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盖世太保敢于打入军队一九三六年六月，将军们对希姆莱加强警察力量一事掉以轻心，当时希特勒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法国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上。在希姆莱担任全德警察首脑前一个月，希特勒突然声明废除洛迦诺公约，占领非军事区莱因兰。在牛赖特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大使和比利时代办递交洛迦诺公约文本的正式通知书时，德国部队正在向科布伦茨公路挺进。大约有二万名德军于五月七日清晨越过莱因河，开进德国军团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再也没有留神过的旧驻地，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正象牛赖特所说的那样，这支“象征性的部队” 在晚上集结了十三个营的步兵和炮兵。巴黎和伦敦感到吃惊。有人在巴黎说，他们要在军事上进行反击并重新夺回萨尔布吕肯。部长们一致赞成。但是甘末林拒绝在事先不进行总动员的情况下进军。所以大家只得停留在外交的抗议上。一旦洛迦诺公约的签字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勃洛姆堡对此该作出何种军事反应，他明确地保留决定权。考虑到双方力量的悬殊，德国部队不得不再次撤回。军事上的反击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希特勒的威望，因此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这个日子应该登记在错过机会的记事单上。一九三六年德国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财政经济政策中的各项规定都是为把德国引向战争经济这一目的。当时科研工作开始着眼于对代用品进行科学研究，这成了法国幽默家和喜剧演员的笑柄，法国人也取笑它。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只好暂且满足那种兵营式的伙食。戈林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说：“如果我们明天有战争，我们不得不用代用品进行自助。到了那个时候，金钱将不起作用。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必须有所准备，在和平中为此创造前提。”他在五月二十七日又说：“一切措施要从有把握地进行战争这一立场来考虑。” 秋天，公布了第二个四年计划，戈林被任命为帝国委员。该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德国扩充军备搞到所需的外汇。工业强调要加速生产。一个新的工业企业“赫尔曼· 戈林帝国工厂”建立起来，这是一家从五百万资本上升到四亿资本的公司。该企业的任务是开采非金属的矿石，不久发展成为一家巨大的、拥有七十万工人的煤铁托拉斯，它是道道地地为战争服务的。经济部的两个部门受军事管制：勒贝将军负责原材料的供应，汉内克将军负责电力、铁和煤的供应。军人对这个措施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战争——它意味着一国的威力——正在孕育。他们心中滋长的这种优越感弄得他们茫然无知，以致觉察不到希姆莱组织的完善性，也注意不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办公室里的人士正在暗中编织着他们的情报网。盖世太保的新首脑海因里希·缪勒用老官员的那种非凡的精确性通过党来做最后的驯服军队的工作。希特勒尽管作了保证，但他从未解除对军官们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位前上等兵的自卑感是有其根源的，每当他站在军官面前，他就会本能地做出一副下级对上级的那种姿势。后来，他对这些上校、将军已习惯，他当时认为，他们全是些讨厌的请求者，总把他们看作陌生人。他用鄙视的口气把一些愿意为旧德国承担责任，但又遭到失败的人称为“上等人”。这个曾经中过煤气毒的老兵或许还在怨恨这些将军，因为他们完全从长远的角度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密集炮火，而且他们把人的生命当作“儿戏”。罗姆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在这里影响着他。戈林周围的人同希特勒一样对陆军军官团时刻存有戒心。希特勒深信有必要把军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否则他就有遭到军队群起而攻之的危险。他对军队“改信” 纳粹主义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说，“我的陆军是反动的，我的海军是信仰基督教的，而我的空军则是纳粹主义的。”戈林借助于党提供的新干部一手建立了空军，而陆军的君主政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堂而皇之地庆祝皇帝的生日。希特勒深信，他的军事天才胜过军事院校所教的一切技术、战术和战略课程，并认为有必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便能迫使受惊吓的参谋总部接受他的计划，盖世太保的主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鼓励他把留在他们身边的唯一敌人干掉。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剥夺陆军的最高领导权，才算获得彻底的胜利。为此，希姆莱于一九三五年开始设计他的那部装备精良的机器。他把矛头指向国防军的最高负责人，战争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大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弗立契男爵上将。为了清除这两个党卫队的对手，盖世太保采取各种手段来败坏他们的名声。海德里希指定盖世太保的头头缪勒，一个无聊的行政人员处理技术方面的工作。缪勒身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干部”只是为了他的各种证件、统计表格和报告才活着的。他生活在尽是笔记、组织图表和规章的这一世界里感到孤苦伶仃。他最关心的是提升。他对生活中的卑鄙检举，匿名信和秘密处死一概漠不关心。对他来说，这种恐怖完全只是抽象的东西，不管以报告的形式，还是以评论的形式统统变为这部行政机器所需要的饲料。海因里希·缪勒是巴伐利亚人，长着一个农民模样的四方脑袋瓜。他身材矮小，有点粗笨，走起路来脚步很重，摇摇摆摆，一看就知道他出身于农村。他聪明不足，固执有余。他在学校里刻苦求学只是为了做官，这是一门在农村特别会引起妒忌的职业，因为他表现出了老年人的镇静和自信。他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他被接受进入巴伐利亚国家警察局。在慕尼黑，他的盲目服从性和熟练的专业知识引起了希姆莱的关注。缪勒同所有政治警官一样一直到一九三二年还在反对纳粹分子。不过希姆莱对这一点倒是无所谓的，他深信，缪勒在新主人手下会发挥同样的工作热情。事实上，缪勒为了忘记他过去的工作，克服某些有影响的党员不断使他感受到的那种敌对关系，现在工作更为卖力。尽管他千方百计来证明自己是绝对服从纳粹政权的忠实仆人，但是他的入党申请报告写了六年还是遭到拒绝；直到一九三九年提升为党卫队大队长，他才成为纳粹党党员。于是国家的主要镇压工具（盖世太保）荒谬地操纵在一个非正统的纳粹党员的手里。事实上，民众法庭对他的判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因：缪勒同对手存在着敌对关系，他的主子们估计到，他为了反对阻碍他入党的人将会特别热情地工作。这样估计非常正确。缪勒诚心诚意地要对他的过去表示忏悔，而且现在有人允许他真心实意地去改信纳粹主义的信条，但并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出于什么热情。在他身上找刁；到这两种痕迹。前凸的额头下面，是一张冷酷、干巴、单调的脸膛，两片薄薄的、冰冷的嘴唇当中咧开，从一双褐色的小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目光（由于眼皮沉重，眼睛经常模糊不清）凝视着对方。他把后脑勺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脑门前只留一束短头发，中间向两边分开。这种发型在过去民族主义人士中曾经风靡一时。他有一双宽阔、有力、粗大的农民的手。他的敌人说，这是一双卡住人家脖子的手。缪勒是一个真正的暴力迷。他执行主子命令时百依百顺，甚至往往主动地超出范围。他仇恨精神和才智的一切东西，这同崇拜有关，是互相影响的。有一天，他对施伦堡说，我们应当把知识分子关进一座煤矿里，然后把它炸掉。正象每一个以后改变信仰的人那样，缪勒一直担心自己会被人疏忽或者以弱者出现。这种精神状态迫使他经常同冲锋队发生争吵。他对冲锋队怀有某种仇恨，因为他怀疑纳粹党之所以找他的麻烦都是由于冲锋队从中作梗。事实上，冲锋队是一个竞争部门，他作为一个旧职业的政治警官，看不起这部门里的人，说他们不过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的专业知识使他得到了希姆莱的尊重。直至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希姆莱还很信任他。而且当一些部门从城市撤退的时候，希姆莱仍嘱咐他留在柏林。这样高的嘉奖在海德里希权力范围的等级制度里是很突出的，它使缪勒得到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特权地位，同时通过盖世太保的改组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为了讨好海德里希，缪勒专心致志地研究每一项最细小的工作，暗中监视自己的同志，并且帮助他的主子清除一些不称心的人。他参加由希姆莱想出来的一切勾当，接受一些最“棘手的”任务。干这一切需要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一个象他那样不感到厌恶的人。他的第一个拿手好戏，甚至可以说他的杰作就是勃洛姆堡一弗立契双重事件旷一九三三年春，对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的大权掌握在三个人手里：战争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大元帅，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上将、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这三位人物是具有传统主义思想的军官，在德国受到全军的爱戴和尊敬。即使有时候也有人严厉地批评过勃洛姆堡，因为他向纳粹分子“妥协”。虽然他压根儿不是第一个同情纳粹运动的人，但他却是将军中间首先同情纳粹分子的人。一九三一年，当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还在反抗纳粹党人的袭击的时候，他遇到了希特勒，而且掩饰不住他对希特勒的那种钦佩心情。当时勃洛姆堡是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他的参谋长是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此人的叔叔，前大使冯·莱希瑙是希特勒的狂热的崇拜者。他的政治信仰影响了侄子。勃洛姆堡很有才华，但是意志不坚，易受影响。在德国军队和红色军队之间存在某种合作的那个时代，他自己承认，已经是个“差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了。在莱希瑙的影响下，他同样轻易地成为纳粹党人。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建立了一个联络点，目的是要同国家和党一起讨论武装部队的问题。这个机构在同陆军参谋总部打交道的时候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人责备他对党太唯命是从了。勃洛姆堡对重新占领莱因兰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直接同党的首脑一起共同起草该计划。为此，希特勒在进军以后提升他为大元帅，同时感谢勃洛姆堡在“粉碎罗姆政变” 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顺从性，因为他容忍别人去杀害他的两个同事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继而又向希特勒作了效忠宣誓。尽管如此，勃洛姆堡在有些军人中间仍然享有一定的威望。埃哈德·米尔契大元帅在纽伦堡说，勃洛姆堡经常反对希特勒，而希特勒尊敬他，倾听他的话。他是唯一的老兵，他才华横溢，因而能把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两者结合在一起。当伦斯德在纽伦堡以同事的名义对勃洛姆堡提意见时，他确实明显地减少了对这位陆军元帅的批评。他们总觉得，勃洛姆堡有点儿陌生。他仿佛飘浮在其他的星球上，有一点神通者的模样，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勃洛姆堡自己招惹得来的“橡皮狮”绰号在那些谴责他的同志们的眼里真是恰到好处。看来勃洛姆堡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被迫辞职的，他的职位同纳粹的“元首原则”有矛盾。旧的普鲁士德国军队的领导传统不能与元首原则协调一致，因为这种领导传统的核心是要让一个参谋总长有权使他的观点发挥效力，并使它同他的司令的观点相一致。正象阿尔弗雷德·凯塞林证实的那样，这种共同负责制在战争期间的部队里并没有实施，原因正是那种从上到下起作用的“元首原则”。一般说来，希特勒不会容忍讨论他的命令，哪怕提出一点儿异议也不容忍。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是极小的可能性——（希姆莱利用这 “点并支持他）将军们一方面对他狂妄启大的计划感到吃惊；另一方面准备对该政权发动一次政变，必要时依靠外国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到处散播关于同法国大元帅甘末林的秘密接触。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勃洛姆堡作了一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它可以向希特勒一手策划侵略政策的敌人提供论证。报告中这么说，一般的政治形势证实了一种假设，即德国不必去考虑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除了明显缺乏这样一个愿望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尤其俄国要准备打仗。希特勒不喜欢这些与他计划格格不入的论述。不过他思想上早有准备，容忍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继续搞阴谋诡计。一九三八年初发生了一起双重性的阴谋案件，这种卑鄙行为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希姆莱之流首次使用新技术来消灭重要的扰乱者——这种方法既不会象过去由于暴力而造成流血事件时引起的骚动，又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的那次表演几乎象维也纳歌剧中的一首歌曲刊登在德国报纸中的消息栏里，说什么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大元帅和埃娃·格鲁恩秘密地结了婚，证婚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奇怪的是报纸对此既不登照片，又不进行报道，这一定会在熟悉勃洛姆堡的上层人物中间引起惊讶。众所周知，勃洛姆堡是个鳏夫，而且是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父亲，他的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战争部国防局局长威廉·凯特尔的儿子。相反，有关勃洛姆堡的第二次婚姻大家只知道这位年轻妇女的性格很朴实，与纳粹的宣传完全吻合。坐在柜台后面和办公室里面的柏林姑娘感到十分高兴，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孩子竟然占有了一位真正的大元帅。然而这些浪漫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婚后还不到一星期，奇怪的谣言就不胫而走；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这位年轻的“女元帅”原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妓女”。这些流言蜚语传到了官方人士的耳朵里。因此，人们不得不把这些谣言同某些奇怪的情况作一比较。两人的结合是在匆忙和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举行教会婚礼，这在教会遭到党的激烈攻击时当然是不会受到怀疑的。但是必须强调，这位年轻的妇女免去了出示结婚所需要的无数证件，其中有警察局颁发的身世清白证书，父母和祖父母的证书。最后这对新婚夫妇毫无目的地就立即去旅行结婚了。婚后几天，报纸终于刊登了一张他俩的新闻照片。有一个新闻记者在莱比锡动物园里发现了这对夫妇，他有幸在猴山的栏杆前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这张报纸上的照片同埃娃·格鲁恩的一份档案材料恰好同时放到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夫伯爵的写字台上。赫尔道夫于一月二十日为“女元帅”谣言之事进行了谨慎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赫尔道夫伯爵正在研究的这份档案，但是他对这份材料感到有可疑之处。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埃娃·格鲁恩于一九一四年在新克尔恩出世，这是柏林的一个工业区，居住着工人和小市民。虽然她芳龄才二十四岁，但是她的经历却很不平凡。她的母亲在新克尔恩的伊丽莎白大街上经营一家十分可疑的 “按摩院”。风纪警察监视着格鲁恩妈妈，她已受到两次处罚。长得颇为美丽的埃娃步她母亲的后尘，因而被列入德国五个城市的警察局风化科的档案卡里。一九三三年，早在纳粹政权时代，法院就跟她打过交道。主管“查禁猥亵照片和书籍科” 的刑事警察查获有人出售黄色照片，在被没收的照片中发现有埃娃。格鲁恩的模特儿的照片。当时她才十九岁，为了给自己辩护，她振振有词地说，她的男朋友让她一丝不挂地坐下来干这项（（工作”，为此她得到了六十马克。她还说，她是由于生活贫困才被迫接受这项工作的。赫尔道夫多次把档案里的这些照片同报上刊登的在莱比锡动物园里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毋庸置疑；微笑着站在猴山栏杆前面的年轻妇女就是照片上摆着姿势的那个妇女。为了增加档案袋里的份量，刑事警察的拘留登记簿上还有埃娃·格鲁恩的指纹，当她卷进一起偷窃案时（以后并无材料证明是她偷的），她被拘留了。赫尔道夫的混乱思想稍许平静之后，他决定向凯特尔汇报此事，凯特尔是勃洛姆堡的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由于他们孩子间的婚姻，他俩结成亲家。这样一来他犯了一个严重的和极其危险的双重过错，冒犯了工作条例。他本来应该把这份档案呈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因为这位顶头上司就是德国警察首脑，将军们的死敌希姆莱。另外，他违反了严格的保密指示。赫尔道夫伯爵固然希望凯特尔会警告勃洛姆堡，也许会请求毁掉这份案卷。但是凯特尔讨厌这种过硬的材料，想方设法避开这件事，所以他把赫尔道夫连同案卷一起送到戈林那里，也就是说偏偏送到大家都知道的一心想当个战争部长的那个人手里。戈林神经紧张地接受了这桩揭露性的案件。他看来十分震惊。因此，他坦率地向赫尔道夫说，勃洛姆堡在婚前告诉过他和希特勒，他的爱人“过去有些问题”。十分清楚：他和元首都猜不出“过去的问题”是些什么。所以希特勒没有反对这桩婚事。戈林答应赫尔道夫采取有效措施。在一月二十二日这——天，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逗留。次日，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卡林霍尔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这样一来，清除罗姆的联盟重新得到了加强。一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回来了。戈林迫不急待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他。希特勒作出决定，勃洛姆堡必须立即离婚，最好是宣布因严重受骗上当，此婚姻无效。根据戈林的建议，他又禁止勃洛姆堡穿制服到总理府来。戈林唯命是从地把元首的这一决定转达给勃洛姆堡。他担心，在勃洛姆堡离婚或者甚至取消婚姻之后，希特勒可能会忘掉这次事件，这样一来，一切又得重起炉灶。所以他急急忙忙跑到勃洛姆堡那里，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所做的那样，“扩大”了他的任务并略微修改了元首的指示。他对勃洛姆堡说，他必须立即去国外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以此忘掉这件事情。这位陆军元帅对那些揭露首先感到沮丧，继而又被那件具有威胁性的丑闻吓了一大跳。他已经不能离开他的那位年轻而又如此迷人的妻子了。当戈林让人给他一笔很可观的外汇作为路费时，他愉快地接受了戈林的建议。这并不是希特勒作出的安排，不过这倒也是一个比较诱人的解决办法。希特勒吩咐勃洛姆堡必须在国外住上一年。于是勃洛姆堡夫妇就在一月底去罗马和卡普里旅行。勃洛姆堡的事情逐渐在上层军官当中明朗化。大家在想，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桩婚事。警察局既然知道这位陆军元帅爱人的过去，那么为什么会同意他们结婚？希特勒又怎么会当证婚人？具有传统观念的军官，更不用说一位陆军元帅和战争部长一般是不会到象埃娃·格鲁恩这样的人家去的，更不会同这种人家攀门亲事！当然，这位年轻貌美、诡计多端的妓女对获得这个意外的宝贵的猎物感到十分高兴。但究竟是谁派她去盯住这位老兵的呢？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缪勒本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也许会这么说，他们为什么闭口不谈早就知道的关于埃娃．格鲁恩的过去。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她的情况呢？那时在一九三三年，埃娃被“查禁猥亵照片和书籍科”拘留过，这个科同负责拘留登记的“刑事罪犯鉴定科”一样由他们忠诚的同事奈比领导。另外，即使没有注意到埃娃·格鲁恩的案卷情况，那么勃洛姆堡也应该及时地亲自去进行了解，当然，在了解过程中得到的情报也许是假的或者是打了折扣的。当这位元帅知道他的爱人或者说他的新娘过去有些污点的时候，他确实考虑过反对这门婚事，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偏偏相信了戈林的话。他曾经问戈林：“我可以娶一个出身低贱的妇女吗？” 这位肥胖的赫尔曼安慰他说，“这样一种婚姻完全符合纳粹思想。你放心同你的那位女工结婚吧！”元帅得知他的诚恳的请求被友好地接受以后，感到欢欣鼓舞。所以几星期之后，元帅为了埃娃再次请求戈林。就在这个时候，她的一位老“相识” 又一次找到了她，并且设法挑拨她与勃洛姆堡之间的关系。难道赫尔曼不会去关心一下，让警察悄悄地把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人赶跑吗？事实上，警察进行了干预。但是忘了告诉元帅，埃娃的从前的情人是一个有名的姘夫。此外，为了让他保守秘密，警察用装得满满的钱袋把他打发到南美洲去，同时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放聪明一些而想回到德国来，那他的下场将会是不妙的。为了使这位勇敢的元帅太太平平地结婚，当局采取了一切安全的预防措施…… 这起微不足道的事件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行动，它是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的主人进行的一次新的政变。这时勃洛姆堡乘坐的去意大利的车子正在缓缓移动。对于那位把自己看作战争部长的戈林说来道路已经铺平，而对希姆莱说来，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挤进将军们的上层社会，使他的党卫队军团成为国防军的第四部分。但是还得克服最后一个障碍：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上将，他是等级制度中的第二把手，很有可能成为勃洛姆堡的继承人。此外，他在军队里非常受人爱戴。希特勒曾经把他从炮兵部队将军提升为上将，并授予他金质党章—— 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奖章，而且现在指定他为勃洛姆堡的继承人。但是戈林和希姆莱进行了干预。一九三五年，盖世太保发现了一种扩大自己作用和加强自己权力的出色方法。他们借口说，在希特勒青年团当中普遍存在着同性恋爱（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这类丑事），因而提出只准由他们来处理这件事，并根据刑事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进行调查。为了“研究事实真相”，他们毫不踌躇地把犯有这种罪行的犯人从监狱里叫出来，然后诱使他们招出“同谋者”的姓名。有一天，他们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勒索者。汉斯·施密特是个性变态者和男宠，他专门从事窥探和敲榨有钱的同性恋爱者。有时候他甚至碰到好运气，当场突袭一位牺牲者，然后他冒充刑事官员，敲榨一大笔钱作为保密费。这个多次被判刑的施密特又坐了牢，盖世太保把他从监牢里叫出来，进行详细的审讯。他乐意讲述有关他的顾客和牺牲者的事情，并把所有的人列举出来：高级官员，医生、律师、商人、工业家、艺术家。其中他也提到一个叫“弗立契或者叫弗立许和类似名字的人”，他曾经在一九三五年底向这个人勒索过钱财。他供认，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的大厅里注意到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并看到有一个“同伙”（一个风纪警察所熟悉的男宠）向这位先生打招呼以及他们两人一起离去的情景。这位先生穿着皮上衣，戴着深绿色的帽子，手上拿着刻有象牙柄的手杖，戴着单片眼镜，看上去活象个旧军官。施密特尾随在他们后面，当这位老先生同施密特的“同志”一起在靠近火车站的一个黑暗的新建筑工地上作短暂的交谈以后，他就挡住了这位先生。施密特这时表演他惯常的戏法：警察……用密告威胁还是让丑闻张扬出去……——“两者任择其一”。因为这位先生身上带钱不多，所以施密特一直陪他到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的他家门前。由于钱不够，他甚至强迫他从银行取款。施密特重申，有着不良习惯的这位老先生名叫“弗立契”或者“弗立许”。盖世太保立即抓住这个意料不到的机会，如获至宝。如果这位先生果真是陆军总司令（这个众所周知的弗立契男爵的话），那清除他的理由该有多妙啊！然而希特勒不同意追查此事，命令销毁审问笔录，对“所有这些肮脏的事”要保守秘密。两年以后，秘密泄漏了出来，人们并没有听从希特勒的命令，因为一九三八年一月的那份档案奇怪地又出现在海德里希的手里。实际上呈递给希特勒的那份案卷表面上只是一份合乎逻辑的档案材料，任何一名职业警察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可疑之处。例如没有去核对当时弗立契将军的地址在哪里，甚至还没有确证他是否在利希特菲尔德东区住过，或者是否有过住所；也没有检查过弗立契的银行存款，不知他是否在约定时间内提过款；甚至连他是否在靠近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火车站附近的银行里开有户头这个简单的问题也没有追问一下。当时那位先生是由施密特陪同去银行的。总而言之，这种十分秘密的“做法”使得呈递给希特勒的那份档案站不住脚。然而这件事情由一名经过考验的密探、刑警科科长兼党卫队中队长迈辛格尔在继续进行，他是同缪勒一起参加盖世太保的。迈辛格尔——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主角之一——是缪勒的知交和心腹，缪勒拉他去干那些最肮脏的勾当。对此他得到了管理犹太人财产“特别科”的领导权作为对他的答谢，这真是一个可以捞到很多外快的美差。此后不久，他被派往日本，主要是为了监视里夏德·佐尔格斯的活动。此人以前是共产党人的朋友，“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后来成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特务。此时海德里希把三年前由迈辛格尔所归存的档案又重新发掘出来，不过这一次希特勒并不反对，甚至也不问为什么以前不按他的命令烧毁这份档案，相反在一月二十四日命令弗立契到他那里去。弗立契在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陪同下驱车前往总理府。他没有想到会把所有严重的后果归罪于他。当希特勒指责他在案卷中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气愤地对这些卑劣的指责提出抗议，并且以荣誉保证他是无罪的。这时场面显得很尴尬。希特勒一面扮演刑事警察的角色，一面突然打开一扇小门，汉斯·施密特从外面走了进来。国家首脑、万能的元首、军队最高统帅在总理府里同一个囚犯、流浪汉和敲榨者进行对质！这个人立即指着弗立契，只是说：“就是他。” 这位上将吓得目瞪口呆。接着他结结巴巴地作了含糊不清的保证并想解释一下，他是那些可耻阴谋的牺牲者。无济于事的愤怒、震惊和轻视相互交织在一起，他的思想和反应显得非常混乱而无力。希特勒见这个气喘吁吁的人的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因而把它看作是有罪的证据，并要求弗立契立即提出辞呈。弗立契拒绝这样做，他再次保证，他是无罪的，并要求军事法庭进行调查。在演完这场难以置信的戏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弗立契由于健康原因被勒令暂时退休。直到二月四日大家才知道此事。戈林起先表示反对，以后也就同意让盖世太保去调查此事。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就这样被海德里希的部下传呼到庭，更妙的事还在后面呢！在这次行动成功之前，为了保守秘密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还是在将军们中间传开了，加上还不明朗化的勃洛姆堡事件引起将军们深为不安。在上层军事领导里先后发生的这样两起丑闻一定会使人迷惑不解。将军们预感到，有人要阴谋破坏军队的威望和地位。古罗马模式的色情早就在德国军队里找到了它的信徒。到本世纪初，这种色情甚至变得有点儿时髦起来了，因为皇帝本人（他个人“不是这样的”）喜欢同他所称呼的“拜占庭人”打交道，他很器重他们的艺术才能，他们当中有公使、普鲁士的一位王子和几位将军。当皇室军事内阁首脑（一个高级将领）穿着女芭蕾舞演员的裙子在表演舞蹈的时候，突然死于心脏病。军队也没有忘记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侯爵与库诺·冯·毛奇上校之间关系的丑闻，以及因此而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判决奥伊伦堡而告终。弗立契从来没有受过批评，他的生活方式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究竟谁能知道呢？这些半信半疑和不明不白的忧虑正象他们反对盖世太保时所怀有的胆怯那样沉重地压在将军们的心头上。当时没有人怀疑是盖世太保在操纵这次事件。当机立断使这次事件得到彻底的解决。二月三日晚上，电台的一则“特别报道”发布了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下台的消息。没有说明这位战争部长退职的原因，而谈到陆军总司令时只是说，他考虑到健康情况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接着德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战争部被解散了。元首，作为最高司令的国家首脑，直接领导这个部，这个部起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负责把涉及到国防军的一切计划提交给战争部长批准，现在这个责任制也随之失效了。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当时是资历最老的人，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是弗立契当然的继承人。然而，他在一九三四年犯过太亲近希特勒的错误。他曾经这么说过，不管他们多么有才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相信自发的、不成熟的灵感来得更危险，或者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相信还很灼热的愿望来得更危险。大家知道，希特勒就是由于他那“天才的直观能力”而要求统治别人的。贝克的那种说法使纳粹党人记忆犹新，这使他丢失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至于莱希瑙，他虽然在将军们当中是唯一真正的纳粹分子，但并没有被安置在陆军的第一把交椅上，因为希特勒绝不同意有一个政治军官。戈林说，“第三帝国的将军们无权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弗立契的职位由东普鲁士军区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接替。希特勒指定威廉·凯特尔将军在新成立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担任自己的常务代表。他的服从性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服从性使他在军队里得了个“狗腿子”的绰号。上层领导的变更没有停止。十三名指挥官和二十四名其他官职的将军被动员退职或调离他职。许多高级军官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引起希特勒的不满或者被盖世太保认为是“反动的”，君主主义的或者倾向于教会的。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家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属于逃避这场无情的革命而得以走运的人，他是第十六军（迄今为” 止所成立的唯一的坦克军）的指挥官。不仅仅这些将军本人遭到排挤，连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相同的朋友（怕他们作出反应）也得不到宽饶。外长牛赖特男爵被免职，由染上纳粹色彩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三位大使，驻罗马的乌里希，冯·哈塞尔，驻维也纳的弗朗兹·冯· 巴本和驻东京的赫伯特·冯·狄克森不得不离职而去。戈林获得了安慰奖，因为他看到他垂涎三尺的最高目标战争部已化为乌有，他成为大元帅，成为国防军中最高级官员。最后，瓦尔特·丰克作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台的希尔马·沙赫特的继承人进入帝国经济部，虽然德国人民知道他是个同性恋爱者。将军们终于醒悟过来。贝克和他的朋友们重新进行斗争，揭露事实真相。他们主动出击，进行彻底调查，（可惜悔之晚矣！）迫使盖世太保供认他们的阴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想在事后放弃自己的表演来暴露自己。但是军人们很快找到了事件的根源。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两个人的姓名同音异义，以及两个人的相貌极为相似的缘故。真正有过错的人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冯·弗立许骑兵上尉。他十年来就住在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的那幢小房子里，因此找到他是不难的。他的女房东报告说，盖世太保人员早在一月十五日，即在施密特与弗立契对质前十一天就到过那里。弗立许本人卧病在床，动弹不得，但他还是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些，并请两位前来调查的军事法庭的推事把他是敲榨者施密特的受害者这一点记录下来。第二天，军人们想保护这位证人弗立许，但是盖世太保在夜晚就把他带走了。虽然他们不得不把他交给司法执行部门，但是几天之后他就死在审讯监狱里。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火车站附近的那家银行证明说，退役骑兵上尉冯·弗立许在那里是开有一个户头，一些帐目摘要的确表明，施密特说的那笔钱事实上在他所规定的时间里已经被提走了。然而，盖世太保在一月十五日也到过这里，并且没收了所有的证明文件。不久前，盖世太保在菲斯滕瓦尔德的兵营里逮捕了一名曾经当过弗立契勤务兵的中士，并想方设法诱使他说出有份量的话。当然，这一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干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太过份了。第二天，盖世太保不得不释放这名中士。他们想用同样的方式从弗立契的那个正在乡下度假的女房东那里得到可疑的言论，但是没有成功。以后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施密特没有被带到总理府，而是来到了戈林那里，戈林威胁他说，如果他不马上把元首要对质的那位将军“辨别出来”，就把他处死。然而，将军们手中掌握着一大批占优势的材料，它们可以证明盖世太保的阴谋诡计。难道他们想要叫希特勒为弗立契上将赔礼道歉？还是为了了解那无耻的阴谋，从而要求元首对盖世太保的首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当希特勒受到这种道德行为暴露于众的威胁时，他怎能拒绝最后受人审判？诚然，将军们的抗议是有气无力的。他们感到自己在德国的一片政治混乱中打了败仗。希特勒总算向弗立契和他们，“赔礼道歉”，并让军事法庭判决这个案件。法庭于三月十日开庭，希特勒委任该法庭的成员有弗立契的继承人勃劳希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两名军事法官，但主席却是这次阴藻的主犯戈林大元帅：因为当时他已坐在级别最高的座位上了。会议不长。近中午时分，—名副官传达了希特勒的一项命令：要举行会谈，并要三位总司令赶紧去总理府。在这种突然转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三十六小时之后才知道出了事。三月十二日，德国部队越过奥地利边界，当晚希特勒在林茨，第二天在维也纳。国防军到处受到居民们的兴高采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抱怨盖世太保的暴行呢？怎样为弗立契恢复名誉？恢复名誉的工作在悄悄地进行。三月十七日，军事法庭再次召开会议，审讯大敲诈犯施密特。戈林用提问方式对他施加压力，“恳求”他讲“真情”，并向他保证说，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施密特“供认”，他是受骗上当的。他起先认为，那位先生是弗立契上将，后来当他发现弄错时，由于害怕后果，不敢承认当初是弄错的。法庭坚持认为，上将弗立契男爵是一次遗憾的误会的牺牲品，证实他是无罪的。没有人邀请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没有人想到要把他们拉进这次起诉中来。至于施密特，戈林以名誉向他保证说，他可以免于一死，但是几天以后盖世太保把他枪毙了。弗立契虽然得到平反，但并没有被召回去复职。他过早的退职也许是思考鲁登道夫于一九三七年底在谈话中所说的那一席话。弗立契曾经向鲁登道夫保证，他现在象他的上司勃洛姆堡一样获得希特勒的信任，而鲁登道夫却回答说：“他接着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走在鲁登道夫的棺材后面，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预言会这样快地得到应验。弗立契的结局太不寻常了。一九三九年九月对波兰的进攻是按照他一九三七年的计划进行的。而他被迫从退休的深居简出中注视着另外一个人是如何实现他所起草的那份计划的。这样做真使他难以忍受。他坐在自己的车里尾随在他的老炮兵团的后面，仍然担任该团的名誉团长。他阵亡在华沙郊外。可能死在战场上。但是许多人认为，他是被盖世太保谋杀的。希特勒命令举行国葬。公道地对待死者总要比对待生者来得更容易吧。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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