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它与日本侵华战 争的进程是一致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为试验性使用和普及推广阶段，战 争中期为普遍而广泛使用阶段，战争末期转入低潮阶段。 1937年7 月7 日，日本在北平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 中国的重大步骤，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位于北平广安门外西南方向13公里处的永定河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 位置。在事变发生前，日军通过控制丰台、南口和通洲等地，已经从三面完成了对 北平的包围，卢沟桥便成为华北和华中交通的唯一咽喉要道。日本要扩大侵略战争， 卢沟桥自然便成为首攻目标。 日本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就和大使说，在七夕晚上，日军在未通知中方的 情况下，荷枪实弹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期间诡称一士兵失踪，要求 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正值双方交涉之 时，日军开始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当时驻守此地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冯 志安部去星文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顽强抵抗。前军长佟麟阁和132 师 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五百余人阵亡。至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日军在占领 平津后，又于8 月初在上海虹口机场等处寻衅滋事，8 月13日晨，日军在重炮的掩 护下，突然对上海的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对居民区进行 狂轰滥炸。其目的是要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以直接打击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 中心，以实现其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当时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奋起 抵抗，英勇杀敌，许多官兵为国捐躯。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 攻中国的标志。淞沪抗战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 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 月11日，日本政府 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7 月27日，闲院宫载仁参谋总长下达了临参命 第65号命令，大举向我华北地区增兵，其中就派遣了迫击第3 、第5 大队和第一野 战化学部。8 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组建华北方面军，8 月31日，根据临参命 第82号命令下达的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决定，继续增派化学战部队，计有第1 、2 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第13中队，野战毒气第6 、8 小队。在华中方面，日军根据 8 月15日临参命第73号上海派遣军编成的命令以及10月30日关于上海派遣军毒气队 本部编成的临参命第137 号命令，在上海派遣军中配属了迫击第4 大队、野战毒气 第7 中队和第2 野战化学部；毒气队本部由野战毒气第1 、第2 （甲）、第5 、第 13中队以及第6 、7 小队组成。根据10月20日下达的临参命第120 号命令，在组建 的华中派遣军第10军中配属了毒气第6 中队和毒气第8 小队。到1937年10月底，日 本派驻中国战场的化学战部队已有四个迫击大队、八个野战毒气中队、两个野战化 学部、两个野战毒气厂，另有两个联队的兵力和必要的保障机构，成为战争初期日 军推行化学战的骨干力量。 1938年初，日军在华北地区推行化学战，由准许使用催泪剂扩大到使用喷嚏剂。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4 月1 日在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驻蒙兵团司 令官莲沼藩下达的“大陆指第110 号”命令中指出：“1.使用目的：扫荡盘踞于山 区的敌人；2.使用地域：山西省及邻近的山区；3.使用方法：力求与烟幕配合使用， 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消除使用毒气的痕迹。” 日军华北方面军及第一军传达了以上指示，并于5 月3 日发出了“关于使用特 种器材保密的指示”，提出了一系列隐蔽使用企图和彻底销毁使用证据的具体措施 ：“对保存毒气器材的筒、箱上的标记一定要消除；收集并交回使用后的红筒；进 行教学时，不使用印刷品，禁止被教育者以外的人进入，学习内容不得外传；使用 时尽可能将使用地域内的敌人歼灭，以销毁残存证据；避免在居民地及其附近交通 方便的地方使用；使用毒剂的器材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不要利用当地的居民和车 马搬运使用毒气的器材；在使用毒气后的对敌宣传中，要表明使用的只是烟幕而不 是毒气”。在日本国内，日本新闻界按照陆军“时政指导方针”的导向，把真相完 全颠倒过来，一再做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队使用毒气攻击的报道。 1938年1 月，日军华中方面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从滁县北上，企图打通津浦线。 3 月，第10师团濑谷支队所辖步兵第63联队及第10炮兵联队，野战重炮兵第2 联队、 战车队、装甲车中队等部开始进犯台儿庄，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中国守军第31 师在师长池峰城的指挥下顽强进行正面防御作战，第27师师长黄樵松，第30师师长 张金照率所部在台儿庄两侧不断进行反击作战，日军不断使用毒剂炮弹和毒剂手榴 弹，造成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中毒，我军在英勇反击中缴获了注有昭和12年10月制造 的催泪筒和毒剂炮弹。5 月19日，日军第3 师团所属森田支队沿津浦路北进至固镇 地区，向我守军第1 师第809 团既设阵地进攻，配属于森田支队的第13毒气中队在 固镇东沿二百至三百米的南北一线，布设了一百六十九个毒剂筒，于下午二时同时 点燃，在五百米宽的正面上毒烟覆盖了整个集镇，日军于二时零五分，全部戴上防 毒面具冲入镇中，致使中国守军在没有防护器材的情况下大部中毒，余部被迫撤离 阵地，日军仅用三十分钟就占领了固镇。6 月2 日，日军第3 师团一部从新城口渡 过洛河，大量发射毒气弹，造成中国守军一个营全部中毒牺牲。 鉴于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大范围地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 的事实，中国政府于5 月9 日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指控，指出：“日军以种种借口在 山东前线使用了毒气。据报告证实，日军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使用毒气，不惜冒天 下之大不韪，用毒气来扭转战局，由新编独立机械化部队组成的两个化学兵营在本 间陆军中将的指挥下，于4 月19日离开神户，经青岛派往山东前线，另有一支机械 化部队在陆军少将菊池指挥下恰在此时也离开日本前往山东南部，其中配属化学战 部队。更多的化学战部队正不断由日本派往中国”。 日军在徐州会战中进行的化学战，带有通过实战使用、摸索经验、教育部队的 试验性质。因此，会战刚结束，日本大本营就马上编写了《毒瓦斯之使用及战例》 的小册子，作为绝密件普遍下发到中国派遣军各师团、旅团、联队一级，借以扩大 化学战经验，并在要旨中指出：“关于特种烟之效果，征诸本事变之战例，对于成 果之利用，不无功亏一篑之感。使用特种烟攻击时，能迅速利用其成果，实行大胆 之突入，以扩战果，乃战胜之捷径。”从以上可以看出日军在中国战场为达到速胜 的目的而扩大使用化学毒气应用于今后作战的意图，预示着大规模开展化学战的到 来。 徐州会战后，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攻 占武汉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自南京陷落后，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 首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 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当时中日双方必争之地。因此，武汉会战也就成为双方 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日军的化学战规 模也从此进入高潮。 1938年8 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攻占汉口的命令，在此之前，日本陆军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8 月6 日给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下达了“大陆指第225 号”关于“今后准许使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在武汉会战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化 学战部队部署有：野战毒气第2 队，第5 、13中队，第8 小队；迫击炮第1 、3 、 4 、5 大队；特种气象班四个，毒气战特种班（由毒气军官组成）两个，野战化学 实验部。在滁县设立毒气本部，在九江、马头、广济、黄冈、瑞昌、德安、咸宁、 固始、潢川、商城设立毒气分厂，日军各师团炮兵及迫击炮部队，毒气部队的化学 弹药均由上述补给系统按计划配发补充，实际配发各类毒剂筒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八 十四个，各种火炮毒剂弹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九发，毒剂迫击炮弹二万四千四百二十 九发。这些毒弹的装填仅化学毒剂就用去了三百吨。三十多万日军参战部队随即在 跨越四个省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残暴地施发毒气，屠杀中国军民，把 化学战推向高潮。据1938年8 月23日中央社南昌电：“敌军猛攻赤湖东岸，企图积 极夺取我瑞昌，竟惨无人道施放毒气，我两营官兵，除营长（李戈）曾事先负伤扶 出火线，排长一、士兵二中毒较轻得生还外，余在阵地作战壮烈牺牲，尸横遍野， 惨不忍睹！毒气散布区域，在白马湖以东，中毒者鼻孔流血，类似窒息性瓦斯。” 据时代出版社1938年的《日寇暴行录》中所列出的1938年9 月1 日至9 月28日间， 日军在长江两岸各战场（皖南战场除外）施放毒气，几乎达到无日不用、无地不用 的状况，现记录如下： 9 月1 日：江南白衣山，放射毒瓦斯弹百余枚，该营官兵多数牺牲，阵地不守。 江南桃花尖，释放毒瓦斯，X 团官兵全部成仁，阵地不守。 9 月2 日：江南东弧岭左，两度释放毒瓦斯；江北马回岭之北，使用窒息性瓦 斯；江北塔尔寨，使用毒弹，守兵伤亡惨重，阵地不守。 9 月3 日：江南郎君山及武山，使用窒息性瓦斯。 9 月4 日：江南磨山郎君山及武山，释放毒气；江南蛤蟆洞，使用窒息性瓦斯 ；江北黄梅前线，使用窒息性瓦斯。 9 月5 日：江南蛤蟆洞大垴上，释放毒瓦斯；江南青山，望人垴，释放毒瓦斯， 我军自动放弃青山、白水及望人垴、乳房山，禁门脑一带阵地；江南圣人垴笔架山， 使用毒瓦斯，占我阵地马回岭之北。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化学战显示了化学武器的军事价值。日军华中派遣军在总 结报告中说：“实施总次数三百七十五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对于防护装 备和防护训练低劣的中国军队，特种烟极为有效，只要少量使用，就能使敌军不能 战斗，停止射击，得到始料未及的效果，特别是精神效果更为显著。”特别是当日 军突破阵地后，根据“务期歼灭使用地域的敌人，销毁残存证据”的命令，在日军 中普遍推行刺杀中毒人员的做法，中国守军的大批量死亡也是由于中毒后不能行动 而被刺死的。这充分证明了，日本侵略者不仅违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法， 也严重违背了保护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国际法准则。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1939年后，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兵力 不足的弱点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1938年12月2 日 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烟俊六和华南第21军司令官安滕利 吉下达了“大陆指第345 号”命令：“在华各军可以使用红弹、红筒和绿筒”。1939 年5 月13日，又给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大陆指第452 号”命令，要求“在现 占领地域内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在作战上的价值”，“今后作战尽量使 用毒气”。这是日本当局明令日军使用号称“毒气之王”的芥子气等致死性毒剂的 确凿证据，也充分表明了日本更加借助于使用化学武器以达到速战速胜目的的企图。 在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于7 月23日训令驻华日军除要求“在7 月底各特选士兵 一百二十名，组织毒气中队，训练一个月后派出参战”外，继续由国内增派化学战 部队参战。据国民政府军令部调查确证的有：1939年，由佐佐木及甘少将率领的两 个毒气联队分赴上海、大沽，每个联队一千二百人；1939年5 月，日本特种毒气大 队（大队长金提漏三郎，辖四个中队：第1 、2 中队为毒气地雷中队，第3 、4 中 队为毒气中队）由天津调往山西作战；1939年10月，日军第9 毒气联队（联队长羽 岛大佐）由大阪调往上海，1940年3 月，由横滨调第1 独立毒气大队（大队长重松 王三）驻广州，第2 独立毒气大队（大队长边竹夫）驻汉口；1941年4 月，由东京 调新编第4 毒气联队（联队长萱野达树）辖第9 、10、11等3 个大队，每队一千人， 分别驻南昌、岳阳和宜昌；1941年11月，从大阪调第31、32毒气联队（联队长为犬 子杰乙、原桦新）各一千五百余人驻汉口，内有一个毒气细菌中队。到1942年初， 日军在中国主战场上已部署八个化学战联队，使化学战达到了全面升级大规模使用 的阶段。到1944年，日军在不断发动的南昌战役、长沙战役、枣宜战役、昆仑关战 役、中条山战役、常德战役、浙赣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一连串的战役行动 中，每一次作战都以化学战开路，造成我守军约十万人的死伤。 日军在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为了尽快解决国民党军主力， 达到全部占领中国的目的，但在已被其占领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广 泛的敌后抗日战场，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牵制了日军百分之六十的主力，有力地 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