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相逢在狭路(3) 问题富豪，问题不仅在于富豪探讨中国富豪问题，有学者建议本刊将眼光推移 到2003年以前。2003年的富豪问题只是仰融杨斌刘晓庆这些2002年问题富豪们的继 续。学者们就此提出疑问：问题出在富豪本身，但所有的问题都是富豪制造的吗？ “显然不是。”经营了十年民间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根据吴敬琏 等经济学界人士的分析，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里，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太多可以利 用的制度弹性，或者说法律漏洞。 仰融，一个孤独的博奕者，当他的口吻开始变得悲凉的时候，依旧有人说， “仰融不是所谓受迫害的民企代表。” 仰融是什么？ 有人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的落水者。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它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 毋庸质疑。但，摸过河之后，中国却在一些层面留下了一些无法破解的难题。譬如 戴“红帽子”戴出的产权纠纷。 问题出在华晨的身份上，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按照仰融的说法，当然是民营的。 仰融认为自己之不过审时度势为自己的企业戴了一顶国有的“红帽子”，但这个说 法目前还是一相情愿。财政部和辽宁方面宣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认定华晨 资产是国有资产。”如此说来，仰融只是一个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而已。 事实如何，当下法律还没有最后裁决。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反思的是，如果 仰融一开始就是国有资产代理人，那么，除了咒骂仰融太狡猾，是不是还要问一句 ：仰融试图转移国有资产没有成功，有没有其他仰融成功了？ 所以，很多公众开始赞成经济学家吴敬涟论点：“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不能 再摸这石头过河了。” 刘晓庆已经走出了囚禁他的监狱，但是围绕税案中的刘晓庆的批评和剖析，还 在继续，在开放和多维的舆论中，有人指出，刘晓庆事件拷问我们税收制度的弹性。 制度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途径和保障。社会的有效运行，仰仗于各种各样的制度， 因此制度的制定是为了给我们行为处事决策提供一个标准，一个必须遵守的准则， 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弹性太大，也必然会使制度的严肃性遭遇挑战。 肖余恨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江南时报》上撰文说，刘晓庆沦为今天的地步， 除了她对自己的浮躁与贪欲应负的主要责任之外，税收制度的弹性也是一个不容回 避的问题。据称，刘在公司账目上做手脚，是从1996年就开始的事情，究竟是谁把 她惯了这么多年？是弹性太大的制度。在一个不完备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广泛的社 会关系，近乎“专业的公关手段”，极大地延伸了制度的弹性空间。 杨斌的谎言被拆穿了，坊间称之为骗子。这样的说法有可能小看了杨斌，无论 如何，从一个孤儿发展到中国大陆“第二富豪”，再到朝鲜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这样的人生不是一个小小的骗子所能做到了。 于是，舆论用“机会主义者”来描述杨斌。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仅 仅几年的时间，杨斌就完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最为灿烂夺目的杰作。事实上，机会 主义是中国转型时代普遍流行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不仅机会主义者杨斌有，帮助 杨斌建造空中楼阁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也有。当政府被赋予过多的经济职能，政府的 边界在哪里？机会主义的边界又在哪里？这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边界越模糊， 机会主义者的故事就会越精彩。所不同只是机会主义者面孔的变换。 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曾显示：“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 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 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热闹也最为无序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 问题富豪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博奕论诠释之。转轨过程中，中 国上演的好比是一场“囚徒困境”式博弈的大戏，你使坏只是因为别人在使坏，别 人先坏是因为怕你会使坏。好比你的竞争对手都在逃税漏税行贿受贿，而你不偷不 漏不贿，你怎么活？你的高尚可能成为你的墓志铭，你的超前反使你成为“革命先 烈”。你又如何能有机会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并且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呢？ 中国市场经济转轨的航船正在徐徐驶入法制化、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中国 证监会赵晓博士说，富豪们除非赚取阳光下的利润，否则财富背后将永远拖着一根 原罪的尾巴，就会像百年孤独中那个长出猪尾巴的孩子。 对中国的富豪而言，听取这样的忠告自然是有益的。但是需要听取忠告的显然 不仅是富豪，还有为富豪制定制度的人们。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