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偏差惹民怨（2）
1953-1956 年间，随着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 7%,1957-1960
年间为4 3%。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大量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开始外销，农业
快速发展还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原料与消费市场。台湾利用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的
有利时机，采取“养鸡下蛋”的办法，在继续增加农业投资的同时，主要采取工农
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实行农产品低价政策和积极拓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等措施，将农
业剩余有效地向工业转移，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以农业培养工业发展”。
1953年，台湾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决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重点发展
消费品以替代进口，大大提高了工业的发展水平。但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因
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于是，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
口政策，台湾从此走向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并取得明显的成果，台湾进入
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60年代，台湾经历了从以农为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转变。这个时期农业生产
的任务是生产足够粮食以保障整个台湾的粮食供给，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为将农业增产的好处转向工业部门，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
台湾为维持低粮价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
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实施公、余粮征购以充分掌握粮源；将台湾划分为7 个粮
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军、公、教人员实行食米配给制；机动向市场抛售
食米，避免米价的过度波动而带动物价上涨，将食米价格维持于较低水准。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种种措施，稳定米价，实际上起了压抑物价的作用，有利于压低
工资水平，使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台湾政府控制米价的方法并非是行政命令，而
是利用市场运作的机制，其关键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当米价上升时，政府便
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场，使米价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通过种种行政
命令，例如“随赋增购”等，强迫农民缴交和售卖稻米给政府，一方面保障了当时
台湾60万军队的粮饷，另一方面亦使平稳米价的政策得以执行。在这些措施下，台
湾的粮价得以维持在稳定和较低水准，一直到1969年，台湾农民出售大米的价格都
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最低时只有国际价格的61% 。台湾实行低粮价政策，维持了
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于60年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农业部门在60年代经历了由兴至衰的发展历程。
1968年以后，过去以“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造成的积弊暴露出来，农业劳动力与
资本大量外流，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台湾
农业首次出现负增长。到80年代，农业生产发展仍十分缓慢。近数十年来虽然随着
台湾经济起飞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农业就业人员
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农户人均所得是非农户人均所得的72
4%，农户人均每月收入1166万元新台币，不及非农户人均1604万元新台币的3/4，
而且农业净收入占农户所得的比例一直在减少。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非农行业，使农
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下降，难以安心务农。
纵观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说是农民的利益被牺牲。由于台湾中南部地区主要为
农业地区，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当然会引起南部民众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
“反共复国”的“过客心态”下，侧重于对国民党党政高层聚集地的台湾北部进行
建设，而使台湾南北的发展有较大差异。台湾南北两个重镇台北市和高雄市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可以作为南北不平衡发展的典型。
国民党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加工出口区由于国民党当局将经济财源与
发展重点放在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台北市的财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数倍之多
；台北市高等教育占了整个台湾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
高雄市到目前也没有几家知名大学，医疗卫生机构也有类似的差距。特别是以台北
市为主的北部都会区，拥有较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也享有较好的生活品质；而以
工业起家的高雄市，长期被水质、空气品质不佳所困扰。这种政策的倾斜，引起南
部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与南北矛盾的出现。国民党执政后期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实现南北均衡发展，但效果不明显。这种政策与矛盾，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
义的激化下不断加深，南北民众内心的对抗情绪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认为自己是
“二等公民”，有永远追不上台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区长期以来有一种反国
民党的情绪，也因此成为反对党——民进党长期进行反对运动的大本营。南部地区
选民的投票动向成为民进党在2000年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战胜泛蓝阵营
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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