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其人其事(2) 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 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 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 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 不语。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 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 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 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 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 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 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 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 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 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 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 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 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 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文革”的成员陈、 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 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 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 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 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 “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 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 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 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 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 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 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 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 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 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 “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任的！”我们跟江、 张、姚、王、毛远新的谈话，主要是查清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领导是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者，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是信任人民群众、信任自己的干部 的。决不像江青、康生之流那样，神经衰弱，丧失信心，怀疑一切，草木皆兵。因 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所从 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的领导同志对自己干部的信任，同时也就是对广大 人民群众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自信。江青一 伙虽然窃踞高位，显赫一时，但他们崇尚的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是封建法西斯 主义，所以他们空虚得很，恐惧得很。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们永远不可逾越 的心理状态。 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 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 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 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同志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 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 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 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 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 两人的私下交易。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 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 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 是“三箭齐发”。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总 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 平。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 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 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 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 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 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 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 唐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 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总理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 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 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 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 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 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 当然是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前) ，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 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这些同志，当然揭不出什么江青有哪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无非是说她平时如何跋扈， 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 论江青爬上了多么高的地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政权的基础还是社会主 义的，她欺侮凌辱别人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众，总还是很丑的，很不得人心的。不 像在封建主义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欺侮凌辱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 的。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尴尬，很难堪，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 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 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 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的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 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 子上，容忍她，让着她。毛主席对这些同志，一直是和蔼亲切，宽厚仁慈的，即使 谁有了缺点错误，也是循循善诱的，谁家里有个困难，也是十分关心爱护并给予帮 助的。江青当着毛主席的面，也不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尽情地耍威风。这次，江青 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 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 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江青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 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青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 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 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 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 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 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 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 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 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 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然而，对她提出的一 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 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 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 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 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 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 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 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 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 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 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 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 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 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 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 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 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 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 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 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 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 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 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 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 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 是符合实际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 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 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 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 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这个 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 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 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 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 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 这始于1974年7 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 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 才广泛传开。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 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 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 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 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 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 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 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 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 比较符合实际。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