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戈林开始抓警察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六万五千名德国人离开了国土。为期一年的纳粹专政使人们流
      尽了鲜血,成千上万的男女,其中绝大部分是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冒险偷越边境,
      逃亡国外。他们逃避强制劳动和威慑,逃避盖世太保的阴险毒辣的暴行。
      
          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使最大胆的人也胆战心惊,现在秘密和恐惧已重重地压在
      他们的身上。但是哪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这个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东西?
      是哪个庞然大物锻造了纳粹机器的这根轴?这台纳粹机器造成了二千五百万人死亡,
      使欧洲成为一片瓦砾灰烬。
      
          这个人看上去不象个庞然大物,他那宽阔的脸膛要比他的许多同志来得和蔼可
      亲。他讨人喜欢,举止随和。他就是赫尔曼·戈林。
      
          如果回顾一下戈林的生平,就会联想起马尔罗的两句话:“察其人不能观其所
      隐,而应观其所行”(《阿尔登堡的胡桃树》)以及“看一个人要看他所做的和他
      所能做的行为的总和”(《人世间》)。戈培尔、赫斯、鲍曼、希姆莱,更不用说
      希特勒了,他们很快产生了某种忧愁。而戈林倒是很冷静。奥托·施特拉塞的判断
      正好打中要害:“戈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杀人犯,他心里想的就是恐怖……”
      不错,“心里想的就是恐怖”,不过他采用艺术加工的方式,这种颓废的风格居然
      吸引着那位肥胖而又骄傲的元帅。
      
          他的这种特殊想法是在稀奇古怪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四
      日选出来的国会中,纳粹党人的议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人,以一百四十三个议席成
      为议会中第二强大的党团。参加开幕仪式的一百零七名纳粹党议员,身穿褐色衬衫,
      排成队列,步伐整齐地进入会场。走在这个奇怪队伍的第一排,并指挥这个队伍的
      是赫尔曼·戈林,他是最老的党员中的一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纳粹党费力
      地赢得十二个议席以来,他就成为这个国会的议员了。当时只有少数德国人回忆起
      这位新议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大战还没有成为神话。他出现在这些年轻
      的,难以治服的和声名狼藉的纳粹党人中间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惊异。按照出身和过
      去的经历,他与那些保守的、特别是那些拥护君主政体的德国国家党人在一起或者
      坐在德国人民党的位置上倒是来得恰当一些。他主要是属于大资产阶级的。他确实
      出身于这个阶级。
      
          赫尔曼·戈林是旧学校的一位高级职员海因里希·戈林博士的儿子,一八九三
      年一月十二日生于慕尼黑附近的罗森海姆。由于他母亲的祖母卡罗琳·德·内莱的
      缘故,他成了法国人的后代,他们是定居在荷兰的新教徒。他的父亲(俾斯麦的一
      位私人朋友)是德属西南非的第一任总督。
      
          他曾在波恩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就过学,在普鲁士军队里服过兵役,又是一位
      具有普鲁士人的思想方法和照普鲁士制度办事的行政官员;戈林博士是个鳏夫,他
      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以后他娶了一位年轻的提罗尔女人,是他在第二次去
      殖民地传教旅行中带回海地的。在他们回来以后,就生了赫尔曼.戈林。
      
          赫尔曼·戈林在童年时代老是惹是生非。由于他性格专横好斗,所以每所学校
      都勒令他退学,这样,他父亲就决定送他去卡尔斯鲁厄的军官学校。他再从那里转
      到柏林的军事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岁的戈林以少尉军衔参加米尔豪森的威廉亲王步兵团。
      驻防生活使这个性情暴躁的年轻人闷闷不乐,所以他高兴地上了战场。一九一四年
      十月,他被调往空军。他在那里赢得了可喜的声誉。他先是观察员,后来从一九一
      五年六月起当上了侦察机的飞行员。一九一五年秋天,他终于成为战斗机驾驶员。
      
          戈林少尉只有在他的小飞机里才能尽情享受,才能发挥他的战斗力。他击落了
      一架英国第一批汉德利·佩奇型的重型轰炸机,不过自己的飞机也被英国的战斗机
      击中。他等到腰部和左腿处的伤势痊愈后,重新登上飞机,成为德国战斗机最佳驾
      驶员之一,并于一九一七年五月获得第二十七战斗机中队的指挥权。一九一七年初,
      他取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一九一八年五月,皇帝授予他功勋奖章——德国最
      高奖章。这时候,戈林被编入著名的第一战斗机中队,这个战斗机中队以它第一个
      指挥员的名字“里希特霍芬”闻名于世。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里希特霍芬男爵在取得八十多次空战胜利以后被击
      落下来,受伤而死。他的接替人莱因哈特少尉于七月三日阵亡。接着,戈林对享有
      荣誉的联队行使指挥权。七月十四日这一天德国人开始从马恩省撤退。    里希特
      霍芬战斗机中队由于过份勇敢而使德国遭受挫折。这对戈林说来,是个艰难的时刻。
      他不得不在十一月份把他中队的人员和飞机撤回德国,并且痛苦地把停战事件登记
      在中队的日记本里。这个中队曾经获得六百四十四次空战的胜利,六十二个飞行员
      在它的旗帜下阵亡。
      
          戈林被解除上尉职务。他胸前挂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刻有剑的蔡林格狮子勋章、
      卡尔·弗里德里希勋章、刻有剑的二级霍亨佐伦王室勋章和功勋奖章。他永远不会
      忘记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同志们。一
      九四三年,一个名叫路德的犹太人在汉堡被盖世太保逮捕。但是这个人以前是属于
      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戈林一听到这个意外事件之后,有力地进行了干预,想
      方设法要释放他的这位同志,并把他置于他个人的保护之下。    一九一九年底,
      戈林上尉复员之后,不得不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如果他能进入国防军那该多好啊,
      但是他作为共和国的敌人被拒之门外。为了生活,他在丹麦呆了几年,然后在瑞典
      当上了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的领导。每逢星期天,那些信赖他的小福克尔飞机的运动
      飞行员都向他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他就是这样来糊口度日的,想不到这时候还赢得
      了一位夫人,为了他的缘故,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儿子。
      
          他把她带回德国,并在慕尼黑同她结了婚。
      
          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戈林进了慕尼黑大学,盲目地攻读政治学和历史,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惰性蒙上一层受人尊重的面纱。他住在慕尼黑市郊的一幢漂亮
      的小房子里,依靠他妻子(娘家原名卡琳·冯·福克)从娘家得到的救济金维持生
      活。
      
          一九二二年秋天,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戈林看到自己的名字已被登记在由法
      国开列的一份名单上时,特别恼火。
      
          十一月的某个星期天,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反对协约国要求引渡
      战犯的大会。戈林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听演讲的时候,发觉附近有一个不显跟的
      男人,他的侧面轮廓线条很明显,留着一撮修饰得整整齐齐的褐色的小胡子。这张
      脸对他说来并不陌生。当然,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人们在巴伐利亚开始谈
      论的,也是他早已听人说过的那个人。一小批拥护者把他团团围住。他们鼓励他讲
      话,但是他拒绝了,“为的是不打扰这次体现德国团结的市民集会”。他说话时口
      气轻蔑,冷若冰霜,因而引起戈林的注目。他也认为,这种柏拉图式的抗议不会有
      什么作用。第二个星期,他参加了纳粹党的一次集会。希特勒谈了一些老生常谈的
      内容;这次演讲的主题也是“反对凡尔赛专政的斗争”。凡尔赛和约把戈林这位容
      光焕发的军官变成了一个依赖他妻子生活的半乞丐。他被这次演说吸引住了,大会
      结束后表示愿意为希特勒效劳。
      
          对于一个虽然还很软弱、但是处于全力发展的政党说来,戈林倒是一个可贵的
      新党员。纳粹党可以利用他的战斗英雄的名望,而且他那利欲熏心的本性是同党的
      路线一致的。一星期以后,戈林成为纳粹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他决心全心全意地把
      自己献给他认识才十天的那个人。党的“冲锋队”(sA)缺少一位领袖,冲锋队
      必须组织起来,队员们应该懂得纪律,协调一致,正象戈林后来所说的那样,把它
      建设成为一支‘执行希特勒和我的命令”的绝对可靠的部队。
      
          一九二三年一月初,这位闲着无事的英雄戈林接管了纳粹、武装部队的指挥权。 
      戈林依靠国防军,尤其是依靠控制着秘密民兵的罗姆的帮助,在几个月内就把这个
      具有重要意义、但组织性很差的冲锋队队伍改变成为一支军队。罗姆也是从‘思想
      上’领导这些半军事化的部队的。他已经加入了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并对希
      特勒及其政党发生兴趣。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希特勒
      认为,党的政工人员和政治组织应该占据第一位;罗姆认为,士兵应占据第一位,
      士兵必须政治化。    罗姆用以前属于市民保卫团的国防军的秘密武器库来装备冲
      锋队。他希望有朝一日把这支部队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一种暗地里的竞争不久
      使他同戈林产生矛盾。他不愿看到戈林出现在他的眼前,而戈林呢,不久也预感到
      罗姆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然而,这应归咎于他们那种各自心怀鬼胎的合作,因为纳粹党在一九二三年十
      一月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收罗了一些曾经响应过戈林在《人民观察家报》上
      的号召的前军官。
      
          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满怀信心地迎接计划在十一月九日发动的政变。这次暴动
      尽管在十月底就已准备完毕,但。
      
          是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希特勒一鲁登道夫的专政同巴伐利亚政府分裂
      主义和君主主义的势力在最后时刻的不一致,这次政变在几分钟之内也就垮台了。
      
          戈林在音乐厅广场前遭到警察的射击,下身中了两弹,负伤倒地。他最初在一
      个巴林犹太人家庭的住宅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把他秘密送往因斯布鲁克去的忠诚
      的朋友。他终于在那里得到了医生的治疗。二十年以后,巴林一家人的生命说不定
      还得归功于这件偶然的事呢。
      
          创伤和随之而来的休养使戈林的性格起了根本的变化。鉴于逮捕令,他不能回
      到德国去;他不得不在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生活了四年。由于伤口医治得晚,所
      以在他体内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痕迹。两年来,他使用过量的吗啡来麻醉自己。在
      他逐渐中毒之后,患上了精神错乱症,而且日益恶化。人们不得不送他进兰格勃罗
      精神病医院,不久送往康拉斯堡,最后再回到兰格勃罗。他继续在门诊治疗,等到
      一半痊愈以后,就离开那里。曾经在兰格勃罗检查过他的法医卡尔·A·隆德堡报
      告说,戈林是个歇斯底里的患者,性格捉摸不定,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大发脾
      气,在这种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千得出来。
      
          他的家庭对此毫不惊讶;长期以来,家庭对他已经悲观失望。根据他的堂兄弟
      赫尔伯特·戈林说,家里把虚荣、怕负责任和丧尽天良看作是赫尔曼的主要特征。
      它可以促使他千出任何丑事。    长时间的被迫停止工作,住医院和疗养院治疗,
      戈林的外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过去的体型一直显得肥胖,三十二岁的时候,他
      就被一种不健康的、永远摆脱不掉的脂肪层弄得臃肿不堪,而现在这种肥胖的趋势
      已不复存在。他在离开纳粹朋友之后,也摆脱了那种粗野的环境影响,从此以后,
      他讨厌直接采取行动。慕尼黑的失败经验告诉他,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出路。对
      此,他考虑了很久。
      
          昨天的野兽已经起了变化,它的好斗本能换了另一副面孔。现在,戈林将用非
      常危险的武器进行斗争。这种发展使他与罗姆这个粗鲁者分道扬镳。
      
          戈林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回到了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确信,只有通过“政治”
      手段才能得到政权。显然,他所理解的“政治”手段是最卑鄙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秋天大赦以后,他回到了慕尼黑,再次与他的朋友们见面:他们是
      早已释放的希特勒、戈培尔、施特莱彻,罗森堡。其中还有一个新人物:希姆莱。
      希特勒考虑委托他改组他的卫队——党卫队。这时罗姆正在训练波利维亚人的军队,
      而戈林却想把冲锋队重新搞到手,而且要千得更加出色一点。在一九二八年的国会
      选举中,他被列在纳粹党候选人的名单上。纳粹党人虽然只获得十二个议席,但是
      戈林被选上了。他立刻对国会举行的那种隆重的会议感到满意。再则每月六百马克
      的补贴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
      
          他那富裕的家庭出身和以前的军官头衔使他能够进入柏林的上层社会,特别是
      可以与那些工业家接近。他在这些圈子里成为“希特勒的大使”。他处在“元首最
      忠心的骑士”的那个时代里。沙龙内的交往使他完全与罗姆的老兵和他的冲锋队疏
      远了。他那装模作样的审美观和自负的庇护人的态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在党内,有两个竞争小组彼此对峙着:冲锋队和由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领导的
      政治组织。戈林与他相处得很不好。
      
          他在这些暗礁之间看风使舵,遇到不幸就追随他的主子和祖师爷希特勒。希特
      勒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两个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相互角逐,驱使这一个人来反
      对另一个人。
      
          一九三零年九月选举以后,以戈林为首的一百零七个纳粹党议员进入国会。格
      利戈尔·施特拉塞属于他们中的一个。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从十二个议席发展
      到一百零七个议席,戈林是唯一取得这样胜利的人。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失去了他
      的妻子卡琳;她多年来患有结核病。现在他可以完全投身到政治界,把他的一生献
      给在他看来已经成为半个上帝的那个人。
      
          一九三二年初,选举总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到四月份任期
      届满。纳粹党人认真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竞选,可是有一个障碍:希特勒不是德国人。
      这时戈林突然有个天才的想法。多亏他在不伦瑞克政府里有两个纳粹党人朋友格兴
      泰尔总理和克拉格斯内政部长的帮忙;希特勒才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
      府顾问。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德国国籍。从此,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二
      月二十四日,他拿到了任命书,二月二十六日他宣誓并放弃他的工资。三月四日,
      他辞去职务。仅仅八天时间希特勒就成了德国公民!
      
          但是他在四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受到了挫折。年迈的元帅仍在总统这个职位上。
      三个月以后,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国会选举中出现了一次真正的纳粹袭击高潮:纳粹
      党以二百三十个议席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戈林所作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被选
      为国会议长之后,搬进了紧靠国会大厦的那座宫殿。
      
          国会很快又被解散了,因而不得不重新选举——那是一种逐渐变得庸俗化的走
      过场,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德国确实有过三十多次的选举。尽管纳粹党人
      在新选举中失去三十四个议席而遭受挫折,戈林仍然是国会议长.他的职责是打开
      通向那位老元帅的大门,他在危机中有求于元帅。现在危机几乎是接踵而来,他使
      老先生想起了这个旧日的军官,原来在大战期间接受荣誉时,有人把他介绍给了元
      帅。    作为国会议长的戈林曾有两次机会把事态的发展转到另一个方向。一九三
      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巴本还未把由国会议仪长收到的解散法令交给他之前,他叫人
      们对不信任提案进行表决,因为这个提案要强迫解散巴本主管的那个部;当巴本在
      他面前对这个提案表示犹豫时,戈林就故意忽视这希特勒能够成立新政府。
      
          因此戈林为希特勒效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个人的行动对夺权起丁决定性
      的作用。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已经把一部分重要的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这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取消德国人的自由和建立盖世太保等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
      
          当老元帅把总理职务托给那个在不久前还被他称之为“波希米亚上等兵”的男
      人时,他提出了四个正式条件。第一,首先应该让巴本担任副总理。第二,牛赖特
      留任外交部长。第三,巴本作为普鲁士总理应得到一个近似于帝国内阁总理的重要
      官职。第四,当时作为德方代表离开柏林前去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瓦尔纳·冯·
      勃洛姆堡担任国防部长。
      
          “这位老先生”想通过以上四个条件把纳粹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特别是想把
      纳粹置于巴本的控制之下。纳粹党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有决心扭转这个困
      难局面。在这方面,戈林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戈林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希特勒再过几小时就要担任
      总理了。前几年蒙受耻辱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今天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在这一
      页里,自由和荣誉将奠定新的国家基础。”自由?!荣誉?!许多德国人很快就会
      有机会在盖世太保的集中营和监狱里理解这些话的价值!
      
          在新的内阁里,戈林必须顶住巴本这个对立面。他是不管部部长、国会议长、
      普鲁士内政部长和航空界的全权代表。显然,巴本并不打算干涉航空事务,但是他
      以普鲁士帝国委员身份想要在警察事务中监督戈林。因为普鲁士无疑是德国最重要
      的一个联邦,而且柏林处在戈林的管辖之下。
      
          因此,戈林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要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
      掌握警察的领导权。此时,弗立克作为德国内政部长有权监视普鲁士内政部的活动。
      虽然他不能对它颁布任何命令,但是却可以给它出一些难题。戈林禁止他部里的官
      员回答德国内政部的询问。
      
          戈林对警察发生兴趣已有多年。在他担任国会议员并在政府部门里建立持久联
      系的时候,他就权迷心窍,一旦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建立一支组织良好的、可
      以任意摆布的政治警察。在他的脑海里逐渐产生了一种成立秘密警察的设想。他曾
      经有机会认识了普鲁士政治警察的头头,鲁道夫·狄尔斯。此人是马尔堡大学的
      “永久大学生’,与其说要在课堂里找到他,倒不如说在啤酒晚会上找到他来得更
      容易。他是某个封建团体的成员,而且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大家都知道,他是个
      爱开玩笑的人,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为了结束他那放荡的生活,他终于当了
      警官。
      
          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利用迄今为止未发挥的特点:一种特殊的观察力和异
      常敏锐的目光。
      
          他在柏林警察局第一处工作时有机会发挥这种才能。
      
          人们可以交给他任何任务,即使是非常困难的、违反常规的:只要事情对他大
      有可为,他就会努力去解决。他如此巧妙地混入了柏林堕落者的圈子里,致使他可
      以收买罗姆的私下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这位冲锋队的参谋长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
      对同性恋爱的嗜好。这些信件落到了普鲁士政府的一个公务员的手里,他希望把它
      们公布于众,给予冲锋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争权夺利的那些年代里,纳粹党不得不公然对抗四万多件针对他们的诉讼案。
      一九三二年底,党员总共被判一万四千年的监禁和一百五十万马克的罚款。在刑事
      起诉中警察局第一处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全德国警察对冲
      锋队和党卫队采取行动,终于取缔了这两个组织。到处在进行抄家,包括冲锋队的
      学校、军营、司令部。这两个纳粹战斗组织的活动一直被禁止到巴本政府取消禁令
      为止。
      
          由于这些事件,狄尔斯和他的同伴们一样陷入了困境,也许他还要陷得更深一
      些,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比他们有先见之明:他第一个知道,形势起了变化,
      纳粹党人不久将是德国的主人。
      
          八月份,戈林当了国会议长,狄尔斯并没有弄错。他谨慎地对这位新议长进行
      了一次拜访,并向他呈递了秘密的档案材料,其中有过去调查来的、可使敌人动弹
      不得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材料如今却在那里打瞌睡。精通业务的狄尔斯向戈林说明
      了他所使用的渗透手段。正象他所梦想的那样,他可以成为一个政治警察,一个全
      能警察。面对这些可以用来恫吓政敌的秘密档案,戈林知道该对他如何表示感谢,
      并使他有可能巩固其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他已经意识到那种隐蔽方法的无声价值。
      只有这样一种秘密力量才能把罗姆有朝一日企图使用的(不是为了党和元首,而是
      为了自己)那批打手和吹牛大王的军队打倒在地。
      
          狄尔斯似乎已经理解到,还得用其他方法博得戈林的欢心。戈林好充大人物。
      他喜欢在国会或者在他的议会大厦里夸耀自己,每当公众在集会上向他欢呼时,他
      总觉得乐滋滋的。遗憾的是,他是个穷极潦倒的贵族。那个到处都要插一手的狄尔
      斯现在也同交易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多亏他在那里得到的情报,戈林才能幸运地进行投机买卖,根据自己的地位和
      奢望轻易出场。狄尔斯就是这样成为戈林的心腹的,而且他还采用不可靠的冒险行
      为,甚至把他的伙伴拉入帮凶的行列,以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
      
          纳粹党人掌权时,用来巩固他们政权地位的警察机器业已准备就绪。长期以来,
      狄尔斯拟定了消灭共和政体的警官名单早在二月八日,即纳粹掌权的第三天开始清
      洗,只留下了三分之一不会干坏事的老人马。在警察的名单上充斥了清一色的纳粹
      党人,他们都是从党员或者从冲锋队和党卫队中挑选出来的。戈林把政府高级顾问
      狄尔斯放在新警察的领导岗位上。
      
          狄尔斯的那种疑神疑鬼的性格和那种放荡的、屡教不改的生活习气并不妨碍戈
      林。难怪希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后说道,当时“酒癖是纳粹思想的最基本的要素之
      一”。
      
          狄尔斯知道,他的主子和上司由于竞争的缘故成了罗姆的对手。但是他自己同
      冲锋队的领导,尤其同罗姆,还有柏林—勃兰登堡小组的领导恩斯特、柏林冲锋队
      队长赫尔道夫伯爵和后来的柏林警察局长以及冲锋队来来的参谋长维克多·卢策都保
      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始终不渝的老习惯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与他们的关系收集一
      些资料,这些资料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证明是最最有用的。
      
          清洗警察的工作几小时后就结束了;接着马上开始镇压政治上的敌人。对此,
      冲锋队、党卫队和警察紧密合作。
      
          首先剥夺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剥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冲锋队在柏林附近的奥
      拉宁堡建立——个“私人”集中营。成百个无辜被捕者被押送了进去。前总统埃伯
      特的儿子和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主席恩斯特·海尔曼同许多其他的知名人士一起被
      关在那里。戈林不仅知道冲锋队的其他四十个集中营,而且也知道这个集中营的存
      在。    ’党卫队在柏林本地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它设在巴佩将军大街的哥伦比亚
      大厦里,完全逃避了由非纳粹分子古特纳博士掌权的德国司法部的监督。纳粹党人
      诙谐地把这座监狱称之为“打鸽子”。不久,从这座监狱里流传出一些最骇人所闻
      的事情。    二月二十二日,戈林签署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把冲锋队和钢盔队的
      队员变成了辅助警察。这样,他不仅加强了他的“扩大了的警察的军事行动”,而
      且还能腾出一部分力量来对付罗姆,因为现在的冲锋队已为警察效劳,受警察雇佣,
      因而也就自动地处于戈林的权威之下。这种半官方性质的冲锋队加倍采取暴力行动,
      而戈林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        与此相反,他鼓励那些服从他命令的部下无
      情地采取行动。二月十七日,他命令普鲁士警官“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枪。每个警
      察都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即不采取行动要比在执行命令中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
      
          他在二月十日和二月十七日的指示中建议:“……现在从警察枪管中发射出的
      每颗子弹就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我就是在进行谋杀。这一切都是
      我的命令,我抵偿一切,我承担责任,我无所畏惧。”
      
          三月三日,他在公开的演讲中对“祖国的敌人’,即对纳粹党的敌人说:“我
      这里不行使什么公道,要有的是消灭和根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要在这场
      生死搏斗中痛击你们(共产党人),我要同我手下的褐衫队员一起进行这场斗争!”
      
          由于这些鼓励,多特蒙德的警察局长舍普曼命令他的部下,无须报告就可向散
      发敌对性传单的人开枪,天天能发现带着残酷虐待痕迹的尸体。二月底,德国报馆
      可以写东西了,六个月里,至少有二万八千人被送进集中营和监狱,这一切怎么会
      不使人感到惊讶呢?此外,这个数字还远远不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被秘密
      逮捕的。
      
          发生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颁布的紧急法使上述这些措施合法化,反对党的所
      有领导人被捕入狱。
      
          纳粹党人终于在三月五日顺利地上了台。当时担任普鲁士总理的戈林完成了他
      的事业,并准备让引以为骄傲的政治警察(盖世太保)大显身手。但是,在幕后早
      已有另外一个人决心要把警察夺走。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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