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文明中的民族精神 历史之河绵延数千年的韩国民族，在内外交患之中克服万难，创造了独具特色 的民族文化。直至今日，该民族独创的伦理精神和思想体系还是民族生存的基石。 从韩国民族五千年的精神脉络来看，其民族精神起源于檀君，以其为背景发展 到新罗的统一——三国精神，及近代的“三·一运动”精神。檀君精神为上古时代 的产物；新罗的三国统一精神就其特征而言，实在是集东方之大成，并富有创新的 性格；而“三·一精神”，则是处在西风东渐之际，综合时代背景与传统思想而成 的自由之魂。 檀君神话，是朝鲜开国的写照。《三国遗事》中《古记》称：帝释庶子桓雄， 贪求人世，得天符印三枚，率三千徒，降于太白山顶神檀树下，称桓雄天王。命风 伯、雨师、云师掌人间农事、生老病死、善恶刑罚等三百六十余件大事。桓雄与熊 变人身的熊女婚配，生子，号桓君王俭，于唐尧在位之五十年，定都平壤城，始称 朝鲜。后，移都白岳山阿斯达，有国1500 年。周武王即位，封箕子于朝鲜，檀君 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阿斯达。这一神话表达了韩族人民的精神寄托。 在韩半岛的三国时代，新罗崇尚中华文明，与唐朝联合击败了高丽及百济，而 后又基于民族精神，再度联络高丽、百济的遗民与唐朝展开了斗争，经过多年努力， 新罗完成了韩半岛的统一，其激发的精神就是花郎徒的“和诤”理论。 “和诤”理论为实现理想的和平社会，提倡一切众生有佛性，主张非平等的平 等，反对自我中心主义，希望藉三国精神的特殊性互为融合，形成真正的统一。 向往统一，和平安宁是这一东方民族性格的一种基调，然而这并非表明这一民 族的软弱可欺，恰相反，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抗抵异族，实现真正的民族自 由。 光阴茬苒，历史车轮来到了朝鲜李朝时代。 当高丽灭亡时，政权转到李朝手中，韩国国家统治理念也由佛教的护国思想， 转变为儒家性理学。它来源于中华文化，被韩国民族加以开发、整理，从而掺入了 当地的土著性，形成了韩鲜独特的性理与思想。 性理学原为易学论理：由周易发扬光大而成的朝鲜理学，基本上尊从朱子学。 它的自然观是阴阳对立的二极对峙；它的人伦观则是调和人际关系的大家族制度； 它的战争观则认为“兵不祥器”。其原则完全以周易为中心。 性理学的易学思想贯穿了朝鲜，成为传统思想的主流。对内求静，对外事大， 就是“事大交邻”外交政策的基本哲学。最能集中反映这种朝鲜王朝文化的是韩国 国旗——太极旗。 李氏王朝的衰落，标志了韩国进入新时代。 十九世纪的来临，西方文化大举到来，造成了韩国的保守与开明两派的竞争。 朝鲜的内争给予日本可乘之机，1910 年，日本魔掌伸入韩半岛，将朝鲜吞并，并 实行殖民政策，完全否定了韩国传统思想。日本统治朝鲜36 年，强迫韩国人民放 弃往日民族思想，做日本的顺民，结果韩国民族不甘忍受殖民统治，不断反抗，三· 一精神就是行动的产物。 1919 年3 月1 日，韩国民族，不分男女老幼，揭竿而起向日本的殖民侵略挑 战，其原始的动力即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发扬。因此，三·一运动精神应为韩国的正 统政治思想，完全由韩国民族独创的易学伦理，加西欧“动”的要素综合而来。 如上粗线条基本刻画了韩文化特征及源流。 传统的韩国政治制度是以家族为基础，其社会的结构在高丽朝鲜时代已形成以 父系血统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所以韩国与中国一样讲究忠孝之道，所谓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家族制度占了重要的地位。祖宗家法便是权威。 在韩国的文化发展史上，一般公认儒学占了外来因素极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 儒学思想几乎支配了韩国近代整个的思想，可以说，韩国应为全世界最汉化的国家， 也是中国以外儒学思想与社会最密切结合的国家。 韩国社会几千年来未能摆脱儒学影响的范围，而又充分发挥了儒学思想的优点， 将义理精神应用至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之观念作 为修身养性座右铭。 勿庸置疑，韩文化为东方文化亦添上一笔。 中韩两大民族文化原是一脉相传，曾有一位颇负盛名的韩国学者许世旭博士说 过“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为长江的话，那么，韩国文化就是长江分出的第一大支流， 但是，浩浩荡荡的大江是见不到底的，没有声息的，不比支流的清澈，也正因为如 此——原是同一源流的两大民族也有了不少的区别”。 就韩国人的个性来看，一般而言，韩国人喜欢白色，在思想方面韩国人以儒学 精神为主，有浓厚的抵抗性及好战性、豪放、知命，有及时行乐的味道，这些都同 中国人有所差别。 韩国人的优点是连绵性、持续性、创造性、自律性、道义性，刚气勇敢、温厚 着实、礼仪东方、爱国至诚。 1.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激情 韩国的民众，经常生活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之中，半岛的地理位置招致无数次外 国的入侵，从古至今，韩鲜半岛历经劫难。 外族的入侵，并不仅仅限于武力方面，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压力也是侵略的形式 之一。古代大陆上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会立刻给比邻的韩国或多或少的影响。 以往战争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固然，无论何时，战争总是残酷的，但是对 战败者的处置，在现代化过程开始以前和其后却有很大不同。以前，战败就意味着 死亡。韩国的民众被屠戮者难计其数。国内战争与外族之间的战争也有所不同。国 内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对战败的民众一般采取安抚、同化的政策；而在同外族作战 中一旦战败，民众的命运便可想而知。 韩国的民众就是在这种极端严峻的、不断忍受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环境中生 活的。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众的自由，他们总是试图拼死去 抵抗，而每次被镇压则要惨遭杀戮或忍受艰难生活的煎熬。 诸如在高丽时代，先是辽国派遣80 万大军于公元930 年入侵韩国，此后，辽 又先后四次入侵。1231 年，蒙古族开始侵略韩国，此后又相继六次入侵。 在这些战争中，不计其数的人被杀害。李朝时代最大的一次灾变，是绵延了七 年之久的丰臣秀吉的王辰之乱。此后，又爆发了丙子之乱和中国清王朝对韩国的多 次大规模军事入侵。历史的车轮进入近代以来，韩国人并未因西方的工业文明而逃 此厄运，同东方的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的大门也照例被西洋的炮舰打开。西方入 侵的硝烟还未散尽，日本人又登上了这块战火连绵的焦土，开始了其残酷的殖民统 治。而外族对韩国的统治，使韩国民众陷于屡遭劫难的悲惨境地。这些战争给韩国 带来的是破坏和残杀，从而使百姓们生活于凄凉悲苦之中，难以生存。 韩国的民众就是在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了。在战乱中，要想保全性 命，只能依靠家族，为避免战争的灾害，求得生存，人们就只能齐心协力，保卫家 园。 正是这种背景，造就了韩民族的适应力与生命力，造就了大韩民族的民族激情。 它来自韩国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构成。异族的屡次入侵，国内统治的压迫，使韩国家 族共同体的传统顽强地保持下来。家国同事，彼此不分。当韩国的政府军不能抵御 外族入侵时，民众中却自发地兴起了义军，义军的首领常常是崇尚忠诚和节义的家 族首领，他们有献身的信念和勇气，他们有为家为国富于牺牲的精神。在日本推行 殖民政策的时期，韩国人民不堪忍受作亡国奴，1910 年三·一独立运动，民众奋 起反抗日本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铸就了韩民族的性格。 在韩国5000 年的历史上，虽然曾经受到数不清的外族侵略，但从没长期隶属 于一个民族的统治。韩国的民众总是处在公开或隐蔽地反抗侵略，保护家园的斗争 中。他们继承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坚韧不拔，捍卫着民族的生存。 韩国人有极强的适应力，有应付任何事件的韧性和顽强的性格。因此，当他们 为了一个目标，互相理解，共同奋斗的时候，就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和激情。 2.“我们国家的道路”的精神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韩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 面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渗透的民众，面对朝鲜李朝统治的文化历史遗产， 五十年代的韩国总统写下了具有影响性的《我们国家的道路》。“我们国家的道路” 的精神即是整个大韩的社会复兴思想，它首先强调经济文化的建设即培育国民的经 济自立意识、“经济爱国主义”和企业精神。 朴正熙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发达国家出现革命骚动的时代，是不发达国 家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参与竞争的时代。”“经济问题是我们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 问题”，“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国家应当采取措施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政治 应当最终为人民的经济利益服务。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使国民“经受现代民主精神 净化之火的洗礼”，“来一个民族觉醒”，“形成现代化的精神状态”。 朴正熙认为朝鲜长期在专制君主和外来强国的统治下，形成了“事大主义”、 “附庸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奴隶主义”等“依赖他人、屈从以及盲目服从统 治者的民族性格”，“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开创精神和进取精神”，人民“长 期处于冬眠之中”，这阻碍振兴经济，不利于经济走向世界。他主张，通过全面、 细致的灌输性宣传教育工作，使国民树立经济自立自强、“人能干我也能干”的观 念，相信韩国人民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他国，向广大民众“灌输民族自我意识”和经 济自立意识。 现在，随着韩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自立”观念已在国民中牢固 地树立起来。1984 年1 月，“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在该集团管理人员大会上信 心十足地说：“只要我们有主人意识，我确信，再过10 年，我们即使超不过日本， 也会赶上日本。目前，我们在许多领域已同日本并驾齐驱了。”（《现代财团统帅 郑周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P262）其次是倡导“经济爱国主义”。朴正熙认为， 必须使国民明了，“今天个人的经济生活，在严格意义上并非是个人的，而必然是 社会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只有当其他人也富有时，一个人的生活和 财产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只有“国家变得强大、自 由和民主”，经济实力雄厚，“才能增强国家的威望和外交地位”。因此，“即使 在经济活动上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时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共同命运， 不断提高和履行经济爱国主义”。“一个人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意识和他的经济爱国 主义应当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现出来。”韩国政府的 主张现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得到贯彻。1987 年3 月，韩国的大宇集团，在其庆祝 创业10 周年时，总裁金宇中说：“政府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改变了我们的国际 地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大宇“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这一国策”。 “大宇现在已经不属于哪个特定人或几个人的企业，而是全体国民的企业”。“大 宇始终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我们必须“使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紧密团结，致力于发展经济”。 （《大宇财团领袖金宇中》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P162—163 ，P167）其三 培养企业精神和企业家阶层。朴正熙认为，韩国封建社会和殖民时代的遗毒之一是 “懒惰”、“特权思想和不劳而获的愿望”，以及享乐主义，这“阻碍了现代化”， 没有形成“健全的经济概念”、“健全的职业观念”、“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 朴正熙曾对他所说的职业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说，在德语中，“职业”意为上帝的召唤或天职。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都 是教导人民发现个人的天职，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于是他们就忠于自己的工作， 为本分尽责。战后取得“莱茵河奇迹”的西德人，就是在这种职业观念的激励下， 一直勤奋地工作着。 自60 年代起，韩国政府有意识地通过普通教育、职业培训、舆论宣传和政策 措施，来培养国民的职业观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家阶层。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和国 际化，韩国逐步成长起了众多的大企业及企业家。到80 年代，先后经过仅20 多 年的奋斗，韩国就有10 家企业进入世界最大500 家企业的行列。 在韩国，政治因素对造就企业家精英起着更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工业化是在1961 年军事政变后由军事强人发动的。韩国军政府以建设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为最迫切 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使“自由”企业体系在政府“指导” 和“干预下”进行定向，受到鼓励。政府进一步试行影响劳资关系，强调“产业和 平”必须根植于韩国传统，以便维持“持久的经济增长”。1980 年颁布《劳资代 表会议法》，规定凡是100 或更多雇员的行业必须成立劳资代表会议，劳资双方代 表人数相等。会议的功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训工人，解决纠纷，增进工人利益， 改善安全和劳动环境，加强劳资合作。政府领导的“工厂新村运动是这种会议的思 想支柱。运动的口号是“对待雇员如家人，为工厂工作如同干家务”。利用韩国传 统价值，借助“工厂新村运动”建立一支像孝敬父母那样忠于公司的劳动队伍。由 此延伸，雇主的决策不仅要遵循政府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着眼于政府的利益。 雇主坚持，企业实际上是“产业社团”，与其说要达到公司的目标，毋宁说是 要达到国家的目标，雇员必须牺牲个人利益。 韩国的企业家意识即为，人人必须自愿参与国家计划，忍受低收入、加班加点、 恶劣劳动条件，等等。把一切说成是“暂时”的。为缩短“暂时”的困境，所有工 人和雇主都必须遵从“上级”命令。通过“工厂新村运动”，用家庭关系喻工厂， 不仅意味着工人必须合作以达到生产率的高增长，而且意味着群体的和谐。这样的 企业家意识可以称为“军事模式”的。许多公司确实多少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 剪短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别上姓名标志。他们还使用多种军事术语的口号， 诸如“工业战士”、“工业战线”、“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 亿美元的出口高地”。 总而言之，《我们国家的道路》是提醒人们整个大韩民族面临了危机和挑战， 促人猛醒，并为韩国的崛起而奋争。它是韩国复兴社会的思想，又是50 年代韩国 走向现代化的思路，更是一支号角。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