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7）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 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 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 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 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 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 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 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 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 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 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 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 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盛，偏要认死理，不肯认错，而且还辩论起来。这种抗上思想 在当时是一大忌，也就种下了祸根，反右运动中就被罗织了罪状，加以批判。尽管 在他的五六条材料中没有一条够得上划定右派标准的，而且他所属的党总支里，也 有几位委员不赞成将他划为右派，但上面执意要划，他也就终于被划为右派了，那 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委员，还吃了批评，说是思想右倾。 但对持反对意见者这样批评一下，而没有撤职查办，还算是轻的。我有一位中 学时代的同学，在别的高校读书，做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算是很突出的人物， 因为对同班同学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时有点手软，即被批评为“同情右派”，在同 班同学毕业之后，叫她留下来办学习班，也被定为右派，再遣送出校门。 那时，不但教师中打出许多右派，而且在学生中也每个班级都有右派名额。北 大学生中打出了谭天雄、叶于泩，人大学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国影响，复 旦自然不能落后。首当其冲的是物理系四年级（57届），何新民、张静甫、施伟达、 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总人数36名的三分之一。毕业之后， 还要留校考察，亦即劳动改造，分为一年、两年、三年三等。马明敏是考察三年， 但实际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 弄得她几乎自杀；王海容分到华东师大二附中教英语；张静甫先是在电光源实验室 劳动，后来分配到复旦附中；施伟达则一直没有分配，在实验室里做一些打杂工作， 每月发生活费30元，直到右派改正。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级（60届）的黄任轲、张瀛等人。黄任轲是烈士遗孤，父 亲为共产党打天下而牺牲了，母亲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黄任轲受批判时， 他母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儿子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要求 儿子认真改正错误，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着实感动。却不料这封信受到中 二左派的轰击，说她在包庇儿子，弄得黄任轲的母亲非常尴尬，还作了检讨。黄任 轲成为右派之后，被押送到复旦的下放劳动基地葑溪乡从事体力劳动，与我和其他 两位教师同住在一个房间，由一位党员负责监督。我们有半年时间的接触。我看他 是书呆子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据说他是因为从小喜欢读鲁迅著作，读得对现实不 满起来，而且对现实批评得非常尖刻。但那时他已不读鲁迅的书了，劳动之余，在 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劳动很认真，不久便成为一名强劳力。后来调回学校继 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母亲对此事很伤心，而且由于感情上的需要，又认 领了一个干女儿。黄任轲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后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似乎 已没有先前那股灵气了。张瀛的命运更惨。他是公认班级中古典文学基础最好的学 生，深受蒋天枢教授的赏识，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省份，又处于基层，不但没有发 挥专长的余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林彪的短长，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他实在受不了折磨，据说在一次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了。哀哉！ 与黄任轲一起押到葑溪乡劳动改造的，还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 经逃跑，于是领导上发动同系的下放干部回市区追捕，偌大一个上海，怎么能追捕 得到？后来听说他冲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但却被当作暴徒，通过外交 途径要了回来，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右运动时，我们是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唐维生，他是一位 南下干部，学历不高。进城之初，领导上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就调了一批人入 学读书，先从工农速成中学读起，再进入大学学习，叫做工农调干生。老唐就是一 名调干生。他本来跟班就有一定困难，后来又忙着谈恋爱、结婚，学习成绩当然不 是很好，班级工作也时有疏忽，在鸣放时难免被同学提意见。但老唐为人善良，胸 襟也很开阔，对这些意见不以为意。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本班没有右派分子， 只有些错误言论。至于对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都是善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就是了。不料这样一来，却受到低年级左派们的攻击，说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们 就要来冲，我们就不相信中四没有右派！结果中四党支部只好自己动手，打出了叶 鹏、王禹之、冯可文三名右派。叶鹏是我们班级的才子，在读书时就发表了好几篇 文章，又与低班女生相爱，才子佳人，同进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发配到 河南山区教小学，三年灾害时差一点饿死，不过总算挺过来了，80年代当了洛阳师 专校长，退休后重理旧业，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学，因为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上学时就买了不少线装书，还自己带来一张小书桌，放在拥挤 的宿舍里，认真地在那里做学问，当然也谈恋爱，但不问政治。他是独生子，母亲 是寡妇，本应照顾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后，还是分配到外地，后来又被打 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病得差一点死掉。后来平反、改正，回到上 海，他来看我，坐下来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那位爱人的下落。我虽然也多年未见 那位女同学了，但情况是知道的，就如实告诉他，这位女生早已结婚生子，他听了 很失望，只好颓然而返。冯可文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谈，不知何以也有右派 言论。至于唐维生，大概因为右倾，毕业后也留校了一段时期，但因为出身成分好， 而且还有革命经历，所以没有打成右派，但档案里还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东《大 众日报》之后不久，就被定为右倾分子。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