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风雨劲且冽(1)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工宣队员和一个青年教师将我押上一辆大篷车。同时从隔
      离室押上车的还有三个人,我认得其中一个,叫盛春喜,是新闻系的学生,因为参
      加过“文艺界造反联络站”,接触过30年代文艺报刊,被怀疑整江青的黑材料,所
      以也一直关着不放,另外两个我不认识,也不便探问,大家默默地坐着,任汽车穿
      过市区,驶到郊区,直至海滨。坐在大篷车上,风很大,好在秋阳甚好,关闭了八
      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出远门,接触外界,仍感到很兴奋。
      
          到达干校时,已是中午。午饭以后,马上集体开大会。起初不知何事,待得会
      议开始,才知道是对我们四人的批判会。押送我们来的四名教师发言,分别对我们
      四个作了批判。到这时,我才知道那二人是徐志新和程显道。徐志新是“为反复辟
      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主犯,我早在高音喇叭里听到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坚持不认
      错的硬汉子;程显道的名字则是第一次听说,从批判发言中知道他是历史系教师,
      但听不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可见这次“一打三反”运动除了喇叭头里点名批判的
      之外,还不知整了多少人。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老运动员了,这个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对他们似乎也
      一样。与会者对我们的“罪状”大都也熟悉,所以大家似乎也听得并不起劲。也许
      是午饭后“食困”,也许是上午劳动太吃力,有几个靠在墙根坐的人,竟然打起瞌
      睡来了。这个批判会本来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但却变成了仪式,大家都不觉
      得震动。我本人就没有仔细听批判者批判我些什么,反正是那一套,重复一下罢了。
      我本以为在批判会结束时会宣布撤销对我的隔离审查,干校是要干农活的,总不能
      再继续关在屋子里吧。但干校领导人袁瑞云最后宣布道:这四个人都是不肯老实交
      代问题的反革命顽固分子,现在放到干校来,交给群众监督,继续审查。他们与广
      大“五七”战士不一样,不许走出干校,不准自由行动,学员们每个月休假回上海
      时,他们也不准回去。
      
          又是这个袁瑞云!真是冤家路窄,到干校来还是在他管辖之下。我是他负责揪
      出来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性,他能承认搞错了吗?他能宽待我吗?决不会的,
      他非继续将我往死里整不可。
      
          果然,批判会一结束,我的行李还来不及打开,就被赶到田里去劳动了,而且
      立即要我干重活——挑担。我被关了八个多月之后,是第一天走出隔离室,筋肉衰
      退到连多走路都感到吃力,何况是挑重担呢。担一上肩,两腿就发软,但又不能不
      干,只好就这么摇摇晃晃地支撑到下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
      
          干校是军事编制,校部是连部,袁瑞云由工宣队连长变为干校的连长,还是做
      他的连长,下面每个系成立一个排。他们没有把我放到我的本系——中文系,却放
      到我素昧平生的生物系去,大概是怕中文系教师对我拉不开情面吧。这其实是多虑
      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无论是谁,只要一旦被宣判为阶级敌人,便
      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鲁迅曾慨叹中国“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
      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不但是国民性中缺乏信念
      的弱点所致,也是环境使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实行着诛九族之类的严酷刑法,
      弄得人人自危,避之尚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抚哭叛徒、同情囚犯呢?不过,在那个
      时候,毕竟还允许对充军的囚徒或押赴刑场的犯人设路祭之类,而现在,则要求绝
      对地划清阶级界线,即使明知是冤案,也决不允许有一点同情或慰抚的表现,否则,
      同情者自己也要受到牵连。所以,即使平时与我关系不错的人,这时也必须对我很
      冷漠。这使我感到周围空气的凛冽。如果说,在隔离室里因为与世隔绝而感到孤单
      的话,那么到干校之后,就因世态炎凉而感到寂寞了。这种炎凉的世态,在隔离室
      中还未充分地看透,虽然在批斗会上已有所感受,但毕竟发言的人数不多,脑子里
      总还残留着无数记忆中朋友的温情。到了干校,才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这才知道
      “群众监督”的厉害,其压力有时胜于关班房。
      
      
      
          早就有人告诫过我,叫我不要太重感情了。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
      系,在你有地位时,人们都会奉承你,只要你一倒台,就会群起而攻之,决不要指
      望他们会真诚地对待你,那纯粹是空想。现在我信服了他的预见。不过我对一般人
      并无怨恨,我觉得他们自身也生活得不容易,除了少数人想踹我一脚而向上爬之外,
      大部分人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出于不得已。因为不久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统称之
      为“革命群众”,其实除了极少数三代贫农或两代工人出身的人被列为依靠对象之
      外,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改造对象,虽然比我们这些监督对象高出一等,但终日如履
      如临,日子也并不好过。
      
          生物系特地为我组织了监督小组,而且动员全体人员对我进行监督,这使我比
      在隔离室还不自由。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草棚子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
      之下,真如孔夫子所说的:“十手措指,十目所视,其严乎!”有一回,我在睡觉
      前随手拿起邻近堆物空床上的一本《宋词选》在翻阅,就被训斥一顿,说你还要看
      业务书,这是不想改造的表现。又有一回,全排出动挑棉花萁,有一个年纪比我轻
      的人挑到半途挑不动了,我刚好走回来准备挑第二担,看他这副摇摇晃晃的样子,
      就接过他的担子,代他挑了一段路,我本以为做的是好事——当然并不想受表扬,
      却不料在晚上的总结会上,这个青年人痛加检讨说:“我虽然也犯有错误,但与吴
      中杰这个反革命分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挑棉花萁,我半路上挑不动,竟然接受吴中
      杰这样的人帮助,实在是耻辱。”我初闻之下,颇感惊讶,继而报以轻蔑,总算见
      识过这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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