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精研所：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同时挂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北京 大学精神卫生学院”，同时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的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 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精神卫生中心。 80年代我在北医读书时，学院路上还没几盏路灯，骑车上学一路可超好几辆马 车和拖拉机，校园周围是粪臭弥漫的菜园子，没几户人家。走进不张扬的校门，左 边是一道无人修剪的灌木丛，右边是一堵开有绿漆铁门的灰砖矮墙，院门白天开着， 朝里张望，绿树葱茂，闲适寂静，极少有人进出；麻雀唱，知了鸣，春天可见大朵 的粉花红花黄花白花，实说像植物园，虚说像桃花源。三个四方柱的水泥门垛上挂 了三块白底黑字的木头门牌，其中一块上写着：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校 内人简称它“精研所”。 起初我不知“精研所”是何种机构，“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会下意识将“精 神”二字跟“理想”、“思想”和“哲学”挂钩。后来才知，它是精神病院的雅称， 说白了就是“疯人院”。不过，我知道后虽感意外，但并没害怕，相反对这个松青 柏绿、花红柳翠的恬谧别院充满好奇。那年代我纯属文艺青年，看什么都透过文学 滤镜，特别是看了电影《飞越疯人院》后，很想了解墙后的世界。我意识到，院里 的寂静是因为有许多门锁着，锁着的门后有许多离奇的故事，而且是“正在进行时”。 1988年北医试行教改，推出三个月科研实习的小学期，每个实习生可以随意选 以后想干的科室。女生多选呼吸、消化、内分泌或儿科，男生多选普外、神外、泌 尿外或骨科，只有我爆了冷门，选了别人都不乐意去的精研所，而对我来说，这是 觊觎已久了的选择。当时，中国正在兴“弗洛伊德热”，我囫囵吞枣地读了《梦的 解析》，更认定这地方离文学很近。三个月我连做两个课题，先是跟李丛培教授做 司法鉴定，后跟方明昭教授出性变态门诊，那时这两个课题都很前沿。 李丛培是天津人，1925年出生在日趋没落的官宦之家。40年代他抱着“科学、 民主救国”的梦想到北京大学读书。1950年，精研所的前身——“北医精神病院” 在西安门大街路北的一条不起眼的死胡同内成立，李丛培是第一个去报到的人，随 后到职的有钟友彬、许又新、赵传绎，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精神病学领域的名医大 家。1954年，李丛培创建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小组。实习期间，我每天都要面对警车 押去的犯人，有纵火犯、爆炸犯，也有已被“废罪”了的流氓犯。在我印象中，李 教授对谁都一样和蔼，不紧不慢，机智逻辑，不带主观情绪，似乎根本没看到对方 腕上冰冷的手铐。的确，在一位司法鉴定专家的眼里，不该抱善恶之见，只有精神 病和非精神病之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一位医生在临床思维上排除主观 主义思想的影响，确实需要历练。 司法鉴定不仅鉴定活人，还鉴定死人。我就遇到这样一例：被鉴定者是个“文 革”前被正法了的“现行反革命”，要求做鉴定的是死者家属。死者是解放前夕随 军投诚的国民党兵，解放后当了解放军。有一次与班长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卸下枪 栓扔进茅坑，被以“破坏革命武器罪”判刑，后因在监狱墙上书写反动标语被加判 死刑。李教授调来厚厚几大摞发黄的卷宗，逐页翻看，不是审讯记录，就是认罪交 代，随着坐牢时间推移，坦白的罪孽逐渐升级，最后不仅供出哥哥是逃往台湾的国 民党高官，还交代自己受过日本特务训练，曾在重庆刺杀过《新华日报》记者…… 但经调查，这几条罪无一属实，死者哥哥一直在家务农，他供认的刺杀案根本不存 在。最后李教授做出“精神分裂”诊断。鉴定结果虽不能让死者复活，但至少通过 为死者平反，卸下了家属背负的精神包袱。 李丛培不仅是司法鉴定专家，更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大夫，关注病人，尊重病人， 不仅获得病人信任，也得到了回报。60年代，他治过一位强迫性人格障碍的年轻人， 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病人连换几趟公车才追上他，没完没了地向他倾诉。后来在李 教授的指导下，年轻人的病症有了很大好转，不仅当上了劳模，还当了农场场长并 娶妻生子，经常举家去门诊探望恩人。“文革”初期，李丛培出诊时遭到报复性殴 打，昏迷在地，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守在身边的竟是那位患者。年轻人 “怒形于色、泪流满面”的样子叫老人至今难忘。 方明昭是山东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医疗系，经过一年的“四清运动” 后被分到北京，既赶上精神病院从一院迁到三院，也赶上“文革”爆发，经历了最 荒诞的岁月，也参与了灾后复兴。我在精研所实习时，他除了做司法鉴定，还研究 酗酒与成瘾、性心理障碍和自杀干预。在他的指导下，我做了十四例性变态的心理 分析与行为治疗，包括窥阴癖、露阴癖、摩擦癖、异装癖和现在已不再统划为病态 的同性恋，单讲那段经历就能写本书。现在回想，当初能跟方教授做这个课题，真 是很酷很潮很先锋！非但没有吓着我，反而加深了我对精研所的兴趣。那里的故事 不仅离奇，情感色彩浓重，而且离生活和文学都很近。 时隔二十多年，为了采写这篇报告文学，我以作家身份再进精研所。当年的 “桃花源”已经荒芜，精研所也“与时俱进”，搬进与三院毗邻、面积上万平米的 六院大楼，在精研所的历史上画了一个句号，并另起了一行。 回顾精研所历史，还要追溯到70年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二 战”。日本人查封了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医生被赶走，病房变兵营，不少协和医 生被请到北医，美国博士毕业的原协和脑系科主任许英魁就是其中一位，他于1942 年8 月在北医创建了神经精神科，大夫护士总共九人，门诊设在西单背阴胡同北大 医院西侧，国民党军阀万福麟的花厅，桌椅、病床都由许教授亲手设计。门诊刚开 业，许多天过去无人问津，原来老百姓对精神病、神经病毫无概念，一听“神经病” 就避之夭夭。许教授找来笔墨写了张科普告示，说“主治嘴歪眼斜，抽风，半身不 遂，中风不语，头脑不清，遗精早泄”，病人这才逐渐增多。随后，他在北医开了 神经精神病课，并开辟神经精神科病房。尽管沦陷期间条件艰苦，人力有限，精神 科病房曾被迫关过一段，但医生们从未放弃过临床和教学。1945年8 日，日本刚一 投降，神经精神科的工作就立即恢复如旧。 1951年，北医在西安门大街28号建立了自己的精神病院，病床从背阴胡同时的 10张增到60张，并请来留美归国的精神病学家伍正宜教授任精神科主任，很快人才 济济，成果连连，当时沈渔邨创立的人工冬眠法和许又新研制的健脑合剂，至今仍 然用于临床。 1966年6 月6 日，在毛泽东批准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广播、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的第五天，北医精神病院的医护人 员迎来一个期盼已久、自以为吉利的喜庆日子——精神科正式从一院迁至三院，从 憋屈的死胡同搬进三院门诊部后一幢新盖的四层红砖楼，不但有收费处、药房、候 诊厅、办公室、治疗室、检查室、化验室、配膳室、图书馆，还有专为重症病人设 计的候诊室，设备和器械都是新的，“鸡血石”的水磨石光亮如镜，庭院里有篮球 场、跑道、藤萝架和白杨树，树荫下摆着石桌石凳。 可是好景不长，如火如荼的“文革”几乎把医院闹瘫痪，精神科被改称“五连”， 四楼病房专关“黑帮”、“走资派”，三楼病房成了大串联的专用病房，一楼病房 一度被运动医学科占用，门诊变成了护校宿舍，病人食堂变成了中药车间，病人衣 柜被搬进职工浴室，有人被调走，有人下放到大西北，即使剩下几个人，有的还被 红卫兵揪斗。更难的是，全国大批精神科的“三大洋斧头”——氯丙嗪、胰岛素和 电休克，医生们为给患者治病，不得不拎着脑袋顶风作业。李丛培大夫则另有苦衷， 有的病人患恐惧症，怕雷声怕风声，被当成“反对学雷锋的现行反革命”，若想如 实给这种病人写司法鉴定，要冒着“包庇反革命”的风险。 全国学习解放军时，江苏泰州某部队发明了“五针齐刺”，将病人绑在手术台 上，五名大夫各执一根长粗针，同时刺捻病人的人中和双侧的合谷、涌泉穴半小时， 直到病人疼得大汗淋漓，嗷嗷求饶。“五连”虽也派人去取经，但取回来后并不推 广，始终拒绝惩罚病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了保护病人，住在医院的职工和家属与患者同住抗震棚， 继续看护治疗。直到“文革”结束，三院精神病科才恢复建制，1980年3 月，北医 精研所成立，50年代留苏回来的沈渔邨教授出任所长，精神病学科的教研迅速步入 正轨，两年之后，精研所院门外的灰墙上添了一块黄铜字汉白玉石牌：世界卫生组 织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沈教授亲任中方协调员，从而推动精神病学科与 世界接轨。 1992年，精研所迁到现在的新址，鸟枪换炮，楼宇高大，病床从100 张增到200 张，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特为新址题字，“发展精神卫生事业，造福人类与家庭”， 精研所同时挂牌“北京医科大学第六医院”，五年后被评为市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从那之后，原来的桃花源日渐冷清了，如蝉蜕的壳，像褪了色的老照片。这次采访 我是去六院，但仍怀着“一进宫”时的兴奋与好奇，想为“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 为这个普通人不太了解的特殊群体造像。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