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薛芳森的工作似乎注定要跟他的家庭生活唱对台戏,妻子和女儿来南昌团聚不
      久,他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处。搞自然科学的人就是这样,开阔视野有时比埋
      头钻研更重要。
      
          1991年、1996年和2001年,薛芳森先后三次去德国留学或做访问学者,每次一
      去,基本就是一年。
      
          舍妻别女在国外一待就是一年,这样的生活在我看来几乎不可忍受。但是薛芳
      森觉得只要过得充实,分居一年并不是什么不可承受的事,“我平常上课做实验,
      假期打工,很充实啊。”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掀起一场出国热潮,大量学子以公费或自费的方式去
      欧美等地留学,去那里镀金或借机移民。薛芳森出国的心态和他们差别很大。他自
      嘲,出国对于他不过是一次“洋插队”,和当年去乡下“土插队”并无本质的区别。
      
          确实如此,薛芳森留学期间,除了学习和做科研,还要下厂挣“工分”。
      
          1991年,薛芳森在国内的月薪才一百多元人民币,而国家给予的留学补助每月
      为1000马克,比国内的工资多了50倍。当时在德国的所有生活费600 马克就能对付,
      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省吃俭用,尽量把钱省下来回国用。
      
          薛芳森想,节流只是笨办法,要想多攒点钱带回家,关键是要开源。
      
          当时薛芳森是以讲师的身份去留学,在德国,讲师可以按学生身份注册。根据
      法律,学生每年可以打3 个月的工。他就利用这3 个月去打工挣更多的马克。
      
          因为有正式打工证,薛芳森不必像许多非法入境者那样去餐馆打黑工,他打工
      一般去正式的大工厂,先到相关部门报名申请,等到了机会就办理劳动手续。
      
          在工厂打工虽然受法律保护,收入也比打黑工高很多,但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
      受气还是难免的。留学生做同样的工作工资比德国正式工人低,这或许算不上歧视,
      因为身份不同,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自然也不同,但那些人高马大的德国工人,对
      于身材瘦小的中国人薛芳森,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轻蔑的。
      
          第一年暑假在一家汽车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加工汽车托盘。托盘分量不轻,流
      水线的运行速度又很快。一开始,薛芳森很不习惯,这毕竟和在乡下挑盐是两码事,
      他搬运速度稍慢时,身后的德国工人就会用德语傲慢地催促他快点快点。其他人脸
      上更是挂满轻蔑和讪笑。
      
          这很刺伤薛芳森的自尊。在国内,他一贯很注重体魄锻炼,虽然身材不够高大,
      他从来都相信自己的健壮。
      
          工厂每天工作七个半小时,这七个半小时虽然辛苦,薛芳森却以体能训练的心
      态来面对它,不仅辛苦感少了,劳动效率也飞速提高。没过3 天,那些一开始老催
      促他“快点快点”的德国佬,现在被他逼得不断地喊“慢点慢点”了。
      
          在另一家工厂也是如此,工作中要搬一百多斤的蓄电池,几个高大的阿拉伯留
      学生都搬不起来,薛芳森上去,一口气起就抱了起来,令阿拉伯大个子惊叹不已,
      他在工人们心中的形象立刻大为改观,以至于那些老外们都以为薛芳森身上有中国
      功夫。这样的猜想和误解令薛芳森自豪至今。就像当年在县农科所承包农田一样,
      薛芳森在德国工厂打工也收入不菲。虽然留学生的工资不如正式工人,但薛芳森吃
      得苦,每个月也能挣下2500马克。
      
          1992年,妻子邱俊人在南昌收到薛芳森从德国寄回的2000马克,兑换成人民币
      后居然有1 万多元。那时,万元户在中国是富有家庭的别名,对于每月只有一百多
      元工资的教师来说,这1 万元简直是笔烫手的巨款。
      
          邱俊人至今仍记得这2000马克带来的巨大惊讶和喜悦。“拿到钱后我又好几天
      都睡不着觉,盘算着怎么处置这笔巨款。后来工资渐渐涨高了,我们的经济条件也
      越来越好。但不管手里有多少钱,再也没有体味过类似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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