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五章 惠宪钧对我说起迟群的问题
      
          恢复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也就过了一年零三四个月,我就差点被江青送进
      秦城监狱。
      
          说起秦城监狱我并不陌生,它兴建时我就为之添过砖加过瓦。上世纪50年代
      公安部决定在昌平建筑这么一座条件较优的监狱,主要是为了关押国民党的高级
      战犯和高级政治犯。那个年代兴义务劳动,在公安部8 局二处工作的我曾多次到
      那里参加义务劳动。监狱建好后,属公安部的13局管辖。
      
          在秦城监狱的东面,有一处公安部的农场,农场里的葡萄园,常年就靠北山
      下的一股冷泉灌溉。耕种靠近监狱的那部分土地,一直是秦城犯人劳动改造的内
      容。当年义务劳动时,一向喜欢开玩笑的我曾戏言:“建这么好的监狱,说不定
      哪天我们也会进来住住。”
      
          秦城监狱在社会上大大出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到1975年,又有
      两批国民党的高级战犯被特赦出了秦城监狱;而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
      成了“革命对象”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监禁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劲革别人命的显赫人物,后来也和他们的革命对象在这里
      做了邻居。
      
          1975年10月2 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原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另
      一位我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牛怀林,到在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家串门。
      孙凤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我家。他们来时,见我家有好几个客人,就匆忙告
      辞。
      
          我把他们送下楼,惠宪钧对我说他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楼房里,邀我到他家
      小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我不想扫人家的兴,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我说:“我有件事想
      跟你谈谈。”我问什么事,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的房间谈,有点神神秘秘的。
      
          惠宪钧跟我谈的是清华大学里的情况,说是大学里的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
      静宜有意见。他简述了几条: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
      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
      掉窗帘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
      事情;四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
      他那么重视?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
      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惠宪钧说完,取出厚厚一沓材料让
      我看,还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
      让毛主席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我没有接那沓材料,而是说
      :“材料我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干咱们这工作的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
      长转东西,这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的问题,我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
      委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
      决。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我还告诉惠宪钧:“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
      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
      信事,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
      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当时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但处在我当时的位置,
      我的工作性质,作为一个多年恪守规矩的人来说,我也只能这么讲。
      
          然而在这不久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的意见书,
      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荣温,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
      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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