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7）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 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 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 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 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 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 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 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 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 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 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 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 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 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 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 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 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 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 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 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 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 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 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 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 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 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 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 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 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 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 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 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 月1 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 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 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 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 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 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 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 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 同学所接受，到得6 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 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 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 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 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 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 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 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 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 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