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

规制与发展（3） 2001年3 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 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 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 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于是，“绿家园”等NGO 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 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 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 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 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 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与此同时，NGO 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 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无论成败，NGO 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 。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 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 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 NGO 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 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 ，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 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 ，“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 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 第一次广泛联手。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 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 行动模式。2003 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 的支持。 “这使中国的NGO 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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