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第三章横空出世这次访问是对人类希望和梦想的永久性的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厅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利■总理曼努埃尔·埃斯考米尔聂荣臻元帅的提议 1975 年8 月，北戴河海水浴场。年逾古稀的聂荣臻元帅，躺在温热的沙滩上，眯着被太阳的强光刺得难以睁开的双眼，眺望远处的海面。碧绿的海水咕咕地欢唱着向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元帅涌来，浪花亲吻着他的躯体和手臂，他感到分外惬意爽快。戎马一生，历尽苦难，终于有了今天。可惜，那些在战火中倒下去的战友不能享受这人间的欢乐与幸福了。海水默默地从元帅的身边退下去。他望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朝浩瀚无垠的大海长嘘了一口气。 “聂帅，您好。”刚从海水中出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走近他身旁。聂帅答应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望着水滴未干的王冶秋：“你们挖的秦俑坑怎么样了？”“范围、形制基本已经搞清，大批陶俑、陶马已经出土……”王冶秋详细向聂帅汇报了秦俑坑发掘的情况。 “不得了呵，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聂帅惊叹之余提出了秦俑保护问题的关键性建议。聂帅的话使王冶秋激动起来，“我早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未敢提出。”其实，国家经济困难只是王冶秋犹豫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没有结束，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建博物馆，谁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政治厄运。聂帅沉思片刻：“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好，我这就去准备。”王冶秋大喜，和聂帅道别后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他向谷牧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作了在秦俑坑建馆的报告。两位副总理表示同意，又把报告的详细内容提交国务院办公会讨论。这次办公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在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意见后，李先念挥起手臂，啪地向桌上一拍：“就这么定了！”一锤定音。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名字由此诞生了。 8 月26 日，王冶秋带着兴奋与激动之情飞抵西安，把国务院的决定先行告知陕西省委和文管会。同王冶秋一样，陕西方面对秦俑的保护前景更是没有把握。大批的陶俑、陶马出土后，他们只是在俑坑上搭了个简易棚，以防雨雪侵蚀。在他们的预想中，等兵马俑全部出土，能盖个仓库一类的房屋，保护起来就算万幸了。至于盖博物馆，让世人参观展览却未敢奢求。王冶秋带来的消息，使陕西方面喜出望外，从而也对兵马俑发掘后的前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感知。 8 月27 日，王冶秋在秦俑坑察看了现场，同陕西省委一起在西安人民大厦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建馆问题。要求设计人员在一周内把初步的设计方案拿出来由自己带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同时让考古队进一步落实一号俑坑的口周边界和内部陶俑的分布情况，为博物馆的基建工程提供确切的资料。 1976 年元月，修建秦俑馆遗址展览大厅的人员陆续进入工地开始施工。这时一号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全部用土重新掩埋起来，以确保基建过程中文物的安全。瑰宝得来又被盗 1976 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下午，留在工地值班的考古队长袁仲一，独自一人向秦始皇陵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经过一年多的辛劳，终于使这支地下大军走向了人间。在以考古为职业的袁仲一看来，这无疑是最辉煌的业绩。尽管他曾不止一次地失去了春节同家人团聚的机会，但心中依然感到惬意和快活。在陵园无目的地走着，考古职业的习惯使他对周围的一切分外专注。太阳就要落山了，空旷的陵区被夕阳的余辉染成一片桔黄。在距秦陵封土约100 多米的断崖上，他停住脚步向远处的骊山望去。骊山在晚霞的映照中，越发显出它的壮丽与秀美，当他转身返回时，眼前显过一个灿烂的亮点。他一惊，“这是什么？！”随着脑际闪过的问号，俯下身来仔细地观察着断崖土层中那个指甲盖大小的放光的东西，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预见，当这个闪光的东西被完全清出土层时，他惊呆了，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秦代乐府钟。该钟为青铜所铸，凸出地表的那个闪光的亮点便是钟的鼻钮。它通高13.3 厘米，两铣间7.2 厘米，鼓间5.8 厘米，舞广为6 ×4.8 厘米。钟的钲部和鼓部为错金蟠螭纹，篆间及钟带为错金流云纹，花纹细密而清晰，豪华典雅，虽在地下埋藏了2000 多年，出土后金银花纹依然清晰完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冶金工艺发展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在钟钮的一侧发现刻有小篆字体“乐府”二字。这两个字的发现，意义远远大于实物的本身，它使后人透过欣赏其冶金工艺的表层，解开了千百年来史学家和音乐家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祀时管音乐的官署，无论是庆典还是祭祀，饮酒与奏乐往往一起进行。公元前279 年，秦赵渑池相会，意在讲好修和。酒宴开始后，秦昭王向身旁的侍卫魏冉使了个眼色，魏冉心领神会，立即捧上一张瑟来。秦昭王对赵王说：“听说赵王通晓音律，这里有宝瑟一张，请您弹奏一曲，敬希勿辞。”赵王明知这是秦王故意羞辱自己，但又找不到理由推辞。正在为难之际，随赵王来的蔺相如在一旁劝道：“秦王既不嫌弃，大王您就弹奏一曲，这有何妨？”赵王白了蔺相如一眼，只得怏怏不乐地接过瑟来，勉强地弹奏一曲。秦王见赵王受辱而羞红了脸，越发得意地说：“赵国始祖烈侯就很会弹琴，今日听了赵王演奏，果然是得祖辈家传。”随后转身对魏冉道：“可告御史，将今日之事，记入史册。”秦国御史前来，执笔取简，边写边高声朗诵：“秦昭王28 年秋月吉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秦国群臣开怀大笑。可这时谁也没有料到，赵国的蔺相如极其自然地顺手拿起一只瓦盆，从容地走到秦王面前：“我国大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乐器，就请大王击击以同乐。”秦昭王一惊，傲慢地说：“我乃堂堂秦国君主，怎可击缶？尔出此言，分明是取笑本王。” 蔺相如手持瓦盆，厉声道：“大王依仗秦国强大，想耍威风以强欺弱不成？今日乃两国相会，若是大王不肯击缶，相如舍弃头颅也要溅你一脸血污。”在蔺相如的威逼下，秦王无可奈何地笑笑：“先生何必如此动怒，大家欢乐，就击一下有何不可？” 于是接过瓦盆，用筷子轻轻地击了一下。蔺相如大声宣布：“今日盛会秦王击缶，也应记入史册！”他把手一招，赵国御史走来，拿出竹简和书写工具，写道：“赵惠文王20 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秦王击缶。”记完，御史高声朗诵了一遍。面对蔺相如的智勇，秦昭王无可奈何，便起身给赵王敬了一杯酒，赵王也回敬一杯作为答礼。从此，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相助的条约。秦赵渑池相会的故事，给研究者的启示是：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早期的乐器并不发达，且极为简陋，不过是击筑、扣而已。又由于后来秦始皇爱听高渐离击筑，几乎被高渐离刺杀的故事，后人便以《汉书·礼乐志》记载的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为依据，认为乐府最早产生于汉代。秦陵乐府钟的出土，从实物上首次证明了乐府的最早建立是在秦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又在乐府钟出土的地方发现了专门设置的乐府遗址。这里曾仿秦咸阳都城的设置，建有乐府官署，有各种祭祀用的礼乐，同时有一批乐人在此常驻，每逢祭祀之日，乐人便奏起礼乐，钟磬齐鸣，百官同祭。可惜这个乐府仅存两年余，就被项羽大军一把火烧为尘土瓦砾，珍贵的乐府钟也在劫难中掩埋入滚滚黄尘，直到2000 年后才重现人世。经过音乐家测试，这口乐府钟的内壁有调音带四条，其音为C 调，造型工艺和音质都是秦代乐器所罕见的精品。这口乐府钟的出土，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为研究秦代宫廷礼乐的制式以及音乐器械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而形象的实物资料。这口乐府钟后来被陕西省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遗憾的是，在这件珍贵文物出土10 年后的1986 年10 月，一只罪恶的黑手将它盗走，至今下落不明。音乐家扣响了它沉默2000 年后的第一声，再也难以听到它以后声响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一号俑坑展览大厅的基建工程开工不久，一个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事情发生了。经过考古人员的钻探，在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 米处，发现了又一座兵马俑坑。这个后来定名为“二号俑坑”的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建的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怎么办？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紧张起来，在遗址完全发掘前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一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整个为筹建博物馆工程所付出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为搞清两个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在加紧钻探的同时，又在两坑之间挖了七段探沟，最后终于作出结论：二号坑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和一号坑不相连接。这个结论使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人都长嘘了一口气，再度转惊为喜。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 年4 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96 米、宽84 米、深约5 米，总面积为6000 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涌坑的二分之一。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 8 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 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 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弯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特种兵集团军阵。这个军阵与一号坑的军阵不同，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组成的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弓箭手称“■ 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赴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就是以334 件弓弩手编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方阵。一百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位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推断，当历史行进到秦代，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 “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 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著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 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来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特别值得军事学家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集中力量，增强战斗力，使敌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公元前341 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梁。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手抢点滴时间拦击齐兵。孙膑率领的齐兵，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膑西进的目的不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行之间，探马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孙膑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马陵道是一条狭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林立，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膑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树木和搬来巨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时选出五千名弓弩手埋伏在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等到马陵道的进口处时恰是日落西山，夜色来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道。当大军已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法通行。”面对这不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句“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计了”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向他射去，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倾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杀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同时，作为劲弩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是首次在战争中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已渐渐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砂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得到了具体的再现。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也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身长64 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弩的本身不同的形制外，从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 克，较其它铜镞长一倍有余。迄今为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镞。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它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代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请看——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那个到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有鲛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鲛鱼掀翻，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见鲛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始皇陵墓门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更有杀伤力的兵器。二号坑的弓箭方阵尽管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它的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箭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共计64 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1.9 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型盆领，胫著护腿外套，足登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微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猛的旷世雄威。关于步兵、车战的立体透视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正如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之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 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 “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车下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前633 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 “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军队的主力，而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可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元前541 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将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因诸厄，又请。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二伍。”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505 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上成熟。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步兵的数量大，远战能力强，而当时的军事指挥家又善于处理步兵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诸兵种协同作战，因而形成了军事编制的最大标志。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作法，是“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涌队列。这种编组，既有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就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然而，由于先前实物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在故纸堆中，并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 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依据。战车庞大的阵容同样告诉了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它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壮烈的干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与空前的惨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至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707 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其法是“先编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可以说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几百年后的公元前541 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步兵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过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也就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当军事力量双方在战场上列阵时，先要派出轻车在军队的两翼担任警戒，随之按阵法排列队伍，这也就是孙子所讲的“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据后来考古学家兼军事研究家王学理推断，孙子所说的“轻车先出居其侧”，实际是后来被称为“角”的队形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一旦队伍布置妥当，轻车便向敌阵两侧很快斜张，因而也就形成了夹击的态势。也正因为如此，军事指挥者为应战对敌，才把“轻车先出居其侧”作为判断敌方是否列阵的一个重要征兆。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谷地等狭险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若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 名步兵或者10 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人们田、孙二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而经过战国、西汉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骑兵的崛起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骑兵军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帝国，都程度不同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 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 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 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烈，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车上称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掩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它的道理。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地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蹬，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作为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骤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地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也还是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杨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也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并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50 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处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 个过洞，并呈有很大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 列，横向 9 列，共计108 骑。另外，在车步混宿小营的3 个过洞里，尚有8 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 骑。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袄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短小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而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袄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秦俑坑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 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攻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强大风貌。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在此之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为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现实使我们看到，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蹬。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马鞍的使用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和增强战斗能力。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它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采，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偏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协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出入无间，又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正如孙膑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 “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 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争吏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 “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 “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年的情况。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 ％左右。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 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旱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冯死于公元415 年）出上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蹬产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兴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初步胜利。到了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朗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 年—前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可达到18 万骑。公元前128 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入。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3 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以北地区），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 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种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匈奴失却河南之地后，痛心疾首，闻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想夺回河南失地，又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121 年，汉军又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河西之战”。骤骑大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两千余里、共歼匈奴4 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 年，叹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十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都，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 （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共歼匈奴主力九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庭从此绝迹。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已出现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完成了独立的战术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才使中国的骑兵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秦俑坑焚毁的对话录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十几年后的今天，有观光者来到秦俑博物馆，仍可见到这支地下大军的无数将士倒卧在泥土中，有的四肢分离，有的粉身碎骨，有的脑壳迸裂，似一场血战刚刚在这里发生，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那用夯土筑成的土隔梁上，到处遍布着一块块，一堆堆木炭遗迹，表明了俑坑曾遭到过大火的焚烧。面对这文明的劫难，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自然地要发出种种疑问：劫难发生于何时？谁是劫难的主要制造者？焚毁俑坑的目的又是什么？带着和观光者相同的心情，在秦俑博物馆采访的日子，我分别和袁仲一，程学华，李鼎铉等几位对秦俑颇有研究的考古人员进行了多次长谈，意在解开心中的疑窦。袁仲一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会长）：我认为兵马俑坑是项羽军队焚毁的。在对一号俑坑的试掘和发掘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是文物的移位。如有的地方本来没有战车遗迹，却出土了车上的铜钩件。有的陶马耳朵、尾巴、饰物也散落在本来没有陶马的长廊内。二是文物不全，如俑坑内出土了许多铜剑鞘首，而不见剑的露面。在第七过洞的淤泥中出土了一铜剑鞘首，里面残存着长约8 厘米的剑尖一段，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剑身。在出土的长兵器中，有柄无首，有■无首的情况也很多，这说明坑内有些文物是被人拿走了。从发掘情况看，一号坑的全部和二号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被火焚烧后塌陷的。火焚的原因是什么？前几年有人发表文章说是由于俑坑内的沼气而引起自焚。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在发掘中没有发现俑坑内堆积大量腐植质的迹象，里面放的尽是陶器和青铜器，坑内虽有淤泥，但泥质比较纯净。里面含有大量的细沙，这些物质不具备产生沼气的条件，也就谈不到沼气自燃。我认为项羽焚烧俑坑的理由，早在《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就作过论述，现在需要再补充的几点是，后来在发掘中还有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在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中，曾发现了一座西汉合葬墓，墓中出土有“五株”钱币，钱币形制属于汉武帝时期，这是整个俑坑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座后期墓葬。它的发现说明俑坑在汉武帝时期还不为所知，同时告诉我们俑坑焚毁的绝对时间至少在汉武帝以前。一号坑的底部普遍盖有厚达10—44 厘米的淤泥，一般厚约20 厘米。而二号坑的淤泥仅仅2 —5 厘米厚。同时在一号坑东端的长廊部分曾发现用极薄的竹皮织成筛眼形的编织物炭迹一处。这些现象可进一步证明俑坑是在建后不久被焚的。假如时间相隔很久，两个俑坑的淤泥应堆积得更厚更多。竹的编织物、麻绳、箭杆等这些细小的东西也早已腐朽，就不会再被有烧成炭迹和灰迹的可能。请结合历史文献来看，《汉书·楚元王列传》就曾有“项羽入吴发之，以30 万人30 日运物不穷”的记载。秦始皇陵是否被项羽掘过，目前还难以拿出事实来验证，但项羽大军来过始皇陵并火烧陵园地面建筑却不容怀疑，至今仍可看到陵园建筑遗址内堆积着很厚的砖瓦残片、红烧土块以及炭迹灰迹等。秦兵马俑是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既然项羽烧毁了陵国建筑，那么洗劫兵马俑坑也在情理中了。当然，陵园建筑明显，而秦俑坑深埋于地下，不易发现，但是我们知道始皇陵工程修建了几十年，参加修建的人几十万，他们中的多数人应该是了解秦陵布局的基本内容。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项羽军中肯定会有参加过始皇陵园修建且知道兵马俑情况的人。既然项羽能够知道秦陵附近有兵马俑坑，又能知道俑坑所在地，那么在焚烧陵园建筑的同时对兵马俑坑的洗劫也就不难理解。尽管秦俑坑内没有珍宝奇货，但有形同真人真马的秦国军队和数以万计的实战兵器。项羽这位楚国责族出身的将军，对秦始皇以武力踏平楚地，杀死其祖父和叔父，毁灭他贵族美梦的秦国军队自然怀有刻骨仇恨。单从报仇雪耻这一点而言，兵马俑军阵正是最好的对象之一。在复仇心理的驱使下，他命令军队士卒掘开秦俑坑，砸碎兵马、夺走兵器、烧毁建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事实还清楚地表明，在秦亡之前没有人敢去焚毁兵马俑坑，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项羽兵败自刎乌江畔，汉高祖刘邦掌握政权后曾指派始皇陵“守冢十二家”，主管看护陵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的焚毁现象也不可能。所以我认为兵马俑坑的焚毁时间是在秦汉之际的重大政治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最有条件和可能的破坏者应是项羽。程学华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我也不同意“沼气自燃”说。所谓沼气自燃，坑中并不存在产生沼气的条件，既没有沼气，哪来的“沼气自燃”说？按发现被烧后的遗迹遗物，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袁仲一先生所说的项羽焚毁似乎还是言之有证，持之有据的。但通过钻探队对陵园深入的调查钻探和局部清理所获资料来看，我认为俑坑焚毁的真正原因是秦人的一种自焚仪式。我的依据是1977 年，在秦陵园西侧的内外城垣间发现一座曲尺形的马厩坑。局部清理时，我发现在坑的门道端底层有用细绳绞砖坯砌成的长140 厘米、宽90 厘米、高60 厘米的引火底炉，坑道口施棚木处又留有入风空隙，坑底西部和炉的前边有一段不长的空间，堆放着大量被烧的灰烬，这明显是坑建成后为葬仪需要所焚毁的铁证。其次陵国内还发现有被烧毁的陪葬坑。更为有趣的是，与铜车马为一组的陪葬坑，其中一个单元焚毁得很彻底，但铜车马所在的其它几个单元并未焚毁。兵马俑坑的一组情况也是如此，一号坑焚毁较为彻底。二号坑东北隅蹲跪式俑一区焚毁程度与一号坑略同。其它车、骑及步骑混编三区和三号坑相同，未经焚毁。从目前陵城垣以内和以外发现地下陪葬坑焚毁与未焚毁的情况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焚毁的陪葬坑一般为大中型，建筑结构为多斜坡道，坡道对边的坑壁也见竖穴小道口。坑内有用夯土筑起的隔梁，将坑分成若干过洞或长廊，过洞与长廊或径直或萦环曲绕，但都能互相串通。坑的底部，周壁和顶部封口均有木结构，顶部封口施棚木，苇席，周壁重叠侧立壁板或壁柱。坑底先铺垫木，垫木上再铺设较厚的板材。若是青砖墁地，便在墁地砖的两侧有用坊木袱垫的通长底部。坑口架设棚木时，在坑底引火处的上部留有入风空隙。这些形式结构的特点，颇似烧窑一样易于燃烧。未被焚毁的陪葬坑，多属竖穴小孔。有的坑口封口封顶也施棚木，但坑的周壁和底层无壁板、壁柱、垫木和铺地板材，盛装陪葬品的葬具，有方形盒状的木椁、棺，也有瓦棺的。坑内均无引火易燃的任何迹象。从上述陪葬坑焚毁与未焚毁的形式结构特点看，所谓项羽焚毁兵马俑坑的论点显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大厅修建时，为保护已清理出土的俑坑文物遗迹，又仿秦代当时的建筑设计. 重新架设木料覆盖回填。一年后我们再发掘时，这些木料已腐朽不堪。项羽入关时，坑已填近3 年，这时的木结构旱应腐朽，留下的也绝不可能再有较为完整的木构榫铆或架设接茬的关系。这种炭化情况，只有在木炭焚毁前，木质尚好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另外，项羽焚毁陵国的目的. 在于报仇和盗取财物。从已经探明清理的有关陪葬坑，乃至陵寝地宫扰乱迹象、盗洞的大小分析，可以断定不是大的兵韬盗窃。根据对秦始皇陵地面建筑和地下陪葬坑探测清理所获资料，我认为“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的记载，应是指楚兵在陵园地面建筑内，先掠夺财物，后纵火焚毁，在烧塌的瓦砾废墟中挖取财物。从“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的记载来看，项羽在关中是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挖开秦陵地宫和地下陪葬坑来盗取财物，再纵火烧毁。何况兵马俑等地下陪葬坑根本无记载。同时从兵马俑发掘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兵器没有被盗，而且还较集中有序地保护在原地。所以我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焚毁的真正原因，是秦始皇下葬时一种自焚的葬仪形式。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葬仪自焚未见史载。商周以来有“祭天燔柴”。这种祭天燔柴的自焚形式、从河南安阳小屯丙组发现的考古资料可予佐证。秦民族自西向东的发展，接受中原文化，已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群臣建议：“关于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他将自己比作上天的儿子，因此在死后下葬时，被认为是天子归天，回到他的母体中去，经过孕育再度降生人世。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与驱使，采用历史上祭天燔柴的方式，也就成了将埋葬时的祭品，都采取火烧的一种葬仪，使这些物质都随着主人升入天国。李鼎铉先生（美术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理事）：你向我讲述的袁先生和程先生的两种不同理论观占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原因都有导致俑坑毁坏的可能，包括前几年有人提出的“沼气自燃”说也是一样。但细研究起来却都有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之处。我的观点是焚毁兵马俑坑的祸首则是一个放羊的小孩。从发掘现场可以看到，俑坑底部都普遍存有10—14 层淤泥。这说明俑坑的焚毁是秦亡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我们知道棚木一旦烧毁，几米厚的土层就会立即塌陷，不会再出现淤泥的现象。14 层淤泥只能是在较长时间内地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否则，在两三年内是不会产生14 层淤泥的。所以秦俑坑不像袁先生所作出的推断，是公元前207 年项羽入关的军队所焚毁。程先生作出的秦人自焚这一理论推断，也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我们先不谈战国晚期的秦国有没有这种仪式的存在。据目前探测的资料知道，秦陵周围的陪葬物不只兵马俑坑一处，如前几年发现并出土的跽坐俑，还有近几年发现的马厩坑、珍兽坑等，已公布的报告说大量的马匹是被活埋的，珍禽异兽也看不出有杀死后入棺的迹象，而出土为数不少的跽坐俑大都完整无损，史料记载秦始皇的宫女也都是被活埋的（关于马厩坑等具体情况，后文将详细介绍），为什么会单独发生3 个俑坑自我焚毁的仪式呢？兵马俑的质地是陶质，胎厚而用土细腻，且焙烧的温度都在1000 度左右，十分坚硬，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能长久地保存下来，以至万世不休。如果秦国有自焚陪葬物的仪式，这些用心岂不是多余的吗？这种在质地上力求的永存性和仪式的暂存性是有根本矛盾的。从咸阳出上的西汉兵马俩，徐州出土的西汉兵马俑来看，除了比秦兵马俩小，其它方面均是相似的。这些汉代兵马俩在出土时大多数都完好无损，可见没有在入葬时就被自焚。秦汉不过相距几十年的时间 .按汉承秦制的说法，葬仪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就说明秦俑坑的焚毁不是自焚，而是他焚。再则. 秦兵马俑的兵器绝大部分被人捡走了，如按自焚说，土层立即塌陷，这些兵器怎么会不胫而走？沼气焚毁的说法从理论上当然可以解释得通，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就难以成立。要证明沼气失火的现实性，就必须了解秦时骊山地区的水文、土质、气候等资料，经过科学的实验才能加以肯定。在封闭的坑中单有木材的腐朽能否产生沼气以致燃烧也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秦俑坑的焚毁到底应该怎样解释？我认为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和秦陵的被毁、秦始皇陵园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风采，变成野草、榛莽丛生的荒野，偶尔出没其间者只有樵夫和牧童了。秦俑坑的被焚一定与樵夫、牧童有关。从今天已发现的西汉晚期墓葬断定，秦俑坑焚毁的时间应在奏亡至西汉晚期之前，《汉书》曾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汉书》成于东汉初年，作者所述牧儿亡羊失火之事，在它之前的《史记》中不曾有半字记载，由此推断作者大多根据民间流传所记。近年考古人员在秦陵作了精密的钻探和考察后，认为秦陵封土没有发现盗洞，地宫并未被盗。既然没有盗洞，怎么会有“羊入其凿”之享？这个“凿”我推断就是距地表不深，处于荒芜中的秦俑坑洞口。秦俑坑是陵园的组成部分，当年的项羽军队虽然破坏了秦俑坑，但并未放火烧毁，这从后来发掘出的三号坑元焚烧痕迹可以得到证实。原因是这支复仇的军队，面对比豪华壮丽的陵园要简陋得多的秦俑坑，没有引起焚烧的念头，如果这时焚烧，就不会有俑坑底部的14 层淤泥。可以这样推断，当牧童赶着羊群来到秦俑坑区域时，当年项羽军队所挖掘的进入俑坑的洞窟，多已被荒草和尘土掩盖，羊群只顾啃吃青草，并未注意脚下的地形和地貌，故而纷纷坠入一号和二号俑坑中。一经“牧童持火照求羊”而失火后，使有可能被误传为秦陵失火，再讹传为地宫失火，烧其棺椁等情节。这就是我认为秦俑坑被焚毁的真正原因。张仲立先生（考古学家、中国秦俑研究会常务理事）：我首先不同意“沼气自燃”说。秦俑坑是一组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俑坑四周的边壁和坑中的土隔墙均为夯筑，坑底用青砖墁铺，坑顶棚木上铺席，席上又复一层胶泥土，胶泥土上又压盖一层2 米左右的封土，就连修建俑坑时所用的斜坡门道也被用立木封堵，并用土填实。所以，完工后的俑坑实际是一组完全封闭的地下建筑。要在如此封闭的建筑中烧起一把火来，并烧得非常彻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燃烧所需要的足够的空气。假如有沼气产生也难自燃，况且产生沼气也不可能。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种焚毁惨状，只能是在俑坑建筑被破坏成千孔百洞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在俑坑内部与外界有众多的地方可以空气对流的情况下被点燃焚毁的。能够造成俑坑严重破坏，使其千孔百洞，内外空气畅通不外乎有两种力量。一是人为破坏，二是雨水破坏。而秦俑坑曾遭大规模洗劫这个客观事实，使得这一问题无再复述的必要了。洗劫者要进入俑坑，就必须先挖开俑坑的顶盖，破坏俑坑建筑。反过来说，只有首先揭开俑坑顶盖，才能进入俑坑破坏和掠夺。参加洗劫的人越多，俑坑建筑就破坏得越严重，而俑坑破坏得越严重，坑内外空气对流就越畅通，大火就烧得越彻底，大规模的破坏和掠夺为秦俑坑的焚毁制造了条件和良机。正是置于这样一种事实，所以我在否定“沼气自燃”说的同时。也有理由否定了程学华先生的“自焚”理论。从俑坑出土的情况分析，它的焚毁在秦末汉初这个社会大动乱年代已是无疑，同时也可肯定他说焚毁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数众多的集团。这个集团对俑坑的掠夺并不是一般性质的窃取财宝，而是带有目的性地有选择地拿取。秦俑坑丢失的主要是戈、矛，戟、剑等兵器和关键的车马器具及车轮。而为数众多的金铜质器物仍然留在坑内。所以我认为这个洗劫盗窃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反之，假如洗劫者是一般性质的盗掘团体，那么秦俑坑中的所有金铜器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具有掠夺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拿走箭镞、铜殳、弩机、甬钟和其它众多的器物？再说一般性质的盗掘集团是不会把气力浪费在对俑坑的打砸上的。更不会在盗掘后再点一把大火，有意将自己的盗窃行动暴露于众，至今我还没有闻听有这样愚蠢的盗贼。既然我已对俑坑的洗劫者作出了是一支军队的结论，并把时间的范围放在秦末汉初，就有必要说明在这段时期内到过或接近过秦陵的军事集团。第一首当是秦国章邯所率领的由骊山刑徒组成的秦国政府军。章邯官拜秦国少府，是秦始皇陵园工程后期的主持者，当秦二世二年农民起义大爆发，并威胁到秦国政权时，在章邯的请求下，秦二世赦免了骊山刑徒，授给兵器，并由章邯率领去抵抗农民军。在章邯率刑徒攻打农民军这个问题上，有人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可能这支匆忙组成的军队缺乏兵器，便将俑坑的马弩刀剑取走。这种解释如果和砸毁兵马俑联系起来，便知这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推断。假设章邯取走了兵器，何必再砸毁陶俑？况且俑坑兵器和几十万刑徒的比例又是那样悬殊。章邯取走兵器一说不能成立。有人认为周章之师曾到过秦始皇陵一带，是周章率人洗劫并烧毁了秦俑坑。这一说更难成立。周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只能算作接近过秦始皇陵园的一支军队。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这个“戏”的确切地点在新丰东南30里处，而新丰在秦始皇陵北6 里处，这说明周章之师未到始皇陵就被章邯组织起来的骊山刑徒打退了。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先于项羽到达关中，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说明，但这支军队到过始皇陵是可能的。然而，从刘邦入关后的所做所为来看，足以证明秦俑坑的洗劫和焚毁非其所为。《史记·高祖本记》中记载刘邦数说项羽十条罪状时曾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的记载，要是刘邦将兵马俑洗劫焚毁，这段骂辞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我认为秦俑坑的焚毁是晚于刘邦入关的项羽所为，其原因如袁仲一先生所说的理由相同。至于李鼎铉先生所言，尽管项羽砸毁、洗劫了俑坑，而没有焚烧的“牧童焚毁” 说，我也不敢苟同。假设项羽没有焚烧俑坑，一个小小牧童能将俑坑烧得如此彻底？疑问自然是众多的，这个牧童共有几只羊掉入俑坑？如果是一只，他只能烧毁一个俑坑，如果是多只分别掸入两个俑坑，说明俑坑已千疮百孔，棚木等自然不能相连，如果有火燃起，也难以全部烧尽，总有一些断裂处而免遭焚烧留于后世。况且这时坑内已多次进水，潮湿的棚未能否点燃也是一个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无论是“沼气自燃”说、“葬仪自燃”说，还是“牧童焚毁”说，其实都是犯了同样的一种错误，这就是撇开了秦俑坑曾遭大规模破坏和掠夺这个事实，单就焚毁而论焚毁，从而使历史的真实陷入了误圈。假如按“自然”和“葬仪”说解释俑坑的焚毁，那么秦俑坑就不应存在人为的破坏和掠夺。假如按“牧童”说，就不应两个俑坑均遭焚烧，或者说焚烧就不该如此彻底。结束了对四位秦俑研究者的采访，面对眼前的一堆记录，它使我对秦俑坑的焚烧原因有所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窦。我觉得我同样地走进一个怪圈中，难以分辨东西南北，诸种不同的推论，除了有他们各自的可信性，不能完全令人折服的缺憾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沼气自燃”、“葬仪自燃”、“牧童焚毁”诸说的证据之不足已为张仲立先生所总结。目前秦俑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对游客解释秦俑坑的焚毁之因时，采用的是“项羽焚毁”说。足见这一理论较其它诸说更能接近历史史实而可能也更被人接受。但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撇开了“俑坑内堆积淤泥普遍为14 层”这一事实。按此说法，项羽入关将俑坑大面积揭开。那么在砸毁焚烧后，俑坑上部的土层必然落入坑底而将慢砖甚至陶俑覆盖。何以出现显然是被水冲积的多达14 层淤泥沉积坑底的奇特现象？“项羽焚毁”说也正是忽视了这一实证而不能完全令人折服并使讨论陷入误区。如果哪一天研究者能够真正还历史的真实面貌，那无疑将是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大快事。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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