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健民的家乡地处宁夏与甘肃的交界地带,煤矿则位于荒凉的毛乌素沙漠边缘。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没见过几种草木,除了钻天的白杨树,就是野蒿子、牛
      筋条和骆驼草,花卉只是画上的风景。长到十几岁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大丽花,对
      当时的兴奋,至今都记忆犹新。
      
          沙漠里有一条“无中生有”的西天河,上游为多条泉水汇聚,下游居然有十几
      米宽。河水清澈,水草漂浮,鱼影穿梭,夏天可以游泳,冬天能够滑冰,是当地孩
      子的“天然游乐场”。矿区孩子的生活虽然很贫苦很单调,但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
      山川的朴实亲情。学生时代的胡健民,虽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仍是一个阳光
      少年。他很感激父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他的成长苦心经营了一个健康环境,
      不仅明朗,而且有梦。
      
          在学校,胡健民聪明乖觉,机敏感性,是颇受老师宠爱的好学生。有位名叫肖
      光宇的中学老师对胡健民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肖老师是“文革”前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磁窑堡煤矿子弟学校教数学、物理。在胡健民眼里,
      肖老师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他不仅课讲得很好,还会装收音机,他读过的书很多,
      知道许多矿上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的事。肖老师排球打得好,加上1 米93的个头,
      使他轻松入选宁夏排球队,代表宁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胡健民从小听惯了宁夏方
      言,第一次听到老师讲的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不仅觉得好听,而且很有韵律。肖老
      师的出现,仿佛神的显灵,突然强化了胡健民的学习兴趣,几何、代数考试从不失
      手。初中毕业,胡健民考到原叫“东方红中学”的灵武县一中上高中,他又幸运地
      遇到了另一位启蒙恩师一肖老师的大学同学周娅娟老师,扎实的学习为他后来参加
      高考打下了根基。
      
          1976年夏天,“上山下乡”的插队风潮已接近尾声,17岁的胡健民被派到灵武
      县郝家桥公社落户,干了两年重体力活:割水稻,挖大渠,开荒种地,盖房筑堤。
      “挖大渠干的是跑马工,是水利工地上最苦的活,体质越差的人,干的活反而越多,”
      胡健民一边解释一边比画,“挖渠虽说是各包一段,但是体力好的早收工,挖的是
      个‘倒梯形’;体力差的收不了工,还要挖人家剩下的‘正梯形’。”一段还没有
      挖完,新的地段已经划好,17岁的他身体并没有完全发育好,以前也没干过农活,
      因此他每一段都要挖别人留下的倒梯形的量。每天回家筋疲力尽,浑身的骨头都散
      了架。
      
          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只有他一名插队青年,住在生产队在粮仓里腾出的一
      间矮屋里。说是宿舍,实际是一个老鼠窝。与拖家带口的老鼠“同居”,起先他还
      胆战心惊,时问久了,也习以为常,观察探头探脑的小东西出没,消磨了没有电视、
      录像机岁月的闲暇时光。每天,胡健民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出工收工,回到家还要拉
      风箱做饭,笨拙地照料自己的生活。农忙时中午休息不到半小时,别人进门就能吃
      到家人烧好的热饭热菜,他却要从淘米点灶开始。常常是未等米饭煮熟,大喇叭里
      就传来生产队队长的声嘶力竭的叫声,又得扛着工具出门了。因为总是饭还没做好
      就又要出工,后来只好到老乡家入伙。
      
          插队时的胡健民,是个喜欢阅读、写作的文学青年,他习惯借助自己幼稚的诗
      文,表白日常的内心感受,打发体力劳动的寂寞日子。偶然的机会,他的文才被公
      社领导发现,于是被安排到公社干些写写画画的事情,配合政治运动组织宣传活动,
      还编写些文艺节目的本子。后来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央号召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胡健民总要拎着一只白灰桶走街串巷地刷标语,公社到处都留下了他
      的手迹。
      
          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
      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消息传出,一代人兴奋地奔走相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
      个可以改变命运的辉煌时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陈传敏回忆说:“当时我的+ 同学
      格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来告诉我。我虽然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惊呆了,
      眼泪刷地流下来。我神经质地反复自语:这下有希望了!当时我们像在黑夜里行路,
      四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恢复高考的消息,犹
      如前方突然亮起的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赶快蹦到那儿去。”
      
          当时胡健民还在农村插队。由于消息闭塞,他不仅没有思想准备,甚至连恢复
      高考的消息都不知道!父亲一听到这个福音般的喜讯,立即赶到儿子劳动的工地将
      他拖回家去,报名高考。当时离考期不到一个月时间!
      
          胡健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跟往日一样汗流浃背地在引黄灌溉水利工程的工
      地上劳动,平时一向稳重谨慎的父亲突然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面前。当时,胡健民心
      里咯噔一沉,暗吃一惊,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听了父亲的解释之后,他仍感到
      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作为在特殊时代背着特殊成分的插队知青,他当
      时的脑子里除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大的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找一份工作,
      哪里有过上大学的奢望?
      
          再者说,虽然上了两年高中,但几乎没有学过什么课程。胡健民所在的学校里
      有两个高中班,一个以学农机为主,另一个重点学音乐、体育、美术,胡健民上的
      是后一个班。所谓的农机班。不过是到县农机厂学习如何钉钉子拧螺丝,毕业考的
      是开手扶拖拉机。胡健民所学的“小三门”,也只是打球唱歌写美术字画黑板报,
      并没有学多少数理化。当时高中的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毕业插队为农村服务”。
      到城市里读大学,尽管这对胡健民来说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凭自己的那点高中底
      子,怎么能够考上呢?他心里纳闷:以前上大学都靠单位推荐。“考大学”又是个
      什么概念?
      
          胡健民懵懵懂懂地跟父亲回家,才知父亲让已经工作了的三哥和姐姐也报了名。
      有远见的男人时刻操心着孩子们的前程,认定“上大学”是保证他们未来的理想之
      路。
      
          1977年的高考,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事,经过邓小平亲手修改的招生
      条例抛开了“出身”,给了所有人均等的机会。终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
      童话般地唤醒了十届毕业生心里隐秘的梦想。从青年到中年,570 万人涌上同一座
      独木桥,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姐妹同考的空前盛况,成为中国跨入知识复兴
      时代的历史见证。当时纸张紧缺,为了解决考卷用纸,中央政治局特做了一个紧急
      决定,决定要拿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那年还未实行全国统考,各省各自制定考卷。经过十几天的突击准备,胡健民
      兄妹三个同上考场。胡健民回忆说:“考试成绩下来,我家三个人都通过了录取线!
      那些天是我记忆中父母最高兴的日子!”后来,三哥和姐姐都被名校录取,他自己
      却不知什么原因,未被录取,那次高考的考分对考生是保密的,他至今也不知道当
      时考了多少分。
      
          仅隔半年,全国又进行第二次招生。胡健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县城复习,准
      备参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当时,胡健民的二哥也在县城找了份工作,虽然月薪只
      有18块钱,但还是尽力接济他。幸运的是,胡健民上初中时最喜欢的肖光宇老师也
      已经被调入到县一中任教,成为他人生转折时的重要恩师。有资料统计,1977年冬
      季和1978年夏季的两次高考,考生人数多达1160万人,创了世界考试史上的最高纪
      录!两个月后,县上第一批收到了四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其中一份就是胡健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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