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年6 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 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 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 月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3 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3 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4 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年9 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4 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 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 —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1944年4 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只过了一个月，即5 月15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 5月27 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3 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5 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3 项战术行动：派出3 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 “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1943 年10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 “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 月4 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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