下交通，曾两度被捕入狱。 1937年徐福静到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是当时根据地内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专业教育的医务工作者。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她的丈夫张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专署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党团书记，与杨秀峰、岳一峰被誉为“北方局三君子”。1942年，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已经冲出包围圈的张衡宇，为救护负伤的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冲出包围的徐福静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当医生。因工作认真负责，她几度被评为中直机关的卫生工作甲等模范。徐福静是在保健科成立时，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科长的。保健科主要负责中共领袖的医疗保健，其成立后即为五大书记都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领袖们并没有配专门的保健大夫。虽说王鹤滨在1949年8 月受命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但当时的中央保健局长傅连向他做交代时，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能担任首长保健任务的医生尚少，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经常与我联系 ……”因此，王鹤滨初进中南海几乎是孤家寡人。刘少奇家来电话就去刘家，朱德家来电话就去朱家，周恩来家来电话又去周家，一个人几处奔波。倒是身体状况极其不好的任弼时，被派了一位临时的专门保健大夫刘佳武，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处长黄树则，都直接过问和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工作，但他还是于1950年10月脑出血病逝。也恰恰是因为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新设置了保健科，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每人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鹤滨，但此后没多久他就到苏联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曾做过白崇禧的保健医生、日本投降后到延安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的外科专家周泽沼; 刘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继而是顾承敏; 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珏 ;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庆;保健科长徐福静则兼管陈云的保健。此外，给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 给林伯渠配了李天庆大夫。为了更好地展开医疗保健业务，除了这些保健医生外，还将周谨、杨全成、朱宝贵、郑淑云、焦纪壬、张淑明等药务医护人员调到保健科工作。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说: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保健科办公处附近，所以领袖们的保健大夫我都熟，叫不全名字，也叫得出姓。例如王鹤滨、周尚珏、翁大夫等。办公的院落里除了我们家外，还有一位姓王的保健科副科长家也住在这里（应该是保健科副科长王力平，作者注）。” 因为母亲负责着医疗保健，张纪宇相关的部门很熟。“例如负责中共领袖食物检验的化验室，虽设置在远离西八所的中南海西门南侧的平房里，我都有印象，知道每天供给领袖们的食品，如肉、蛋、蔬菜等，都要送到那里化验一下，预防敌特下毒。我还在那里发现，鸡蛋上都印着生产日期。” 食品检验制度，是苏联专家斯乔宾要求建立的，行政处和警卫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食品只来自封闭管理的农场生产，对自己人还这么不信任。汪东兴也因此同斯乔宾有些抵牾。担任警卫处摄影科科长的，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她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时，刚刚14岁，曾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1949年6 月，她在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站在毛泽东身边，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得知她是山西夏县人，称她为“关云长的老乡”。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据地内几位搞摄影的元老之一。在赴延安之前，他曾在上海当过《桃李劫》、《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的助理摄影。人们熟悉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照片，就是他的杰作。作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必须经常守在距毛泽东不远的地方，一旦有什么活动，她能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拍照。于是他们的家，就从原来由徐肖冰单位安排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宿舍，搬进了中南海。 “我们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个院落里的西厢房北侧，搬进时我已临近上学的年龄。穿过我们的院子再进第二道门，就是勤政殿的主殿了。主殿有高而宽敞的过厅，铺着红色的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古瓷器和古铜器等文物。过厅的尽头就是正厅，是外国使节向新中国的元首递交国书的地方。每逢这种时候，我妈妈就会提着照相器材往里院跑。”侯波长子徐建林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