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航天大论战

　　　　　　　　　　　　　　　　第一章历史的脚步走进了1985年。从1958年到1985年，中国载人航天跌跌撞撞走过了27年（其间，1975年至1985 年为空白的10年）。在这27年的时间里，中国之外的世界，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苏联和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苏联和美国的两只眼睛，就一只盯着陆地，一只盯着天空。 1961年加加林上天之前，苏美双方暗中较劲，各自为战；加加林上天之后，彼此拉开阵势，你追我赶，谁也不让步，谁也不服输。尤其进入七八十年代后，两国在高亢激烈的竞争中，载人航天事业更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苏联自1961年第一艘“东方号”飞船上天后，连续发射了五艘“东方号”飞船，将六位宇航员送入太空；接着在1963年6 月16日，“东方6 号”飞船又将苏联第一位女航天员瓦莲金娜·捷钟送入太空，开创了地球人类第一个女人飞天的历史；1964 年10月12日，“上升1 号”飞船首次载着三名宇航员在天上飞行了24小时17分钟，绕地球16圈；1965年3 月18日，“上升2 号”飞船载着二名航天员在天上飞行了26 小时2 分钟，其中一位名叫阿列克谢·列昂诺夫的宇航员还首次走出船舱，用一根 “脐带”连着飞船在太空行走了24分钟，开创了人类首次漫步太空的历史，从而证明了人不仅可以在飞船内完成飞行任务，还可以在飞船舱外进行工作或者活动。这对后来航天员的营救、航天器的安装和维修，以及对舱外设备故障的排除等，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此后，苏联又先后发射了29艘“联盟号”飞船，并与“礼炮号” 空间站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接飞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3 月，第15艘“联盟号”飞船在“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之间，来回飞行并成功地实施了对接，从而使“联盟号”飞船成为人类史上第一辆太空“公共汽车”。而美国从1961年5 月5 日第一艘“水星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至1966年11月五年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14艘“双子星座”飞船。其中，11艘载人，3 艘不载人。从这一阶段来看，美国在洲际导弹、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三个方面都落后于苏联。但美国并不服输，早在第一艘飞船上天后20天，肯尼迪总统就正式批准了“阿波罗” 飞船登月计划。八年后，即1969年7 月16日，“阿波罗”飞船便将三名美国宇航员从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地送上了月球，接着又连续发射了6 艘“阿波罗号”载人飞船，将12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此后，苏美空间竞争，逐步升级，大有不惜一切代价、血战到底的咄咄气势。 1971年4 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型空间站；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批准美国实施航天飞机研制计划；197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代长期型空间站，并创造了宇航员在空间站生活365 天的纪录；1981年，美国第一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次试飞成功，1983年正式投入商业使用，此后五年时间里航天飞机又进行95次发射，24次获得成功飞行，直到“挑战者号”爆炸为止；1984年，里根总统向世界郑重宣布：美国将用10年时间建造空间站！苏美两国多年来在空间方面的竞争发展，不仅使本国的航天技术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刺激和带动了其它各行业的技术发展；同时也影响和推动着世界各国对载人航天的迅速升温。特别是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之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浪高一浪地冲击着世界，于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制定应对21世纪的国家总体战略计划。比如，美国的高边疆战略，西欧的尤里卡计划，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苏联的加速社会经济战略，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印度和巴西的高技术发展计划等等。这些发展战略计划的核心均集中在航天技术上，其目的就是在太空建造一个集军事、科技、经济于一身的运作平台，为开拓天疆、争夺空间基地打通道路。由此一来，全世界迅速掀起了一股载人航天热。例如：苏联在继续保持飞船发展的同时，提出了航天飞机的计划；法国制定了欧洲联合发展“阿里安5 号”和赫尔墨斯小型航天飞机及哥伦布空间站的计划，提出了通过搞小型航天飞机来发展本国载人航天的思路，并着手论证、实施；英国成立了空间专门研究中心，并加紧对可完全重复使用的水平起落式航天飞机的理论和概念的研究；西德对水平起落搭载式航天飞机的技术可行性展开探索和研究；日本在加紧研制“H —2 ”大型运载火箭的同时，小型航天飞机的研制活动也悄然启动，并打算通过研制一个有效载荷实验舱同美国的永久性空间站对接，以迎接空间商业化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而且，各国的经费投资，均倾斜在载人航天上。如苏联、美国计划在2000年前的投资经费为200 亿～400 亿美元；日本计划在1984年至2000年的投资经费为100 亿美元！总之，无数事实表明，历史进入80年代后，世界载人航天正在向着新的高度挺进；航天技术正在向着新的深度发展；开拓高边疆，占据和控制空间，正逐渐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总体战略的核心。我在查阅、研究了苏美两国大量的载人航天资料的基础上，撇开别的不管，单就苏美两国发射的飞船的数量，作过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未必绝对准确，但或许能让我们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其统计情况是：苏联自1961年4 月12日发射载有加加林的东方号飞船起，至1985年止，共发射载人飞船55艘，无人飞船12艘，“宇宙号” 无人实验飞船50艘，运货飞船26艘，总共发射飞船150 艘！美国自1961年5 月5 日发射“水星号”飞船起，至1971年止（1971年后搞航天飞机，抛弃了飞船），发射载人飞船33艘，无人飞船11艘，货物飞船7 艘，总共发射飞船51艘！即是说，截止到1986年，苏联、美国共发射飞船201 艘！其中载人飞船占了88艘！中国呢？中国从1958年到1974年，搞了整整16年的载人飞船，结果是“曙光号”飞船自动沉没，不了了之；而从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除范剑峰、陈信等少数专家在死撑硬扛、“垂死挣扎”外，整个载人航天工程完全处于休眠状态。换句话说，截止到1985年，万里太空，没有一艘中国的飞船！因此，中国与苏联、美国在载人航天方面的差距，不是多与少的问题，也不是好与差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不管我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而当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地凸现在世人面前时，中国航天人便显得有点尴尬、有点着急了。因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关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事关民族未来的发展，也事关子孙的生存空间，下一步究竟怎么搞，必须拿出个意见——是等待时机、暂且不管？还是亡羊补牢、奋起直追？一句话，中国到底还搞不搞载人航天？ 1985年夏，航天部针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和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问题，在北戴河举行中国首届空间站研讨会。就在这个会上，重新提出了中国载人航天怎么搞的问题。此前，航天部在做国家“七五计划”时，李绪鄂、刘纪原两位部长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并组织有关专家着手开始论证。但把中国载人航天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郑重其事地摆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桌上，这还是“曙光号”飞船下马10年之后的第一次。 10年前，即1975年春，深陷五年牢狱之灾的张爱萍将军重新出山上任后，便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三鸣惊人”，即中国要尽快搞出洲际导弹、潜艇水下发射火箭和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在将军的统领下，中国航天人经过近10年的努力，于1984年4 月8 日前，先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枚潜艇水下发射火箭和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但“三鸣惊人”后，中国航天下一步干什么？今后的路怎么走？又成为摆在中国航天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洞开，政治、经济和科技形势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航天人告别动荡岁月后，迎来了一个心情舒畅的好时代。然而改革之初，中国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思考，都在反省，都在突围，都在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航天界自然也不例外。尤其随着整个中国工作重点的大转移，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15年内打不起大仗来”的指示精神，决定军队建设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建设轨道上，同时要求国防工业也要实现战略大转变。于是一大批军工型号产品噼里啪啦纷纷下马，国家除重点工程外，不再拨专款养活号称“百万大军”的航天人。如此一来，航天人捧了几十年的“金饭碗”被打翻了，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吃不成了，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找米下锅，重新谋求生路！而另一方面，由于军工产品不景气，加上经济基础薄弱，航天人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比如，外企公司本科生一月薪水三四千，而航天部的研究生一月工资却只有一百多元；50年代的老专家，有的已是三代同堂，却只能挤在一间两居室的小房里；新一代技术人员结婚没房住，只能自己到外面租房；有的单位单身汉几千人，却只有一个食堂，长长的队伍每天排到食堂门口，比赶集还热闹；甚至有的单位上万人，也只有一个洗澡堂，还常常不能正常供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革，几十年习惯了靠吃皇粮过日子的中国航天人感到很不适应，甚至产生了精神的恐慌与灵魂的阵痛。不过尽管如此，一部分有载人航天情结的专家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梦想，又悄悄琢磨起上天的事了。他们认为，中国航天没有理由吃老本，没有理由不更上一层楼。如果掰着指头算一算，1985年前，中国航天领域除了“长征号”系列火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好意思拿出去面对世界的。于是，他们找出尘封多年的设计手稿，戴上老花镜，一边细细查看，一边悄悄开始重新构想；或者走出办公室，找朋友打听消息，找同事交流意见，找领导试探口风，然后私下串联一起，反复商讨琢磨：是给航天部送上一份正式报告？还是直接给中央的赵紫阳或者邓小平写信，表达一下多年来想搞载人航天的打算与愿望？当然，这一时期毕竟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不少专家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文革”时期，一旦真要干起来，总是心有余悸。所以只有把自己关在屋里悄悄地干，试探着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怕人笑话，怕挨批评，只有偷偷地干，就像当年共产党搞地下活动一样！” 但在这次北戴河会上，由于形势不同，气氛不同，专家们的心理和精神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怕这怕那，也不再担心什么。所以会议开始第一天，就有专家表示，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还有专家提出具体建议，中国应该搞航天飞机，以解决空间站的往返运输问题；而著名航天老专家、本次会议的策划者之一任新民则明确表示：中国的空间站迟早都是要搞的。如果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就晚了。所以，中国航天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在太空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从现在起就该有一个规划，对其中某些单项的关键技术——比如飞船，应该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决定搞载人航天了，我们才能及时起步。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建立中国的空间站，并在空间站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运输工具（飞船），能看到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在空间站上进行科学技术活动。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尽快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这次会议在航天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少唤起了人们对已经过去了10年的 “曙光号”飞船的一种留恋与记忆，以及对未来中国载人航天的一种憧憬与向往。但还是纸上谈兵，会后依然没有拿出具体方案。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到底还搞不搞载人航天，科技界上上下下，众说纷纭，一团迷雾，谁也看不清，谁也说不准，谁也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意见。一会儿说应该抓紧搞，一会儿说以后再说；一会儿说应该接着搞“曙光号”飞船，一会儿又说飞船早就过时了……到底怎么办？中央既没有文件，也没领导发话，下边就只能悄悄在小范围内自发地做些准备工作。而恰在这时，中国科技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1986年3 月3 日，针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中国四位著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向邓小平写信，提出《关于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两天后，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资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中国 “863 计划”出台的前奏。事实上，围绕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国科技界此前已经争论不休、吵得沸沸扬扬了。但不管怎么争吵，也不过是“群众意见”而已。现在邓小平发话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3 月8 日，即邓小平批示后的第四天，赵紫阳就在中南海召集科技界头面人物，对四位老科学家提出的《建议》进行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负责，立即着手组织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论证工作。于是从1986年4 月起，全国二百多名专家云集北京，分12个小组，对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七大领域展开论证。而航天领域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是战略武器小组，另一个是航天小组。两个小组关起门来不分白天黑夜，整整论证了26天。在这26天中，为防止干扰、左右决策，专家们不得与外界联系，外界也不得与专家们接触，甚至就是航天部的部长也不得介入。据说这是赵紫阳的指示。航天小组最后的意见是：中国应该着手考虑载人航天。与此同时，航天小组之外的一些单位和专家也在跃跃欲试。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就聘请了一些在航天战线工作30年以上的专家，深入有关研究所和工厂，就“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问题”展开调研；中国火箭研究院成立了小型航天飞机论证小组，开始探究小型航天飞机的方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了太空组、高技术组，开始论证飞船和空间站方案。而范剑峰——当年“曙光号”飞船的领头羊，这期间自然也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曙光号”飞船虽然下马已经10年，但他一直惦记在心；当听说四位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后，非常高兴，马上打开尘封多年的保密柜，找出当年“曙光号”飞船的设计手稿，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有一天，他终于听到了好消息。范剑峰说，大概是86年6 月的一天，老专家杨嘉墀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老范，上天的事又有戏了！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忙问，是真的吗？杨嘉墀说，那还有假！你干不干吧？我说，怎么不干呢？这么多年我一直盯着呢！杨嘉墀说，那好，你先组织五六个人干起来，这个课题部里不管，由院里管，你赶快弄，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汇报就行了。我当时在空间研究院总体部当主任，回去给大伙一讲，大伙积极性都很高，我很快就组织一班人马开始做方案，加班加点搞了三个多月。有一天，老专家王希季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老范，上天的事现在又有门了，听说报告已到赵紫阳那里了，你抓紧搞，以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找我吧。我回来后感到很为难，之前杨嘉墀让我给他汇报，现在王希季又让我给他汇报，两个都是大专家，两个都是我的老领导，两个都对载人航天很关心，但两个人的办公室都在一层楼上，我到底给谁汇报呢？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先给杨嘉墀汇报，再给王希季汇报，两个专家我都汇报。 1986年6 月28日，赵紫阳在中南海再次召开会议，就中国载人航天问题听取航空航天部领导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绪鄂部长说，这次会上，大家对搞载人航天的意见比较一致，多数人认为中国应该搞。但航空部的意见想搞空天飞机，航天部的意见想搞小型航天飞机，双方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宋健谈了一个意见，说不要叫航空飞机，也不要叫小型航天飞机，就叫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会议开了三天，也争论了三天。由于双方争论激烈，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搞得赵紫阳一时也难以拍板，最后只好说，载人航天到底搞不搞？搞什么？你们各自回去先论证好了再说！ 1986年9 月，中国宇航协会运载专业委员会在宜昌召开第二届学术交流会，邀请了全国数十名航天专家，针对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展开讨论；9 月底，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老专家王希季的领导下，多次召开了关于空间站的研讨会；10月初，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规划方案设想”大会。范剑峰出席了这次大会。范剑峰说，那天有关部门通知我代表空间研究院去会上作报告，我事先并不知道会议规模有多大，等到了会场一看，天哪，参加会议的人坐了满满一大厅，而且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林兰英等也坐在了前面。看见这么多老先生都来了，我非常兴奋，心想载人航天的事看来真的要搞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863 计划”里有一个项目就是要搞空间站。所以我在会上一讲起载人航天，不知不觉就多讲了几十分钟，结束时还加了一句：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从66年到86年，沉寂了20年！ “曙光号”已经死了，现在几位老先生提出“863 计划”，可能会使中国的载人航天起死回生！王大珩老先生立即站起来，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地说，对对对，起死回生！起死回生！ 1986年10月，“863 计划”获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航天作为七大领域之一，有幸列入其中。至于载人航天怎么搞，中央在24号文件中明确指示：先安排概念性的研究与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再作最后决断。 1987年2 月，“863 ”航天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王永志、闵桂荣、黄克成、顾颂芬、李自广、胡文瑞为委员。航天专家委员会由国家高科技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组长是赵紫阳，副组长是宋健。专家委员会下设两个专业组，一个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一个是空间站及其应用组。专家组成立后，专家们很高兴，因为这次不管结果如何，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开动脑筋、张嘴说话的机会。这对常年埋头苦干的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中央还拨给两个专家组38个亿的经费。如此大笔经费过去从未有过，所以专家组第一次开会，会场便一扫过去的沉闷，多了少有的笑声。专家组最初的论证工作并不复杂，先是开会、研究、讨论，再做简单规划，然后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展开调研。调研分国内国外：先国内后国外，主要在国内。专家组的专家选自不同的部门，而且全是兼职。由于专家们在原部门都是顶梁柱，都是大忙人，所以大家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只能不定期地集中活动。集中时，彼此交换情况，一起论证；散会后，再把各自的任务带回去——用专家们的话说，就是自己回家“做作业”，下次开会时，再把“作业”带到会上来。但这种方式也有问题。曾经参与组织这项工作的“921 ”办公室苏主任说，由于有的专家行政职务很多，工作非常忙，开会时坐一下就走了。散会后，有的回家做了“作业”，有的没有时间做“作业”，下次开会时带张嘴就来了。这种方式现在看来效率不高，拖的时间较长。在“863 ”专家组论证的同时，航天部、国防科工委、航空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些专家也在参与探讨论证；而一些不是航天专家又非常关心载人航天的有识之士也加入了探讨论证的行列。这些人热情高，想法多，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却与中国航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了这两部分人的加入，中国载人航天的论证队伍更加厚实，愈加壮阔；但对问题的争论也就高潮迭起，更为激烈！于是，由于中国“863 计划”的出台，一场有关中国载人航天的大论战也就由此拉开了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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