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造梦想的地方

　　　　　　　　　　　　　　　　第一章公元1980年8 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布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石破天惊的事业，是人类思想创新开出的一朵新花。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呢？事情最早要从中共广东省委的一个决定说起。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 月16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走在城镇的路上，眼前的景象使他十分震惊，街道破败，楼房残旧，百姓生活艰苦，面带菜色。吴南生痛心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穷啊……” 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发展经济呢？吴南生心急如焚，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有些国家出现的自由港这一类新东西？你看新加坡和香港，他们原来比广东还要落后，但是现在成了亚洲的四小龙。他们的经济就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受到了启发。在汕头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对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有了初步的设想。1979年2 月15 日是除夕夜，吴南生写了一副对联：“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21日晚，正感冒发烧的他实在是等不及了，就给主政广东省委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出了1300 字的电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要改革，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来到吴家中，两人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习仲勋对吴南生的意见表示大力支持。 3 月3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发言说：“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个地方来。”他发出誓言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多么悲壮的话语，多么坚强的决心，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不就是发展经济吗？为什么说这样沉重的话呢？但是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知道，当时政治空气的沉重压力。如果搞得不好，招来杀身之祸不是没有可能。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 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 月1 日、2 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请示，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这个试验区叫什么名字呢？考虑以后暂定为 “贸易合作区”。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好来到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这一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表示支持，并建议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4 月5 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党政军负责人等。4 月8 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时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省委想要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设想，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华国锋经过考虑表态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名字还没有确定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决策一锤定音。其实小平对深圳并不陌生，也许在他头脑中早就产生类似的想法。1977年11月小平来到广东视察，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广东省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在深圳边界发生的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乎人们意料：“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当时人们并不了解小平简短话语中的深意。当人们把大规模逃港事件看成政治问题时，小平同志透过迷雾从中看到是隐藏在其中的经济根源。也许就是因为广东省委关于创办“贸易合作区”，让当地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的想法，与小平同志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不谋而合，因此小平同志立即给予支持，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概念。当时有人奇怪小平同志为什么对创办经济特区的事情决策拍板这样迅速？后来人们就慢慢理解了小平同志的思路：这是他长期以来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时，从国际风云变幻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图景；从深圳大规模外逃令人痛心的现象中看到两种制度激烈竞争的较量；从陕甘宁边区火种的回忆中期盼深圳能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总之这是一位伟人战略思考的火花一闪，是选择战略突破口的妙棋高招。 5 月5 日，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 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这份只有1500字的文件对创办特区的地点范围、投资原则、外商办厂期限等各种问题提出了十二条设想。5 月14日，谷牧率领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6 月6 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 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9 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行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慨然受命。1980年5 月4 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统一管理。6 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至此，经济特区从最早的酝酿、谋划到中央批准决策，深圳经济特区终于从创意变成了实物。有人评价说：“当时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出口加工区’和‘关税保护区’性质的经济特区，但是综合性经济特区是中国的首创。”就是这个首创之举，在当时好像是星星之火，若干年后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深圳经济特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立法问题，这对深圳后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吴南生重视立法，与他消息灵通，善于接受外来信息有关。吴南生一上任，热情动员国外客商来深圳投资。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你们搞深圳特区没有立法。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对吴南生影响很大。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利用许多机会，提出了 “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的强烈愿望。一次谷牧来到广东，他抓住机会开始游说：“深圳经济特区开张百废待兴。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搞《特区条例》……”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很快正式启动，吴南生亲自负责这件事。起草工作重点有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端正对特区的认识，二是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大家大胆设想，特区首先应该是一个生产基地，产业是基础；同时还应该是一个“窗口”、“试验场”，中国能够通过这个“窗口” 观察外部世界的经济形势、科学技术、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引进、学习和向内地转移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此外，特区还应该成为一个培养和向内地输送人才的大学校。根据以上想法，大家先给这个新生儿起名字。名不正，言不顺嘛。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了自由加工区、出口加工区、边境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贸易出口区、出口特区等十多个名字，经过一番筛选，一致认为“经济特区”这个名称叫得响，与中央举办特区的初衷也最贴近。制定《特区条例》有三个难点：一是土地使用权。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土地年限都定得很长。土地使用权年限的长短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稳定与否的标志。规定使用年限短于别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对吸引投资不利。最后，土地的使用年限定为50年。二是土地使用费。这一项条例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但是确定了要低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地租的原则。三是税收。这方面，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差别很大，比如新加坡，对当地企业征收所得税高达40% ，但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外资规定免征所得税10年；香港工业企业利润所得税为17.5%.条例初步规定经济特区的所得税定为12% ，还可以酌情减免。一个月后，《特区条例》的初稿完成了。后来，该条例先后修改了13稿。《特区条例》文本完成后，在提交哪一级人大通过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特区条例》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文本名叫《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地方法规，在省人大通过就行了；地方法规提请全国人大通过，没有先例，也容易耗费时日，不如省人大来得快。吴南生在这个问题上属第一种想法。他主张该法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他的理由是：特区是全国的特区，立法应该有国家法律的权威。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特区的这种性质决定该条例提交全国人大通过比较稳妥。有一次在给谷牧同志汇报时，他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叶帅把吴南生的意见反映到了全国人大，他说：“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 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 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吴南生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他认为“经济特区”要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办法来创办，要在国家法制的框架内开创这一新事物。中国是有重人治、轻法治传统的国家。虽然有些时候人治有效率高的优点，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但是其弱点很明显，经常会出现人存政兴、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的现象。经济特区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决策，是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新事物，就不能因为人事变动而影响它的前途；而且没有法律保障，执政者个人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对个人的得失，吴南生并不是考虑很多，他那句“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的话语表明了心迹，为了改革开放事业早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对经济特区事业的命运却不能不考虑，他将个人的政治名誉与经济特区的前途连在了一起，特区兴，个人青史留名；特区败，个人留下骂名。有了法律制度的保证，就会大大提高这项试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深圳特区后来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争论和非议，由于多了一个法律保障，就没有那么容易否定特区。回头看，我们不能不佩服吴南生的政治智慧。经济特区立法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从国外投资者的眼光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用国际通行的思维考虑问题，在法律的框架下办事，使外国的投资者开始放心地向国内投资办厂；从国内各级管理者的角度看，经济特区这一事业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作出了决定，使经济特区的发展获得了法律保障，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事，原来不敢想的敢想了，原来不敢做的可以大胆地试，改革者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向前冲锋了。立法确实灵验。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长期困扰深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美国《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深圳的发展是一篇结构复杂的大文章，探讨深圳发展的路子可以写成一本巨著。但是，如果从创新的角度了解深圳发展的历史，我们最关注的是深圳的思想发展史。而深圳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数次重大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关乎深圳的发展，关乎中国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料。学术界将深圳发生过的争论归纳为六大争论。一是“建”与“不建”之争。虽然中央和国务院表示可以让广东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采取特殊政策，实行单独管理，邓小平也赞成。但是，当时一位副总理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广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地方隔离开。可能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广东威胁社会主义。而对于邓小平“特区”的提法，也有人反对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在“建”与“不建”特区问题上出现激烈争论，实质上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的政治分歧。有人认为，搞特区是复辟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时资本家夹着尾巴逃跑了；现在倒好要把资本家夹着皮包请回来。”有人认为，让工人到外资工厂工作是“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这场争论在1982年变得激烈。谷牧回忆说：“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暂时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是姓“社”与姓“资”之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骤变。由此触发了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并很快达到白热化程度。深圳再次被推到意识形态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北京一家杂志1991年2 月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的文章指出：“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同意见方的看法是：问题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错了，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这次又是小平同志发话定论：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针对理论界对深圳的非议，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三是“淘金”与“贡献”之争。1988年1 月13日，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全国知名的青年教育专家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 位同志和蛇口近70名青年参加。座谈会上，有几名青年对专家发言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例如，有一位专家说，个別人是“淘金者”，来深圳为了“捞一把”，经济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有青年反驳说，“淘金者”赚钱，没有犯法，不能说错：“淘金者”的直接动机是想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没有什么不好。再例如，一位专家说：“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应大力提倡这种精神和做法。”有青年反驳说，一些个体户这样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只有鼓励个体户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自己的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例如，一位专家说：“在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说明我们落后，我看着难受。” 一个青年评价说，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现在实行开放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外国的先进东西进来才叫落后。几位专家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表现出了激动和过度的反应。但是蛇口青年们却更加不买账，认为这应该是一场平等的对话，没有必要非得“你说，我听”。最后，专家索要了青年的名片，将这件事反映到有关领导部门。这就是当年影响巨大的“蛇口风波”。这场争论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论的焦点是讨论年轻的创业者到蛇口来工作，究竟是为了给自己淘金的私利，还是为了给国家作贡献的公心？实质上这是一次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判断问题。这场争论使人们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问题，看到了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 “蛇口风波”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其实是袁庚的表态。他说出了传遍全国的那段话：“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诵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大家就都可以谈。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这段话说的是“言论自由”问题。言论自由本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但是一段时间里大家好像没太注意这个问题，连我们的思想理论家们都对蛇口青年们直率说真话感到很不习惯。在蛇口风波中，袁庚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使人们突然注意到了这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是蛇口争论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四是“存”与“废”之争。1994年春，深圳第三次被卷入了一场大争论中。这次挑起争论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论点是深圳有无存在的必要这一重大问题。 1994年3 月，胡鞍钢在《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出“特区不该特” 的主张，要求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估。报告认为深圳的财政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中央必须对经济特区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政策。其结论是：中国的地区差距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发展，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特区却坐享其成。这些言论，得到了一些省市地区的强烈“认同”。一时间形成了对经济特区极为不利的舆论氛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亲自撰文批驳胡鞍钢的观点。1995年8 月7 日的《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他认为，中央建特区的用意不仅仅是为了特区本身，而是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布局。让特区先发展起来，辐射后发展的地区，带动全国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接着，《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3 篇评论员文章，其中一篇《棍子向谁打来》就是厉有为本人执笔的，触及到论战的实质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 “我们认为，这次争论事关重大，关乎捍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经济特区政策的大问题。”人民日报社为此论战发了内参。胡鞍钢能示弱吗？他迅速在香港、新加坡的报刊发表文章进行反击，他说：“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论争。”这场争论在1995年10月14日戛然而止，据说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干涉，要求停止争论。五是姓“公”与姓“私”之争。1996年风云再起，出现了姓“公”与姓“私” 之争。实质上，这是姓“社”姓“资”争论的延续，在第二场争论中由于小平同志下了定论，有些人的话没有说尽，不吐不快。起因是厉有为同志的一次发言。1996 年11月21日，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在校内的一场研讨会上，他发言谈了自己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他说： “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他在文章中提出八种公有制实现形式，指出股份制不是私有制，发展民营经济不是私有化，主张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主张介乎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社会所有制。这本来是厉有为在党校学习时的一篇研究文章，发言的场所是党校校内的研讨会。但是没有想到，有人抓住了这篇文章，扣上了“厉有为宣言”的大帽子，将他的文章说成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在京城掀起了一场“倒厉风暴”。对这场争论，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表态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于是，对厉有为的“大批判”被制止了。2002年，厉有为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他回忆到当时险恶的局面时心情十分复杂，感慨地说：“当时压力很大，感觉到改革很艰难。如果没有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校长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六是“特”与“不特”之争。2002年2 月16日，有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署名“我为伊狂”）的长文在《人民日报》网站上发表。文章作者名叫呙中校，是深圳一名金融证券和企业资本运作的研究人员。他在文章中提出深圳已经“不特了”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呙中校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的深圳变得发展迟缓、效益递减，其原因，人们的改革精神减弱、改革行动迟缓；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普遍的故步自封心态等。市领导的反应十分迅速。时任市长于幼军约呙中校见面，面对面对话。于幼军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深圳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由于深圳“先行一步”，拥有用好、用活和用足“特殊政策”的经验；也由于深圳“先行一步”，较早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拥有按国际惯例办事的经验；由于深圳毗邻港澳，有有利的地缘优势等等。这次争论是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取得了好效果。虽然许多人特别是市领导并不同意呙中校的观点，但是这篇文章确实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提出了深圳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重要问题。后来，市委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口号与这次争论有一定的关系。人们谈论深圳时喜欢谈论深圳的经济成绩。这可能因为深圳一开始以“经济特区”命名，好像发展经济就是深圳的使命；同时，深圳确实在30年中将边陲小镇建成了国际大都市，许多经济指标排名全国城市前几位。实际上从思想发展角度讲，以上六次争论都或大或小在全国产生了影响。黄树森主编的《深圳九章》一书中，对这六次争论形容是“六大争论，枪弹上膛，刺刀见红，堪称六大战役”。通过对深圳的争论，从政治家、理论家，到普通老百姓，明辨是非，探索真理，理清思路，统一认识。深圳的六次争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素材，提出了各种政治见解，又有实践经验作有力的旁证，从而启发了国人的思想，为全国改革开放视野的推进，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将我们的视野投向人类文明发展史，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地，深圳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就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新内容，最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西方理论家们十分重视深圳的经验。西方媒体评价说：“世界看香港，香港看深圳。”新加坡咨政李光耀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所起到的作用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六大争论问题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事实胜于雄辩。在我写这本书时，应该说基本上见分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深圳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都不再是一个问题。苏联杜马主席布雷津对深圳的评价最典型，他说：“香港是一只资本主义的好猫，深圳是一只社会主义的好猫。深圳是在邓小平亲手塑造的挂在共和国胸前的一枚大勋章。深圳的建设成果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胡鞍钢与深圳的论战，也有了结果：国家对深圳放水养鱼，深圳对人民羊羔跪乳。深圳给国家贡献了累计8800亿元的中央税收。近几年深圳上交国家税收每年超过2000亿元以上，比大多数省交的还多。深圳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胡鞍钢的责问。姓公姓私的争论也有了定论。理论界认为深圳在所有制经济上的探索非常有意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成功经验。深圳的经验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淘金，还是贡献”的问题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早年到深圳创业的人，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和目标，其中相当多的人的创业过程确实表现出一种“主观上为自己赚钱，客观上为社会作贡献”的效果。这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出现的价值多元化现象，为我们制定政策和进行思想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在深圳“特不特”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只有深圳人自己不努力而被抛弃。深圳面积只有两千平方公里，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最小的。但是深圳的GDP 指标排在北京、上海、广州之后为全国第四，人均GDP 全国第一（2008年GDP7806.54亿元，人均GDP13153 美元），深圳外贸出口总额连续16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200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999.55 亿美元）。单位能耗和污染全国城市中最低，深圳为建设低碳经济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创新事业，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是党和国家的一次创新举措。由于是创新，就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是创新，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可喜的是，深圳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走出了一条新路。深圳成功了。身为深圳人，对此深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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