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名医不是速成品。从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到合格的临床医生，需要经历漫长的实 践，文火慢炖，需要严师、良好的土壤和氛围。而协和恰恰给了王爱霞这些。 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制是协和育才的最重要制度之一。在“老协和”严格的 淘汰制下，每年有1/3 的人要被解聘出局另寻出路。如果将住院医师的培养比喻为 “宝塔”模式，总住院医师就是这个“宝塔”的尖儿，每年只有一人在残酷的总住 院医师遴选中胜出。自1924年协和医学院有首届毕业生以来，按照担任内科总住院 医师先后顺序，排在前14位的依次是：张孝骞、刘士豪、杨济时、谢少文、吴朝仁、 钟惠澜、朱宪彝、卞万年、陈国桢、邓家栋、王季午、马万森、郁采蘩、朱贵卿、 章安从。这些当年的“老总”后来都是名垂中国现代西医学史的学科奠基人。 王爱霞的成长离不开“老协和”的总住院医师制度。她的总住院医师训练是直 接在中国现代内科学泰斗张孝骞教授的麾下完成的，1960年和1972年先后两次，时 长共一年半。 可是在张老手下当总住院医师并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协和规定，“老总”的职 责与住院医师明显不同，不再具体地负责某一位病人的诊治，而是担任科主任的助 手、全科事务总管，直接向科主任负责，协助主任处理科内一切医疗和事务工作， 配合病房主治医师，帮助、监督住院医师完成日常的病房工作，并保持科室良好的 医疗秩序。总住院医师需要熟悉科内所有病人的病情，经常向科主任请示汇报，并 协助挑选适合用于教学的病例，作为教授查房或课堂示教之用。 张孝骞是“老协和”强调的“三基三严”的典范。现存有关协和的诸多典故都 在讲述这位老人查房时的严厉，常就某一个疑难病例或他感兴趣的病例突然发问。 “某某某床病人，我上周看的时候怎么样，现在情况如何？”。“在张主任手下做 总住院医，一点都不能偷懒，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各项 化验检查结果必须倒背如流，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虽然经常挨主任批评， 但感觉那个阶段是自己成长进步最快的。”在张主任手下做总住院医师的那段时光， 令王爱霞每每难以忘怀。 提起几十年前的张孝骞主任、传染组组长李邦奇仔细查体的典故，王爱霞清晰 地记着每个细节，讲起来滔滔不绝。 一天，急诊来了一位农民兄弟，发热，皮疹，黄疸很重。王爱霞非常仔细地查 体，仍感难于诊断。她觉得这次自己已经准备很充分了，于是信心满满地请张主任 到急诊帮忙看病人。张主任到了，把病人裤子轻轻一褪，腹股沟部位立即显露出一 块完好的皮肤，主任扔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喏，斑疹伤寒的典型体征。”就这一 块巴掌大的地方没查到，王爱霞傻眼了。 一位眼球鼓出、视力受限的病人被王爱霞从急诊收进了内科病房。张主任查房 后质问：“为什么没请神经科收住院？这不是典型的海绵窦血栓吗？”王爱霞申辩， “神经科、眼科会诊过了，都说不是他们的事。”“那你就要拿出证据来说服他们 呀。”张主任甩下一句话又转身离去。王爱霞一人留在病房百思不得其解，“教科 书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病，老主任却说是最典型的。最要命的是，我上哪里找到让神 经科心服口服的证据呀？”后来这件事当然办了，这绝难不倒聪明的王爱霞。 一位病人因发烧待查入院，连续高烧，神志不清。“这个病人我从头到底查了 一遍，自认为查体已经非常仔细了，可为什么还是找不到病因？”王爱霞想着，就 到楼上把内科传染组组长李邦奇大夫请下来会诊。李大夫到了后，正常体位查体， 一切正常，又把病人翻了个身，趴下裤子，屁股上一摸就摸出问题了。 “臀部你查了吗？”李大夫问。 “没查”王爱霞说。 “那你来查一下吧。”李大夫说。 王爱霞伸手一摸，臀部深部脓肿，立即服气，赶紧问，“要空针吗？” “是”李大夫答。 “马上去拿。要不要麻药啊？”王爱霞又问。 “你觉得还需要吗？病人都昏迷了。”李大夫反问。 皮肤消毒后，九号针照着臀部扎进去，随即抽出来一管脓。李邦奇说，发烧大 概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屁股上这个地方老打药，皮下脂肪发生了坏死和感染， 两边各抽出来100 毫升脓，第二天病人体温就降下来了。 “查体没仔细啊，总值班！连臀部脓肿都没看出来，能行吗？” 王爱霞又挨了顿训。可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让她成长得特别快，经 年累月的临床浸泡，练就了她扎实的临床基本功。 “老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每天早上的内科交班会上向主任们汇报前一 天科里总共收来多少病人，急诊和重病人有哪些。王爱霞至今清楚地记得1960年自 己第一次向内科大佬们汇报工作时的情景。当时的内科主任、副主任分别是张孝骞、 血液病学专家张安教授、心血管病学专家方圻教授、呼吸病学专家朱贵卿教授。 “正说着呢，看到张安教授低头看了下表，我就知道时间过了，太啰嗦了，赶紧打 住。”王爱霞回忆。 有空就到病房看病人、仔细查体不漏过任何细节、拿证据说话，王爱霞的这些 好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并在师长们严格要求的环境下逐步得到了强化。 一天早晨，王爱霞被张孝骞主任叫到办公室，“林主任（林巧稚）来过了，说 她们科的一位病人需要转内科而你不收，为什么不收？”王爱霞急忙解释，“头一 天我已经看过了，病人是急腹症，停经40天，宫颈有举痛，虽然尿液蟾蜍试验（一 种关于是否怀孕的检查）目前是阴性，但不能排除宫外孕，我已经请她们继续做浓 缩尿液的蟾蜍试验了，如果结果阴性，我明天就收”。听了解释，张主任判断王爱 霞处理得没错，他放心了。从张主任办公室出来，王爱霞一直等着妇产科叫她，但 等到中午也不见妇产科来人。她直奔妇产科病房，没找到病人，接着再到妇科实验 室，实验室的人说，浓缩尿液结果呈阳性，病人已上了手术台。听了后，王爱霞会 心地笑了。 张主任教训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刻在王爱霞脑海里，亲传的招数自己已经娴 熟应用了。在协和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王爱霞的临床能力一步一步地夯实，开始 在内科领域崭露头角。 一个医生好不好，衡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协和人来看，首先是能不能看好 病，能不能为病人解决问题。张孝骞本身的专业是消化，但知识面极广，感染、血 液、心脏、肾脏及遗传等无所不通。一次王爱霞跟张主任说，“总值班会议结束后， 我得去写一篇东西。”张主任说，“你把这件事给我先搁下，写文章不是主要的， 你得把病人给我看好了，这才是主要的。” “文革”期间张孝骞主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业务工作一度中 止。但当他在1972年重返工作岗位时，钦点的第一位总住院医就是已经当了9 年多 主治医的王爱霞，这就是王爱霞二度出任协和内科“老总”的原因。 80年代初，已是八旬老人的张孝骞教授每天仍要拄着拐杖来医院上班，每天负 责接送他上下班的是做了30年内科秘书的马宁。马宁说，“张主任从不轻易表扬一 个人，但他曾多次情不自禁地跟我说，王爱霞真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同样看好王爱霞的，还有方圻教授。王爱霞来协和的时候，受命借调到黑山扈 与著名心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一起创办解放军胸科医院（现阜外心血管医院）的 方圻教授也于同年回到协和，担任内科副主任，为张老分担一些科室管理工作，所 以对每位住院医师的情况比较熟悉。出类拔萃的王爱霞早已跳入他的视线。“她和 同年协和毕业的吴宁、朱元珏能力一样强，是外院毕业生中最强的，我非常欣赏王 爱霞。”方圻说。 协和培养临床医生的目标是首先有一个扎实的内科基础和临床综合能力，然后 每个人再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王爱霞最初的理想其实是当一名心血管病医生。 晋升为主治医师后，该进专业组时，张孝骞主任安排王爱霞先后到病理科学习 一年，到肿瘤医院进修细胞学，到基础所学习染色体技术。她找到张主任表达了自 己的想法，主任一声没吭。原来当时协和正在筹建内科遗传组，主任对她的这种安 排，正是有意让她今后搞遗传，当时遗传学在国外方兴未艾，但在国内却属于空白。 没过多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遗传性疾病被某些人认为发病率不高， 是资本主义的疾病，可叹一个学科的发展躲不开政治的冲击，竟短命夭折了。“如 果从60年代开始搞遗传，这几十年下来，一定会相当了不得的。”想起往事，王爱 霞未免有些许遗憾。 1972年，同样还是张主任的安排，王爱霞入组传染组，开始了在感染性疾病领 域40多年的长途跋涉。 1979年底，王爱霞作为高教部派出的第一批学员，到澳大利亚墨尔本WEHI研究 所和传染病院进修肝炎和免疫学。凭着中学时就打好的英文功底，她经过两个月的 语言培训就直接进实验室工作。期间她还担任了导师会见中国朋友时的义务翻译官。 两年时间里，她跟随国际传染学界两位著名的导师Dr.mackay 和Dr.Gust ，系统学 习了甲肝、乙肝、丙肝血清核心抗体曲线和IgG 、IgM 抗体技术，论文发表在国外 杂志上。更有意义的是，她在这里遇到了世界著名的细胞克隆技术专家Donald Metcalf 教授。在这位升白细胞药物G-GSF 发明者的指导下，王爱霞意外地接触到早期细胞 克隆技术，这为她1989年在国内首先报道并制备G-GSF 单克隆抗体和检测试剂盒、 1996年制成TNF 的单克隆抗体打下了坚实基础。1996年她所完成的“C-CSF 单克隆 抗体和试剂盒制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再后来，王爱霞任协和医疗委员会主任、内科学系副主任、内科传染组组长、 外宾医疗科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分会主任委员和两届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感染和化疗杂志》及《中华传染病杂志》副主编。还是著名的中央保健专 家，2000年、2005年两次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此外，她还主持 了20多个临床药理实验项目，先后发表论文100 多篇，参与主编了《内科疑难病症 百例》《现代内科学》《现代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等专著。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