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健民的家乡地处宁夏与甘肃的交界地带,煤矿则位于荒凉的毛乌素沙漠边缘。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没见过几种草木,除了钻天的白杨树,就是野蒿子、牛 筋条和骆驼草,花卉只是画上的风景。长到十几岁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大丽花,对 当时的兴奋,至今都记忆犹新。 沙漠里有一条“无中生有”的西天河,上游为多条泉水汇聚,下游居然有十几 米宽。河水清澈,水草漂浮,鱼影穿梭,夏天可以游泳,冬天能够滑冰,是当地孩 子的“天然游乐场”。矿区孩子的生活虽然很贫苦很单调,但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 山川的朴实亲情。学生时代的胡健民,虽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仍是一个阳光 少年。他很感激父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他的成长苦心经营了一个健康环境, 不仅明朗,而且有梦。 在学校,胡健民聪明乖觉,机敏感性,是颇受老师宠爱的好学生。有位名叫肖 光宇的中学老师对胡健民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肖老师是“文革”前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磁窑堡煤矿子弟学校教数学、物理。在胡健民眼里, 肖老师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他不仅课讲得很好,还会装收音机,他读过的书很多, 知道许多矿上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的事。肖老师排球打得好,加上1 米93的个头, 使他轻松入选宁夏排球队,代表宁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胡健民从小听惯了宁夏方 言,第一次听到老师讲的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不仅觉得好听,而且很有韵律。肖老 师的出现,仿佛神的显灵,突然强化了胡健民的学习兴趣,几何、代数考试从不失 手。初中毕业,胡健民考到原叫“东方红中学”的灵武县一中上高中,他又幸运地 遇到了另一位启蒙恩师一肖老师的大学同学周娅娟老师,扎实的学习为他后来参加 高考打下了根基。 1976年夏天,“上山下乡”的插队风潮已接近尾声,17岁的胡健民被派到灵武 县郝家桥公社落户,干了两年重体力活:割水稻,挖大渠,开荒种地,盖房筑堤。 “挖大渠干的是跑马工,是水利工地上最苦的活,体质越差的人,干的活反而越多,” 胡健民一边解释一边比画,“挖渠虽说是各包一段,但是体力好的早收工,挖的是 个‘倒梯形’;体力差的收不了工,还要挖人家剩下的‘正梯形’。”一段还没有 挖完,新的地段已经划好,17岁的他身体并没有完全发育好,以前也没干过农活, 因此他每一段都要挖别人留下的倒梯形的量。每天回家筋疲力尽,浑身的骨头都散 了架。 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只有他一名插队青年,住在生产队在粮仓里腾出的一 间矮屋里。说是宿舍,实际是一个老鼠窝。与拖家带口的老鼠“同居”,起先他还 胆战心惊,时问久了,也习以为常,观察探头探脑的小东西出没,消磨了没有电视、 录像机岁月的闲暇时光。每天,胡健民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出工收工,回到家还要拉 风箱做饭,笨拙地照料自己的生活。农忙时中午休息不到半小时,别人进门就能吃 到家人烧好的热饭热菜,他却要从淘米点灶开始。常常是未等米饭煮熟,大喇叭里 就传来生产队队长的声嘶力竭的叫声,又得扛着工具出门了。因为总是饭还没做好 就又要出工,后来只好到老乡家入伙。 插队时的胡健民,是个喜欢阅读、写作的文学青年,他习惯借助自己幼稚的诗 文,表白日常的内心感受,打发体力劳动的寂寞日子。偶然的机会,他的文才被公 社领导发现,于是被安排到公社干些写写画画的事情,配合政治运动组织宣传活动, 还编写些文艺节目的本子。后来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央号召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胡健民总要拎着一只白灰桶走街串巷地刷标语,公社到处都留下了他 的手迹。 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 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消息传出,一代人兴奋地奔走相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 个可以改变命运的辉煌时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陈传敏回忆说:“当时我的+ 同学 格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来告诉我。我虽然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惊呆了, 眼泪刷地流下来。我神经质地反复自语:这下有希望了!当时我们像在黑夜里行路, 四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恢复高考的消息,犹 如前方突然亮起的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赶快蹦到那儿去。” 当时胡健民还在农村插队。由于消息闭塞,他不仅没有思想准备,甚至连恢复 高考的消息都不知道!父亲一听到这个福音般的喜讯,立即赶到儿子劳动的工地将 他拖回家去,报名高考。当时离考期不到一个月时间! 胡健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跟往日一样汗流浃背地在引黄灌溉水利工程的工 地上劳动,平时一向稳重谨慎的父亲突然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面前。当时,胡健民心 里咯噔一沉,暗吃一惊,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听了父亲的解释之后,他仍感到 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作为在特殊时代背着特殊成分的插队知青,他当 时的脑子里除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大的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找一份工作, 哪里有过上大学的奢望? 再者说,虽然上了两年高中,但几乎没有学过什么课程。胡健民所在的学校里 有两个高中班,一个以学农机为主,另一个重点学音乐、体育、美术,胡健民上的 是后一个班。所谓的农机班。不过是到县农机厂学习如何钉钉子拧螺丝,毕业考的 是开手扶拖拉机。胡健民所学的“小三门”,也只是打球唱歌写美术字画黑板报, 并没有学多少数理化。当时高中的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毕业插队为农村服务”。 到城市里读大学,尽管这对胡健民来说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凭自己的那点高中底 子,怎么能够考上呢?他心里纳闷:以前上大学都靠单位推荐。“考大学”又是个 什么概念? 胡健民懵懵懂懂地跟父亲回家,才知父亲让已经工作了的三哥和姐姐也报了名。 有远见的男人时刻操心着孩子们的前程,认定“上大学”是保证他们未来的理想之 路。 1977年的高考,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事,经过邓小平亲手修改的招生 条例抛开了“出身”,给了所有人均等的机会。终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 童话般地唤醒了十届毕业生心里隐秘的梦想。从青年到中年,570 万人涌上同一座 独木桥,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姐妹同考的空前盛况,成为中国跨入知识复兴 时代的历史见证。当时纸张紧缺,为了解决考卷用纸,中央政治局特做了一个紧急 决定,决定要拿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那年还未实行全国统考,各省各自制定考卷。经过十几天的突击准备,胡健民 兄妹三个同上考场。胡健民回忆说:“考试成绩下来,我家三个人都通过了录取线! 那些天是我记忆中父母最高兴的日子!”后来,三哥和姐姐都被名校录取,他自己 却不知什么原因,未被录取,那次高考的考分对考生是保密的,他至今也不知道当 时考了多少分。 仅隔半年,全国又进行第二次招生。胡健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县城复习,准 备参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当时,胡健民的二哥也在县城找了份工作,虽然月薪只 有18块钱,但还是尽力接济他。幸运的是,胡健民上初中时最喜欢的肖光宇老师也 已经被调入到县一中任教,成为他人生转折时的重要恩师。有资料统计,1977年冬 季和1978年夏季的两次高考,考生人数多达1160万人,创了世界考试史上的最高纪 录!两个月后,县上第一批收到了四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其中一份就是胡健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