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由我们保卫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对刘志坚的最初批斗，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6号楼内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由我们保卫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在批斗会上，我见有的警卫人员对刘志坚动粗，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在私 下劝阻说：“首长政治上的对错，由上面裁决，咱们也不清楚。咱们的本职是搞 保卫的，不要过多参与不清楚的事，更不该动粗。” 此后不久，又出了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副总理， 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事件。 由于“文化大革命”兴起，打乱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党 中央和中央政府工作运行的问题，就靠周总理召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来议论 解决。参加碰头会的，是尚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的部分成员。 1967年2 月16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 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 春桥、姚文元。 本来会议的议题是研究经济问题，但受到毛主席对陈伯达、江青提出严厉批 评的鼓舞，在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过关遭到搪塞后，会议转向 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猛烈批判，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 江青闻讯，称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带着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 主席做了片面汇报后，引起毛主席的震怒。于是，角色转换，“四帅”、“三副” 成为批判对象。如此一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挨批和做检 讨的，就剩下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康生和候补委员谢富治了。中央政治局处 于瘫痪状态，维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碰头会无法延续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 会便取而代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机构。这个碰头会仍由周总理主持，中 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 列席者有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可是没过几天，负责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保卫的我们警卫二处，就遇上了大 麻烦。 2 月28日上午，我们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天晚上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16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 视了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也许是出于对警卫二处在16号楼设警卫值班室不 满，江青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 儿组织警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 在值班室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负责人来了，她对那位科长说： “你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 搬的？”那位科长又解释：“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 的话，我们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 听了这位科长的反映，我这才知道，办事组的负责人也住在16号楼。而在保 密室的整个搬家过程前后，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她就住在隔壁。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办事组负责人 对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等现象看，我隐约感觉中央文革小组似乎是对担负警卫 值班的我们二处有什么不满。我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和另一位同志，前往中南 海，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 汪东兴闻讯，在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 行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含有安慰意味地说 了一句：“如果垮下来了，你们要经受得起。”听他这么一说，仿佛是问题还挺 严重。 　　---------- 　　中文阅读网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