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主要对象(2) 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 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 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 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 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 抓起来以后，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 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 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 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 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 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 “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 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 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邓小平当即表示，他 对风庆轮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不能表态，从而顶撞了江青。于是，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闹，张春桥甚至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 伙人在会上的表演，虽然是形秽意毒，但是终究是在会上发泄的，是公开的。问题 在于，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江青就拉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十七 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并决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同志和 政治局其他成员，秘密调飞机去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总理在医院见 到许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达到欺骗的 目的，他们的恶毒用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斥责。毛主席说他们是“上海帮”、“四人 帮”，说早就叫他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毛主席还是坚持在周总理生病 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 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讯问中，问到他们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见周总理因 病不行了，要“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在答问时虽然故作不知什么是 钓鱼台十七号楼，但提到王洪文从长沙返北京时，带回了许多桔子，还有王海容、 唐闻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与其他人谈到的事实吻合。后来，我们又对老奸巨猾 的张春桥进行询问。我们先从风庆轮的问题谈起，谈得很平和，很随意，忽然平和 地问：“你们准备在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 总理呢？”张春桥吞吞吐吐地说：“他们( 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 的意思是要 我……。”张春桥正是在这次交代以后，就心情沉重，不大说话了。我们分析，对 “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张春桥是都可以上推下卸，说成是对“造 反”精神的“领会”，试图推个一干二净的。但这次，却在急切间交代了以他们的 班子来代替原来的国家领导人的班子，暴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意图，他感到性 质严重了。如若加上他历史上的罪行，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完了。因为这样一来， 只说是认识上的偏差，只是执行中的错误，就都说不过去了。姚文元是叛徒、中统 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大特务头子徐 恩曾的干儿子。 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 1934年叛变出狱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务，每月领取津贴费100 元( 这在当时是 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姚家与徐家从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务分子，徐的姘妇费 侠也是叛徒特务分子。为了达到两家政治上的勾结，徐恩曾、费侠收了姚蓬子的儿 子姚文元为干儿子。像姚文元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要放在他不断发迹的 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党和 国家坚持了用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 受到了“左”的影响，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 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 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 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 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 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 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 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 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 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 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 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 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 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 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 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 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 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 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 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 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 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 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 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 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 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则把一切推给老人家。这是一种恶劣的思想 品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在把王洪文弄出来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有一 种说法是，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 个“好的接班人”。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唯成份论的观点， 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王洪文在家里，还是一个娃娃， 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在部队，他是在文工团吹黑管的；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 厂，他不愿当工人，整日里游游逛逛，打扑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闲天。后来混 上个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一来，王洪文就以所谓造“修正主义路线”的 反为幌子，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当时在我们国家，真正从农民到战士、 到工人的，何止千百万。讲德，王洪文是个流氓习气浓厚的家伙；讲才，他胸无点 墨，毫无政治文化素养，怎么能具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条件呢。他还是有点自知之 明的，在他被指定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见论地位他比不上江青，搞阴谋诡计不如 张春桥，舞文弄墨搞不过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乐，给他看的文件也让别人为他圈 阅，以混日月来待变。 王洪文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流氓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 建立群众组织，需要红布做红袖箍，他就带人抢了布店，抢了红布，解决了做红袖 箍的问题。他以此起家，然后，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大武斗，康 宁路大武斗，在武斗当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罗了金祖敏、祝家耀、陈阿大这 么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做“小兄弟”，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受到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的器重。当然江、张、姚实际上也看不起他、轻贱他。说器重，无非在利用王 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在名义上，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江、 张、姚之上，实际上，四个人绑在一起，他是听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张、姚骂 为不干“正事”，但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却是占上风的。他一个 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当时，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要 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 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他一日三餐，顿顿 鸡鸭鱼肉尚嫌不够，还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他喝的是茅 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的秘书廖祖康则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钓鱼、打鸟、打猎、看黄色电影和 淫秽录像上头。有时还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 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剥了橘子一瓣一瓣 地喂进他的嘴里。他在北京设宴，要用飞机从上海接来专门做法国菜的厨师。他在 上海宴请他的小兄弟，这伙流氓分子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每人拿两条高级香烟。就 是这么一个流氓分子，暴发户，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嚷嚷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在审查讯问的过程中，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 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似乎很能“悔过自新”的样子。但接触到实质问 题，重大问题，他就当面扯谎，抵赖，装得傻而糊涂，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关于 这一点，以后还要具体地叙述。 毛远新是在新疆为革命牺牲的毛泽民同志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儿。他的母亲， 在毛泽民同志牺牲以后，与江西省一个老革命同志方志纯结了婚。他这个革命的后 代，却不认自己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就曾多次斥责毛 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映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反对打砸抢抄抓的， 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错误估计 形势所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 “看法”就改变了。因此，当他去吉林延边时，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 镇压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革命领导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 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因此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实际上 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毛远新审查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 专案组在审讯毛远新时，袭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对他大轰大嗡，硬 挤硬压，严厉斥责。尽管毛远新过去是搞这套名堂的老手，但别人用类似的这些他 熟习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时的审讯中，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 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领导上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 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候的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 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式，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 的看法。当我们与他有不同的观点时，我们宁可等待下次、以后继续谈清楚，也不 与他顶牛，不与他争吵。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 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 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 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取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 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 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了十五年到二十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 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