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
      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
      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
      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跨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
      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
      经济,但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
      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
      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
      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
      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 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贵为天子的第一书记,
      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
      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
      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
      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
      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
      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
      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幕,而在于
      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
      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像。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
      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
      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
      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
      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
      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惟
      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
      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
      心。
      
          探春强调了利的重要性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但她并没有打破,也没想打破传
      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宝玉个性解放的意识。由此
      而形成的贾府政治体制尽管风雨飘摇,却也仍在维持。在一切照旧,而且也不想改
      变的情况下,包括承包制这样小儿科水平的改革当然必定失败。旧体制的突破是渐
      进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渐进式改革肯定无法成功。
      
          也许我们这样评论探春改革的得失有点太现代化了。不过,如果不进行这种分
      析,就难以从中汲取教训。20世纪60年代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进行了类似探春的
      改革,但前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变,改革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终于
      失败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刚刚拉开的改革序幕又拉上了。接着由勃列日涅夫
      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赫鲁晓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平心而论,我总认为无论赫
      鲁晓夫犯了多少错误,他至少是一个想改变旧体制的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想在维护
      旧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春与赫鲁晓夫有天渊之别,但他们改革的初衷、路径
      与结果又是何其相似!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就探春承包制的改革而言,本身也有缺点。薛宝钗就批评探春的改革只考
      虑到承包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承包者手下那些普通人的利益。宝钗对承包者说:
      “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
      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
      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在《红楼梦》中我还是喜欢
      宝钗这个人的。黛玉那点小心眼还真让人受不了。宝钗的这段话说明了,改革要照
      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仅仅是承包者得利益,其他人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也难以得
      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贾府亦不例外。可以
      说改革是能让多数人获益的帕累托改善。宝钗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种心计不是
      小心眼,是看问题更全面和深刻。应该说,探春的改革也有些许效果,这与宝钗以
      旁观者清的身份指点迷津分不开。前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更
      大好处,这也是他失败并受指责的一个原因。还应该指出,以后前苏联的改革更多
      强调了精英们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巨富的寡头,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
      忽视了宝钗的利益均沾原则。改革真需要宝钗这样的旁观者。
      
          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只是要写下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也许他并没
      有更多的意思。但一部作品的伟大不朽之处就在于能给人许多启发或思考。不同的
      人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红楼梦》,或称之为呼吁个性解放,或称之为反封建,或称
      之为揭示阶级斗争,或称之为反映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无论如何评论,
      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我这里的分析也算对《红楼梦》评论的一家之言,想换个角
      度来读这部经典。评论得对与不对,不能由专家评定,也无法请教曹雪芹先生,只
      能看读者从中有没有受到启发。这正是我敢以外行身份妄评《红楼梦》的原因。
      
          谈武论侠话经济——武侠小说中的经济学   
      
          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读武侠小说的一段经历。
      
          那是十多年前,我乘飞机去西安讲学。上飞机后我就埋头读《书剑恩仇录》。
      读到陈家洛等好汉与坏人张召重打得刀剑齐飞、鲜血横流时突然觉得腿上湿了——
      莫非我也中剑了?这时听到空姐一声“对不起”——原来她把茶水洒在我腿上了。
      邻座的一位老先生给我拿出了纸巾,还批评了那位空姐。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
      他得知我是大学经济学教员时,惊讶地问,你还看这种书?我说,华罗庚先生把武
      侠定义为“成年人的童话”,许多大学者都是武侠迷呢!他又问我,武侠对经济学
      有什么启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但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武侠所描
      述的正是人类行为之一。武侠这个世界中反映出的人类行为规律,应该可以用经济
      学来解释。受这位老先生的启发,此后我在读武侠时总在思考武侠中的经济学含义。
      这篇文章正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武侠的思考结果。
      
      
      
          什么是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
      
          武林好汉们也是人,无论他们有多高超的武功或高低不同的人品,他们行为的
      目标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大化为目标是包括武林好汉
      在内的所有人——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性。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对经济学的
      误解。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
      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量化,可
      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惟一的内容。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
      内容还重要。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
      一定幸福。据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 左右。可见在最大
      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
      是其他追求。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幸福中20%
      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 的非货币内容。在经济
      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
      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
      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
      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是:幸福= 效用/欲望。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取
      决于偏好,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即追求的目标函数不同,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
      还要付出成本。因此,我想从目标函数、成本- 收益分析和欲望三个方面来分析各
      位武林高手的最大化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这里我集中分析两个人——古龙《楚留香
      传奇》中的楚留香和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
      
          楚留香和岳不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谁的最大化
      更加理性呢?我们用构成幸福的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最大化行为。
      
          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作为一名大侠,他有劫富济
      贫(偷了富家的东西给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主持武林正义等目标。这些给他
      带来侠义的好名声,在江湖上受到尊重,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精神满足)。
      同时他也重视物质享受,住在精巧的三桅船上,有美女李红袖、宋甜儿、苏蓉蓉相
      伴,美酒佳肴,享尽物质满足。他生活得舒适高雅,又未失去武侠的豪气。相比之
      下,岳不群追求一元化目标——当武林盟主,成为第一高手,其他能使人幸福的因
      素, 亲情、正义、美色、物质享受,都不在他的目标函数之中。仅从目标函数来看,
      楚留香当然比岳不群理性。根据效用理论,当从既定目标出发去追求效用的实现时,
      追求多元化目标,各种效用不会递减,总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一元化目标,一种效
      用在递减,最大化的总效用当然要低。
      
          再从成本- 收益来看。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追求什么目标都有成本与收益的
      比较问题。楚留香追求从多元化目标中得到效用时,当然有成本,比如去为武林主
      持正义,为朋友帮忙就要放弃船上的温柔世界和享受(机会成本),要有金钱与精
      力支出(直接成本),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风险)。但与他获得的尊重和自
      我理想实现的效用相比,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特别是他武功超人,机智灵活,总能
      化险为夷,最终毫发未伤。岳不群则不同了,为了当武林盟主而不惜一切代价。这
      代价有:众叛亲离,爱徒令狐冲、爱妻和爱女都离他而去(机会成本);为练神功
      “挥刀自宫”,成了不男不女的东西(直接成本吧);玩尽诡计和阴谋,不仅劳神
      费力,还失去武林人士的尊重, 被称为“伪君子剑”(据说越南国会开会时,往往
      把伪君子称为岳不群),这种名声的损失也是成本;至于追求武林盟主过程中的种
      种所作所为,都成本颇高。但到手的武林盟主却由于各派争杀而无人真正当回事。
      说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为过。
      
          由这两点来看,楚留香的效用远远大于岳不群。那么欲望呢?楚留香尽管是名
      噪一时的大侠,但看不出有什么武林称雄的野心。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正义感
      或朋友义气。他没有什么宏伟的志向,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岳不群却是野
      心大得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且别说武林盟主已是极大的欲望,而且,像
      岳不群这样的人,即使当了武林盟主也不会满足,恐怕下一步要一统江湖正邪两派。
      野心家的欲望是无穷的。
      
          楚留香的效用大于岳不群,而欲望又小于岳不群,当然应该是楚留香的幸福大
      于岳不群(在我看来岳不群的幸福是负的)。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但显然楚留香
      是理性的,岳不群是非理性的。所以,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对楚留香仰慕不已, 而
      对岳不群极其鄙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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