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

理性的选择（2）实际上，我们前一节在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时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社会责任感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中间阶层说，这种为社会责任感所付出的代价各自有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的经济理性就会占到上风，社会责任感随之退缩。在这一点上，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间阶层放弃经济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里有更多的人拥有社会责任感。这种“量”上的差别，也许就体现了中间阶层社会骨干的作用。小结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1 〗一意识领域里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或教书育人，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一定程度上，传统知识分子相当于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只不过非常狭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数量比较稳定，一直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具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在许多方面：垄断文化知识，在社会结构中人数稀少，是官僚阶层主要来源，与权贵联系紧密，对现实国家运行与决策有重大影响，是礼仪道德的主要倡导者等。这种特殊地位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随之产生精英意识，主要体现为关心国家大事的使命感和教化社会的责任感。当代中间阶层可以认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传承。从现有中间阶层的教育层次上来看，他们大部分都受过其时代最好的教育；从中间阶层的入口上看，较高的学历背景几乎成为跨越中间阶层必不可少的门槛。关于教育的门槛作用，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中有专门论述。从而，中间阶层带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人文关怀情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 页。但这种来自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 “去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扭曲： ①群体膨胀的冲击。根据统计，“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从解放前不足 5万人，发展到当前已经有3000 多万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 月8 日第1 版。虽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与本文所界定的中间阶层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具有相当的重合度。而且，没有被统计到知识分子行列的企业白领会使“3000多万人”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精英的前提是稀少和对特殊资源的垄断，而如此壮大的中间阶层已经难以称得上精英了，仅相当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骨干阶层”，精英意识随之削弱。 ②中间阶层职业分化的冲击。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人数有限，谈不上分化。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知识的不断扩散，知识阶层不但飞速壮大，同时也在不断发生职业上的分化。“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www cul-studies com 。在当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中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真正继承传统知识分子衣钵的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工作的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这样，传统人文关怀和精英意识已经在中间阶层的职业分化中进一步削弱了。 ③市场理性崛起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和削弱，而填补中间阶层精神空白的是崛起的经济理性。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与经济理性“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势冲击产生了竞争，并最终让后者占了上风。而且，中间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市场经济所推崇的经济理性虽然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但有良性秩序的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道德上的克制和信用。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良性的秩序，使得中间阶层所接受的不是现代成熟社会意义的经济理性，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择手段” 等不良风气所扭曲的经济理性。 ④缺乏政治互动的扭曲。在传统社会中，官僚知识分子有“清议”的风气，即对朝政进行议论和谏陈的风气。即使他们处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上，这种“清议”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性。不过历史上仍不乏拼死执言的“耿臣”，其精神支持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但在“去精英意识”化的今天，希望中间阶层还能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具有牺牲精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中间阶层理性的“精明”与妥协，使得许多人在社会责任面前往往选择的是逃避。这样，在职业分化、市场理性冲击的基础上，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又进一步扭曲了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关注，成为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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