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 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 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 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 应对随机冲击, 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 为时仍不晚。 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 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 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 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 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 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 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 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 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 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 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 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 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 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 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 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 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 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 宁 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 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 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 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 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 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 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 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 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 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 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 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 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 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 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 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 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 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 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 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 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 “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 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 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 消费者以成本- 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 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 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 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 效应。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 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 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 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 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 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 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 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 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 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 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 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 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 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 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 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 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 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 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 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 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 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 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 府的职责。 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 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自 觉地不去这些地方，或者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从这种意义上说，消除消费的负外部 性不仅要政府努力，还要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非典”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也是 每个人面临的灾难，消灭“非典”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我们不能上抗“非典”的第 一线，但如果可以不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为“非典”传播提供可能，也就为战胜“非 典”做出了努力。 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对社会 负责的态度实现自己的消费自由和消费者主权，“非典”就可以更快消灭，社会会 更加文明。 “非典”期间的市场与政府 “非典”期间，口罩等物品极度短缺，于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定货或组织生产。 哪知计划不如变化快，政府订购的口罩又卖不出去，仅北京床单厂就积压了100 万 只口罩，企业陷于困境中。 与抗“非典”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的确是小事一桩，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要不要相信市场，政府能否取代市场？ 应该说，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从事抗 “非典”物质生产的活动仍然是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当社会对 口罩等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不用什么政府指令，企业也会做出反应，迅速增加 这类物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反应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由于企业能力所限，这 些物品会出现一时短缺，但这些物品并不难生产，短缺会在较短时期内克服。 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要依靠企业主动做出反应，就应该允许价格在一 定范围内浮动。我们之所以加“一定范围”是要防止借此机会哄抬物价（如一只口 罩卖到60元，或一瓶醋卖到1000元）。但并不是完全不让价格起作用。需求增加， 供给短缺，物价上升还是允许的。尤其是企业加速使用设备，工人加班，原材料价 格上涨，一点不让价格上升，不利于增加供给，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利 用“非典”这样的“国难”发财是不对的，但仍应该让它们保本并获得正常利润。 像北京的这家工厂，口罩的原料纱布从每米一元涨到三元，而口罩价格没变，这让 企业如何生存发展呢？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