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岁月（4） 在1957年以前，复旦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师为辅，以我们 中文系53级为例，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是：文艺学引论——蒋孔阳讲师；语言学引 论——吴文祺教授；现代文学作品选——鲍正鹄讲师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 汉语——张世禄、郑权中教授；现代汉语——乐嗣炳教授、胡裕树讲师；写作实习 ——濮之珍、王运熙、杜月村讲师；先秦两汉文学史——蒋天枢教授；魏晋南北朝 及隋唐文学史——刘大杰、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朱东润、赵景深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教授；汉语史——吴文祺教授；俄苏文学——原任课 教师贾植芳教授因胡风案被捕，请外文系杨烈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外文系伍蠡 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因排在四年级，原任课教师在人事上有很大的 变动，除贾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汉年杨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 于出席各种会议，鲍正鹄副教授则被派到埃及和苏联去讲学，一时竟无人上课，临 时请华东师大许杰、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两次讲座。这四年的课程，除中国现代文 学史无人系统上课，略有欠缺之外，总的说来，师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但到得1958 年，随着拔白旗运动的开展，许多老教授都下岗了，而由青年教师顶上第一线。 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 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 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 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 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 ——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 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 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 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 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已将我的名单划归这 个教研室了。我是作为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对文艺理论并不感兴趣，但那个时 候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讲个人兴趣，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只好服 从。而当我的感觉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系领导就通知我要给外文系学生上“文 学概论”课了，我虽然很感困难，但也只好应命。我提出了一点要求：给点备课时 间，却无法得到满足。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像，我们那时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或写大 字报，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开会时，大家轮流发言，一个都不能少。不发言自 然是不行的，发言太简短也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家都练就一付啰哩啰嗦的八股腔， 能够不着边际地长篇大论。有位学长听得打起瞌睡来了，小组长突然点他的名，叫 他发言，他睁开惺忪睡眼，马上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个钟头，毫不离题，因为有 许多话套到随便哪个会上，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会，当然毫无意义，说等于不说， 听等于不听，但不出席是不行的。即使第二天有课，也不能回家备课，顶多只能获 准晚上提早退席，在吃过夜点心后回家备课。这时，已近午夜时分，身体早已疲惫 不堪，哪里还能认真备课，也只好拼凑个讲课提纲，第二天在课堂上临场发挥。好 在那时学生们也跃进得非常疲劳，有些人还在课堂里打瞌睡，他们也没听清楚我到 底讲些什么，大家都糊里糊涂过去了。后来又在新闻系教了两个班级，直到1961年 回来教本系的“文学概论”，才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备课，详细地写讲稿，因为此时 已经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议开得少一些了。 这样仓促上阵的，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人。刚毕业不久的、临时改变学科方向的 ——如古典文学研究生临时改为现代文学助教，大概都不会比我更从容。所以有些 课是几个教师合上，被称为合伙抬轿子。 至于那些被赶下台的老教师，后来虽然大都陆续回到讲台上，但已没有1957年 之前那种盛况了，这对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高薪（相对而言）养着一批 教师，却不让他们好好上课，真不知是哪一家的经济学！ 但当时的领导，却认为这是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教育阵地，是无产 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那个时候，是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知识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毕业的，是旧社 会培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毕业的，则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所以 我们还被作为新生力量，而重视了一阵子。虽然有许多人不久就被作为走白专道路 者来批判，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则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所培养的大 学生，又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而化为异己的力量了。 在大跃进时期，这种夺取工作，同样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1958年，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豪言壮语，说是中央提出，我国在钢 铁生产等方面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也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叫“当仁不让于师”。 郭沫若一向是紧跟形势的人，他的话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文教界在科学研究 方面也将与钢铁生产那样地大跃进了，而且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