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岁月（1） 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 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 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 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 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 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 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 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 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 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 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 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 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 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 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 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 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 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的教师，因为得过一个什么数学奖，1956年参加 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还有些政治资本，他发言说，大学教师首先要把业务搞 好，在专业上应该成为拔尖人才，否则，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政治 上，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一般教师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政治工作。 此论很受教师们的欢迎，不料却被一位政治课教师批评为中派观点，——还好，没 有当作右派观点。据这位左派教师的意见，教师首先在政治上要红，其次才是专业 知识。不过他始终没有说明，缺乏专业知识如何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到得1958 年，在学生中也展开红专大辩论，听说辩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是“红”字派占上风。 我参加过三四回这样的红专辩论会，虽然知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又红又专，但 始终搞不清“红”的内涵是什么。有人说，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是 “红”，但左派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准则，还够不上“红”的条件， 连陈毅副总理所说，飞行员首先要技术过硬，政治上只要不飞到台湾去就好了之类 的话，也不被认可。有人说，“红”就是多参加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不能怕工作 耽误业务学习，——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系的教师那时就极不愿意 担任行政工作，生怕影响业务。但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是由领导上分派的，不是谁 要参加就能参加，哪来的自主权？ 我虽然很想做到又红又专，但一直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人，当时也颇感苦闷。 后来有一位学长私下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 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 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 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 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 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 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 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 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 月13日专门发表 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 月8 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 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 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 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