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已落，戏未完（1）
回干校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林彪当时是全国第二号人物，身居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他的接班人地位是
写入了党章的，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用孙桂梧先生的话说，就是手上可以摊烙
饼的人。他出事之后，很久未敢公布消息，大概怕的是全国震动太大。那个时候，
人们的消息来源只有国内电台和报纸，听外国电台广播就叫收听敌台，是可以判刑
的，大家都不敢听，所以消息比较容易封锁。但大家也都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消息的
本领，所以林彪死后不久，人们就心中有点数了。最初的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
目开始时林彪的题词去掉了，接着，各种节目中不再提到“林副主席”了。而只要
一发生疑点，许多材料就会附着上来。后来终于局势比较明朗了。这件事对人们的
震动的确很大，我们的排长就说，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脑子像爆炸了一样，几个晚
上都没有睡着觉。倒不是因为他讲过许多肉麻吹捧林彪的话，怕不好转弯，——在
那个时候，谁上台就拥护谁，谁垮台就叫打倒谁，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本不存在
转弯不转弯的问题；而是由于“毛泽东伟大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人要反毛泽东，
平时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人暗地里却要谋害毛泽东，这使他感到害怕。我们
这位排长毕竟是农村来的，思想比较单纯，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甚了解，而且平
时忙于战天斗地、冲锋陷阵，读书无多，他不懂得矫情与巨奸的关系，没有读过《
辨奸论》等文章，不知道许多历史故实，所以林彪事件一出，他吓得晕头转向，难
以接受这个事实。我对于政治风涛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当时并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
感觉，只是产生了一种微茫的希望，希望林彪垮台以后，形势会变得对我们有利些。
但我怀疑这种希望，因为张春桥还在台上，而且陈伯达倒台之后，对我们的处理还
不是率由旧章吗？林彪的垮台，会不会反而加强张春桥的地位呢？
但林彪的垮台毕竟挫伤了那些极端分子的锐气，对我们的监督无形中放松了许
多。每月干校休假的日子我可以回家了，到了年终，我爱人从黑龙江回来探亲时，
还安排我回校到猪棚劳动，晚上可以住在家里。我爱人假满回黑龙江，我再回到干
校时（那时复旦干校已迁到崇明岛上），忽然我的身份有了变化，通知去听中央文
件，也不再受监督了。那时已全面展开对林彪的批判，我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一些。
但对我的审查结论，却直到1972年8 月份，将我从干校调回中文系工作之后才宣布。
结论是1970年10月份做的，定我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我问为什么将近两年前做
的审查结论要到今天才宣布？答曰：这是领导上的决定。我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
并申诉了多次，后来通知我：复查结果，维持原结论。
正如服刑期满者称为刑满释放分子，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之后叫摘帽右派，仍旧
要进行监督一样，我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了公民权利，但仍与别人不一样。
居民小组组长就曾悄悄地告诉我说：“上面叫我们监视你，你自己留心一点。”我
知道自己是打入另册的人物，所以行动极其留心。但是有些学生仍想要来看望我。
安文江目标太大，不能到复旦来，他回沪时还特地请一位我们两人都熟悉的小朋友
祝敏申到复旦悄悄地把我接到市区去会面。那天来了很多学生，劫后重逢，大家非
常兴奋。至于教师，则大抵比较谨慎，大多数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敢与我
来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人们对我们的态度立即大不相同。因为大
家都知道，胡守钧案实际上是反张案，张春桥一倒，此案必翻无疑。但是，工宣队
没有撤走，当年领导“一打三反”运动的人物还掌着实权，平反的事还拖着。这时，
有些人又迫不及待地争做反“四人帮”的英雄了，他们摆出事实，说第一次炮打张
春桥活动虽然是胡守钧发动的，但主力军是他们；第二次炮打则是他们搞起来的，
说当时胡守钧、周谷声被关着，根本没有功。而此时，胡守钧还关在劳改农场里。
后来，胡守钧释放出来了，但还要在公安局招待所住几时。据说，他见到复旦派去
的人，只字不提六年来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所吃的苦头，也不谈当年炮打张春桥之事，
只在闻知他当年的爱人王华已嫁人时，这才激动不已。但不久他回到复旦，到我家
来看我时，连王华的事也不提了，只是表示向我道歉。他说，当时那些人什么污水
都往他身上泼，对不起他，而他则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蒋孔阳，无缘
无故害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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