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

弗朗兹·冯·巴本的大失败现在舞台的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冯·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80多岁总统于1932年6 月1 日受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53岁的弗朗兹· 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描写绝无夸大。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巴本毫无任何政治后台。他甚至还不是个国会议员，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历是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巴本被任命为总理后，他所属的中央党激于他背叛该党领袖勃鲁宁，一致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总统叮嘱他组织一个超党派政府，而这件事是他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施莱彻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张部长名单。这张名单后来就以“男爵内阁”著称。其中五个部长是贵族，两个是大公司董事，一个是啤酒馆政变前后动乱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内庇护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兹·古特纳，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冯·施菜彻尔被兴登堡所迫，不得不从他喜爱的幕后地位走出来，出任国防部长。全国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内阁”当作一场笑话，虽然有些阁员如冯·牛赖特男爵、冯·艾尔茨一鲁本那赫男爵、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古特纳博士的政治寿命很长，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开始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各自的职位上。巴本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6 月4 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 月31日举行新选举。在多疑的纳粹[165] 党催促了几次后，他在6 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6 月1 日到20日，街头就发生了461 起斗殴，死了82人，重伤400 人。在7 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86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人，30人是共产党人。 7 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18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工人阶级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19人，受伤的285 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对此，巴本做了两件事情作为答复。他禁止各党派在7 月31日选举前14天内举行游行。其次，他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目的不仅要抚慰纳粹党人，而且要摧毁民主共和国残余的支柱之一。他在7 月20日撤除了普鲁士政府，自任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这是走向他企图在整个德国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大胆步骤。巴本的借口是，阿尔托那暴乱证明普鲁士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他并且根据施莱彻尔临时拼凑的 “证据”，指责普鲁士当局与共产党人共谋。当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绝离职的时候，巴本就很乐意地使用了武力。柏林宣布了戒严令，当地的国防军司令冯·伦斯德将军派了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这件事情没有逃过取得联邦政权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没有逃过希特勒的注意。现在已不再有必要担心左派势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间派势力会对推翻民主制度的尝试进行认真的抵抗了。 1920年时，一次总罢工曾拯救了共和国，使之免于推翻。现在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又讨论了这样一种措施，但是结果却认为太危险而被放弃了。因此，巴本把合乎宪法的普鲁士政府撤换以后，给魏玛共和国的棺材又钉上了一个钉子。而这一次只用了一个班的士兵就做到了——他就是这样吹嘘的。至于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决心要推翻的不仅是共和国，而且还有巴本和他的男爵们。戈培尔在他6 月5 日的日记中表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早同这个资产阶级过渡政府脱离关系。”巴本在6 月9 日第一次会见希特勒，当时这个纳粹党领袖告诉他：“我认为你的内阁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将继续努力使我的[166] 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到了那个时候，总理一职就非我莫属了。”⑧7 月31日的国会选举是德国在5 个月以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性选举。但是纳粹党人非但对这种紧张的竞选活动一点也不感到厌倦，反而比往常更加狂热和卖力地投了进去。尽管希特勒向兴登堡保证，纳粹党将支持巴本政府，戈培尔却对内政部长进行了尖锐的攻击，而且早在7 月9 日，希特勒就去见了施莱彻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极为不满。从希特勒公开出现场合的群众人数来看，显然，纳粹党的势力有了增长。在 7月27 日那天，他就在勃兰登堡向6 万人讲了话，接着在波茨坦向几乎同样多的人讲了话，晚上又在柏林格鲁纳瓦尔德大运动场向12万人讲了话，场外还有10万人从扩音器听了他的讲话。在7 月31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 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在608 个席位的国会中，仍远远不足构成多数。社会民主党无疑是由于他们的领袖在普鲁士的胆小怕事的表现，丧失了10个席位，只有133 个席位。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党一边，他们增加了12 个席位，在国会中共占89个席位，成了第三大党。天主教中央党也稍许增加了力量，从68个席位增加到73个席位，但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甚至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 —在选举中支持巴本的唯一政党——却居极少数地位。显然，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转向了纳粹党。 8 月2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的特格恩西湖同他党内的领袖们开会，估计他的胜利，自从两年前上一次国会选举以来，国家社会党增加了7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代表从107 人增加到230 人。而如果从1928年选举开始计算，这4 年来纳粹党的选票增加了1300万张左右。但是要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希特勒还是没有得到。他在全部票数中只赢得了37％。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反对他。他同助手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戈培尔在8 月2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讨论的结果： “元首面临着困难的决定。走合法途径？还是同中央党合作？”同中央党合作，纳粹党就能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但是在戈培尔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记道：“元首[ 仍然] 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局势还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成熟。” 但是不用很多时候。尽管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还谈不上是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这种胜利的刺激下，希特勒还是忍耐不住。他在8 月4 日赶到柏林，不是去见冯· 巴本总理，而是去见冯·施莱彻尔将军，据戈培尔记载，是去“提出他的要求”。他并且说，“这些要求不会太低。”8 月5 日，在柏林附近的弗尔施登堡兵营，希特勒向冯·施莱彻尔将军提出了他的条件：给他本人的是总理[167] 职位，给他的党的是普鲁士总理职位、联邦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联邦政府的司法部、经济部、航空部，以及给戈培尔设的一项新职务——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为了给施莱彻尔一点甜头，希特勒答应把国防部给他。此外，希特勒说，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他在一个规定的期限内凭特别命令行使政府职权，如果国会拒绝，就把国会“送回老家”。希特勒在会见后深信，他已经把施莱彻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回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避暑山庄。戈培尔对反对者总是不放心的，而对这个政客将军总是心怀疑惧，不是这么满有把握。他在听到了元首关于同施莱彻尔会谈的乐观报告后，在8 月6 日的日记中记道：“对于未来的事情，最好采取怀疑的态度。”不过，在一件事情上，戈培尔是有把握的：“我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决不放弃。他们除非把我们的尸体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并不像希特勒所想像的那么顺利。8 月8 日，戈培尔写道：“柏林来了电话。尽是谣言。全党进入准备状态，以便接管政权。冲锋队员们都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进行准备，党的领袖们在准备这伟大时刻的来到。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太好了。否则，就会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丰克来到上萨尔斯堡，带来了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莱彻尔像条蛆虫一样，又转了方向。他现在坚持；如果希特勒当总理，必须在取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权。丰克报告说，他的企业界朋友，对于纳粹党执政的前途感到担忧。沙赫特给他一个口信，证实了这一点。最后，这3 个人告诉希特勒说，威廉街方面担心纳粹发动政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8 月10日，戈培尔获悉，在柏林，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包围了柏林，力量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威廉街方面感到紧张不安。然而这正是我们动员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车去柏林。戈培尔说，他到那里“不会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唤，他随时都有准备。结果没有人召唤他，他只好自己求见总统。但在见总统之前，他先得见施莱彻尔和巴本。这次会谈是在8 月13日中午举行的。经过极为激烈。施莱彻尔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在一个星期前的原来的立场。他现在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他得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这样就结束了会谈。*[168]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凯撒霍夫饭店休息。下午3 点钟时，总统府来了电话。有人——从戈培尔日记来看，大概是他——接了电话问道：“是不是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是那样，请希特勒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告诉这个纳粹党人说，总统“希望先跟希特勒谈一谈”。老元帅在他的书房中一手拄着手杖，站着接见希特勒，这样一个姿态事先就为这次接见决定了冷淡的调子。就一个年达85岁高龄，仅仅在10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达1 个多星期的人来说，兴登堡现在的神志却惊人的清醒。他耐心地听着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只有总统府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和陪同希特勒前来的戈林。虽然梅斯纳那里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材料来源，但是他在纽伦堡的供词是关于这次会谈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供词看来是可信的。兴登堡回答说，由于局势紧张，他不能干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像国家社会党那样的一个新党，这个新党没有多数的拥护，而且是心胸偏狭、嚣张闹事、不守纪律的。这时，兴登堡表现了一定的激动情绪，提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纳粹党人与警察的冲突、希特勒党徒攻击意见不同的人的暴行、对犹太人的殴辱以及其他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加强了他的信念，即在纳粹党内有许多不受驾驭的野性难驯的分子？？在恳切地谈了一通之后，兴登堡向希特勒建议，要他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合作，特别是同右派和中间派的政党合作，他应该放弃片面的独揽大权的想法。兴登堡说，他如果同其他政党合作，就能够表现自己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作出什么改进。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就，他在联合政府内的影响就会增加，甚至能占支配地位。兴登堡说，这也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国家社会党如果组织政府，它就会滥用政府权力，压制一切其他观点，逐步消灭其他观点。兴登堡说，他愿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至于这个政府的具体组成可以在以后再谈，但是他不能承担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的责任？？但是希特勒坚决拒绝使自己置身于同其他政党领袖讨价还价的地位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⑨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但是老总统在会谈结束以前，仍旧站着，严厉地教训了纳粹党领袖一番。根据后来马上发表的官方公报，兴登堡 “感到很遗憾，希特勒先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按照在国会选[169] 举前同意的那样来支持一个取得总统信任的全民政府”。在德高望重的总统看来，希特勒违反了诺言，但是却使总统对未来提高了警惕。公报继续说：“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社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公报从兴登堡的观点叙述了会见的经过，并且指出希特勒要求得到“控制国家的全部权力”。它的突然发表，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猝不及防，对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仅在一般公众中间是如此，而且在纳粹党人中间也是如此。这时，希特勒再次答辩说，他没有要求得到“全部权力”，他只要求得到总理职位和少数几个部，这已经没有用了。对兴登堡的话，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与此同时，动员起来的冲锋队员们这时已经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当天晚上召见了他们的领袖，同他们谈了话。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阵容。要对胜利在望的军队说，这次胜利己被剥夺，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那天深夜，这个矮小的博士阅读胖德烈大王的信札，寻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度假。他写道：“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党内同志中间。”他甚至不愿出自己的房门同他们交谈。“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我不想听到关于政治的谈论。我只要阳光、空气、宁静。” 希特勒也回上萨尔斯堡去享受这些东西，考虑未来。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第一个大好机会给错过了”。当时但泽的纳粹党须袖赫尔曼·劳希宁发现元首在山顶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诉他，“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然后大骂了巴本一通。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话的口气，不时流露出仿佛已经当了总理一样，他说：“我的任务比俾斯麦的任务还困难。我必须先创建国家，然后才能开始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国家任务。”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莱彻尔组织军事独裁，镇压纳粹党，那怎么办？希特勒猝然问劳希宁，当时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独立的自由城市但泽是否同德国订有引渡协定？劳希宁起初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个地方，在万一出事以后可以避难。⑩戈培尔在日记中说：“有谣言说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现在，在遭到共和国总统和巴本一施莱彻尔政府的拒绝以后，而且尽管他担心他的党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仍旧决心要坚持走他的 “合法”道路。他压制了关于冲锋队举行政变的一切谈论。除了偶尔情绪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颇有信心，相信他总能达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议会取得多数，而是靠曾经把施莱[170] 彻尔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种手段：靠幕后诡计，一种两个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戏。过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个榜样。8 月25日，戈培尔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然后记道：“我们已同中央党进行联系，即使只是为了要对我们的对手施加压力也罢。”第二天，戈培尔回到柏林，发现施莱彻尔已经发觉“我们向中央党进行了试探”。次日，他去见这位将军，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样。他觉得施莱彻尔似乎担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党的联合，因为如果他们一联合，他们就可以在国会里形成绝对多数。至于施莱彻尔，戈培尔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尔所说，同中央党的联系，只不过是作为对巴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结果却大为成功，这表现在国会中发生的一场滑稽戏一般的事件里，这个事件成了这个骑兵出身的总理未日的开端。原来，国会在8 月30日开会时，中央党同纳粹党一起选戈林为国会议长。因此，国会在9 月12日复会后开始它的工作会议时，将第一次由一个国社党人担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机会。冯·巴本总理事前从总统那里弄来了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在国会还没有开会着手工作以前就签发了它的死刑判决书，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巴本没有把命令带来。他带来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计划的报告，因为事前获得保证，如果共产党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就会有一个民族党议员在大多数其他政党同意下出来反对进行表决。对于这种动议，600 多个议员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就可以推迟表决。但是当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把他的弹劾动议作为程序修正案提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党议员或任何其他议员起来反对。最后弗立克代表纳粹党要求休会半小时。巴本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现在情况变得很严重了，完全出于我的意料。” 他派了一个信差火速前往总理府去取解散令。这时候，希特勒在国会对过的国会议长府同他的议会党团开会，纳粹党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很感为难。他们觉得民族党不建议推迟表决是欺骗了他们。现在希特勒的党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产党的一个动议上投共产党的票了。希特勒决定硬着头皮这么做，虽然同共产党这样合作不是味儿。他命令他的议员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修正案，在巴本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国会之前就把他推翻掉。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戈林作为议长，[171] 必须在议会程序上玩弄一些巧妙的诡计和手段。这个前空军英雄是个多才多艺、英勇大胆的人物，这在以后其他更大的场面中也得到了证明，他果然未辱使命。国会休会半小时后复会时，巴本夹着那个按照传统装有他匆匆取来的解散令的红色公事皮包来了。但是当他要求发言时，国会议长假装没有看见他，虽然巴本这时已涨红了脸，站起了身子，手中举着那张纸，让全场议员都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就只有戈林一人没有看到。他的微笑着的脸转向另外一边。他宣布立即举行表决。据目击者的叙述，这时巴本的脸色已气得发白，他大步走向议长席，把解散令扔在他的桌上。但是戈林仍旧装着没看见，宣布进行表决。巴本在部长们（他们都不是议员）的跟随下大步走出会场。议员们进行了表决，结果是以513 票对32票，弹劾了政府。到这时戈林才看到了这张愤怒地扔在他桌上的纸。他向国会宣读了上面的内容，随后作出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撤除职务的总理副签的，它没有任何效力。由于这场滑稽戏，德国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胜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他们的胜败程度如何，在当时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让人给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当时一直是被人当作笑话来谈的，正如弗朗索瓦一庞赛所说，即使在他朋友看来也是如此。同样清楚的是，国会这一次行动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兴登堡一手挑选的总统政府。但是采取这种做法，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人民对议会制度的信任吗？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吗？此外，人民不是已经厌倦了选举，纳粹党在一年以内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选举中不是可能丧失选票吗？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认为如此，并且认为，丧失选票对党来说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但是，据戈培尔那天晚上的记载，希特勒“乐极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国会后来很快地承认了解散令，新选举定在11月6 日举行。对纳粹党来说，新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 另外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大企业和大金融转而支持巴本了，因为他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让步。正如丰克所警告的一样，他们对于希特勒拒绝同兴登堡合作，对于在他们看来他的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和不惜同共产党合[172] 作的倾向（国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尔在他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点：“钱非常难弄。有‘财产和教育’的先生们都支持政府。” 选举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正当纳粹党亟需经费在竟选运动的尾声中最后加一把劲的时候，这个行动使得企业界的人士更不愿意慷慨解囊了。戈培尔在11月1 日的日记中阴郁地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竟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参加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开始有怀疑了。”11月5 日，选举前夕的日记写道：“最后进攻。全党为避免失败，进行了拼命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弄到了1 万马克。这笔钱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选运动。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 命运，还有德国选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于崩溃中的共和国前途是有决定意义的。纳粹党丧失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 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这个数目，结果共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会党从133 席减少到了121 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党德意志民族党增加了将近100 万张选票——显然得自纳粹党，议席从37席增加到了52席。国家社会党虽然仍是全国第一大党，但是丧失200 万张选票却是个很大的挫折。纳粹狂澜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从远远不够多数的那一点开始退潮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希特勒要争夺政权，现在所处的地位比7 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软弱。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邀他前来“讨论局势”。但是希特勒在复信中提出了许多条件，使巴本终于放弃了要想同他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纳粹党领袖顽固不化的态度并没有使态度随和、庸碌无能的总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军师施莱彻尔现在提出的一个新建议。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本像前任勃鲁宁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计谋无穷的头脑中现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须下台。总统必须不受任何牵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党，特别是同最大的政党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辞职，巴本和他的内阁就在 11月17日辞职了。兴登堡立刻派人去请希特勒。他们在11月19日的这次会见，气氛就不像8 月13日那次那么冷冰冰的了。这次总统请他的客人坐了下来，并且同他谈了1 个小时以上。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两个办法，供他选择：如果他能[173] 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能在国会中争取到行得通的多数的支持，就让他当总理，否则就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而这个内阁又是靠紧急法令维持的总统内阁。希特勒在21日再度晋见了总统，他并且同梅斯纳通了几封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希特勒要在议会中获得行得通的多数是办不到的。虽然中央党同意在他不搞独裁的条件下支持他，但是休根堡不让民族党同他合作。因此希特勒只好恢复他原来的要求：担任总统内阁的总理，但是这个要求总统不肯答应。如果要成立一个靠总统命令施政的内阁，兴登堡宁可让他的朋友巴本来领导。他在梅斯纳代表他发出的一封信中说，不能把这样一个职位给希特勒，“因为这样一个内阁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党独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①老元帅在前一点上作的预言比后一点更为应验。至于希特勒，他再一次敲了总理府的大门，大门虽然开了一个缝，结果却又砰地关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巴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和施莱彻尔在12月1 日晚上去见兴登堡时，颇有信心地认为，他仍旧将被任命为总理。他根本没有怀疑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在玩弄什么把戏。原来施莱彻尔曾同施特拉塞联系，他探问如果纳粹党不愿参加巴本内阁，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担任总理的内阁。这位将军请希特勒到柏林来会商，据德国报纸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也是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信以为真的说法，元首真的从慕尼黑搭了夜车前来柏林，但是半夜里在那拿被戈林接走，到魏玛参加纳粹党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去了。纳粹党关于这次事件的说法，可能比较确实一些，虽然这一点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戈培尔11月30日的日记说，柏林来了一封电报，要希特勒赶紧去，但是他决定不妨让施莱彻尔等一等。他要先去魏玛同他的同志们开会，还要在那里主持图林吉亚选举的竟选运动。在这次五大领袖戈林、戈培尔、施特拉塞、弗立克和希特勒在12月1 日举行的会议上，意见相当分歧。施特拉塞在弗立克的支持下主张，纳粹党至少要容忍施莱彻尔内阁，而他本人是主张参加这个内阁的。戈林和戈培尔竭力反对这个方针，希特勒站在他们一边。第二天，希特勒见了施莱彻尔派来见他的名叫奥特少校的人，叫后者去告诉将军，不要担任总理，但是这已经太迟了。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莱彻尔在他背后玩弄什么把戏。12月1 日晋见总统时，他一开始就满有自信地概述了他的计划。由他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总统命令行施政府职权，暂时不去理睬国会，等他“修改了宪法”以后再说。事实上，巴本所要作的“修[174] 改”，将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恢复保守阶级的统治。他在纽伦堡审判和回忆录中都承认，而且他当时向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就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但是他向元帅保证，“他把全国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维护宪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又说 ——俾斯麦“为了国家的缘故”，一度也曾这样做过。①使巴本惊讶的是，施莱彻尔插言进来表示反对。他利用了老总统显然不愿违反维护宪法的誓言的心情。老总统的态度是，能够避免的话，最好避免。而这位将军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够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对于这样一个主意，兴登堡大吃一惊，他于是当即回过头来要求巴本着手组织新政府。巴本后来说：“施莱彻尔显然呆住了。”他们向总统告辞了以后，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手的时候，施莱彻尔用马丁·路德出发到决定命运的沃尔姆斯议会去的时候别人对路德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对巴本说：“小僧侣，你挑了一条困难的道路。”* 这条道路究竟多么困难，巴本在第二天早上9 点钟举行内阁会议时就领教到了。施莱彻尔站起来[ 巴本说] 宣称，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给我的指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使国家陷于混乱，一旦发生总罢工，警察和军队不能保证维持交通和供应工作，一旦发生内战，他们也不能确保治安。参谋总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研究，他已经命令奥特少校[ 报告起草人] 等候内阁的指示，以便提出报告。①这时，这位将军就让奥特少校进来。如果说，施莱彻尔的发言使巴本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欧根·奥特少校（希特勒后来任命他为驻东京大使）在时机上安排得很巧妙的报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奥特说的不过是：“守卫边境的任务和对付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治安任务，是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现有军队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宣布紧急状态。”②德国陆军一度曾经打发过德皇卷铺盖，最近在施莱彻尔的教唆下把格罗纳将军和勃鲁宁总理赶下了台，如今开刀开到巴本头上来了，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惊讶。他立刻带了这个消息去见兴[175] 登堡，希望总统会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而挽留他任总理，而且他的确是这么建议的。 “我亲爱的巴本，”态度坚决的老总统答道，“如果我改变主意，你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经历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他的运气。” 据巴本说，“两颗大泪珠”滚下了兴登堡的脸颊。几小时后，下台的总理在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有人送来了总统的一帧相片，上面写着“Ｉｃｈｈａｔｔ’ｅｉｎｅｎ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总统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免除他的职务，“心情颇为沉重”，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仍未有丝毫动摇”。这倒是真话，不久就会得到证明。 12月2 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伯爵格奥尔格·里奥· 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摆布了这么久的总统也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纳粹党对此深信不疑。戈培尔12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何话：“施莱彻尔被任命为总理。他不会呆得很久。”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任人”（他在回忆录里这么称呼施莱彻尔）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谢绝了。巴本说，总统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边”。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而且集团内部还有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总统府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国务秘书梅斯纳操纵着幕后的实权。凯撒霍夫饭店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到1933年元旦时，这些阴谋家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暗害谁了。不过，过不了很久，他们就会弄清楚的。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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