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5)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
      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
      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
      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
      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
      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
      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
      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
      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
      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
      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
      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
      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
      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
      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
      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
      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
      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
      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
      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
      “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
      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
      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
      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
      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
      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
      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
      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
      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
      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
      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
      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
      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
      ;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
      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
      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
      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
      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
      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
      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
      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
      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
      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
      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
      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
      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
      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
      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
      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
      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
      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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