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57年4 月8 日，上海。 晚上8 点40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从著名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畔的苏联驻上 海领事馆内驶出，沿着外滩的中山东一路疾驰片刻后，拐上了福州路。这辆轿车前 面两侧那对闪烁着金属光亮的旗杆上，飘晃着一面小小的由镰刀、锤头和闪耀星星 组成的红旗，表明这是苏联驻华领事馆的轿车。在那个轿车稀缺的年代里，如此一 辆轿车招摇过市，足可吸引沿途几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尔加轿车驶至位于福州路185 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大门口停了下来。上海 市公安局这边显然已经接到过苏联领事馆方面事先拨打的电话了，警卫当即放行。 但伏尔加轿车在驶进里面的大院停下，让里面的三位苏联男子下来后，即被警卫示 意退出大门，在马路对面泊车等候。 从车上下来的三个苏联男子，一律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若仔细打量，就会 发现其中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似乎有点蔫。 这三位苏联男子随即被引领进入了底楼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外事警察招呼他们 坐下后，其中一个用俄语客气地开腔道：“三位苏联同志，你们好！请问发生了什 么事情？我们从电话中听说有一位索洛也夫同志似乎遭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个神情有点蔫的男子点点头：“警官同志，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钱包被人 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护照递给警察检查。 警察看了护照，随手在本子上记下了姓名、号码，然后问道：“钱包被偷了？ 里面有些什么物品？” 索洛也夫于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陈述了一遍——索洛也夫是莫斯科民用建筑设 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四个月前受沈阳市邀请，前来中国指导建筑业务工作。一周前， 索洛也夫的指导工作结束了，东道主根据事先约定，为他提供了一次游览北京、西 安、南京和上海的机会。本来，东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为了减少中国 方面的开支，可能还有独自行动自由的想法，婉拒了这个提议。于是，这位四十岁 的苏联工程师告别了东道主，从沈阳来到上海。根据计划，他准备在上海逗留一周 后，前往南京、西安游览，然后到最后一站北京市，游览中国首都后从北京返回莫 斯科。 索洛也夫抵达上海后，从北火车站乘坐出租汽车来到了由沈阳方面替他预订的 位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下榻。入住后，索洛也夫洗了个澡，然后睡了一觉，醒来 已是5 点多钟。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不免对这个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心 存向往，于是出了饭店大门，朝西藏路方向信步而行。不一会儿来到了国际饭店前 面，这幢建筑物当时是上海、也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后必须要去 看的一个景点。索洛也夫来自海外，对这种二十四层建筑物自然不放在眼里，但他 在苏联听说这家饭店的烹饪技艺非常好，于是就决定去品尝一番。 索洛也夫在国际饭店吃了一顿美餐后，出得门来，原是想叫一辆出租汽车返回 和平饭店的，但是，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很少，尤其是一到晚上，马路上更是难得 一见，于是他只好打消念头，还是以步代车，慢慢地往回走。走得没多远，看见西 藏路口的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还在营业，突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进去，从底 层卖自行车的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走着看着，一直看到四楼的乐器柜台。 乐器柜台那里正在接待几位顾客，他们要购买手风琴，却又不会摆弄。索洛也 夫能听懂简单的汉语，当下连看带猜立刻明白了情况。正巧他于手风琴算得上是一 个行家，于是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挑选，还拉了几首曲子试音。那时候正是民间称颂 中苏友谊的黄金时期，中国老百姓通常都把苏联人尊为“老大哥”，当下那几位顾 客对索洛也夫甚是感激，其中一位见“老大哥”胸前挂着照相机，便提出要跟老大 哥合影。索洛也夫自然点头，于是就请营业员替他们拍摄了一张。索洛也夫还请合 影者留下了地址，说他回国把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们。 这么一折腾，索洛也夫的情绪兴奋起来了，离开第一百货商店后没有直接返回 和平饭店，而是去了外滩。上海外滩当时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聚集了20世 纪世界多国各种风格的建筑物，这对于索洛也夫这个建筑专家来说，自然具有非同 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黄浦江一侧的江堤上转悠着，不时举起照相机拍摄相隔一条马 路之遥的那些建筑物。 忽然，索洛也夫发现有路人朝他指指点点，初时并未在意，渐渐感到似乎不对 头，于是顺着对方的目光所视方向检查，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他肩上挎着的 那个鲨鱼皮挎包的侧边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约三四寸长的口子！ 索洛也夫连忙拉开拉链检查，这个挎包里面还有夹层，夹层口袋里放着的护照 还在，他松了一口气。但是，夹层外面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钱包里，有索 洛也夫这次旅行随身所带的全部现钞，大约有3000多卢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当时的苏联卢布是一种很坚挺的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大约在1 卢布 兑换3 元多。3000多卢布相当于大约10000 元人民币，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在1957年的中国，那实在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了。而丢失了这样一笔款子，即使 对于经济收入不算差的索洛也夫，那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而且，最重要 的问题是，索洛也夫没了这笔款子，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 了问题，而且连回国的旅费也没有了。 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知这应该怎么办，顿时急得满头冒汗。围观的 上海人中有见过世面的，便给索洛也夫出了个主意：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就在咫尺之 遥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那边，你可以去向你们的领事馆求援。 索洛也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便去了苏联驻上海领事馆。 苏联领事馆的官员此刻已经下班了，但是一听索洛也夫发生了这种事情，还是 立刻接待了他。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让索洛也夫把事情的全部过程一一叙述后，说这 事发生在上海，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中国警方予以立案侦查，追回赃 物。 苏联领事馆这边于是立刻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电话联系报案事宜。黄浦 公安分局告诉打电话的这位领事馆官员，说根据规定，在上海市范围内发生的所有 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报案，然后视案情统一布置侦查。这样， 苏联领事馆这边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让苏 联失主本人亲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报案。这样，索洛也夫就由苏联领事馆的两名官 员陪同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接待索洛也夫的警察听他如此这般作了一番陈述后，立刻制作了一式两份中文 笔录。由随同索洛也夫来的那两位官员将内容直接向索洛也夫翻译后，索洛也夫认 为没有出入，于是就签下了姓名。 至此，索洛也夫完成了报案程序。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说：“这个案子我们可 以立案侦查，一俟突破，将立刻向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报，请领事馆方面向您转告。” 值班的两名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报案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 这种扒窃案件不能列入类同命案那样的特急案件范围，本来他们可以留待次日交班 时再报告，但考虑到案值巨大，所以，还是立刻将情况向局值班领导作了汇报。 局值班领导闻讯，吃惊不小，这倒不是仅仅由于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对此案件 感到奇怪：在即将过去的一天里，这种涉外扒窃案件竟然已经发生了三起，而且受 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前两起案件，是这天中午12点半和下午3 点20分接到报案的，失主分别是苏联 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这两位都是在游 览南京路时不知不觉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携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样被划 了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幸亏损失不大，不过100 多元人民币；柯切托夫的钱包 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里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钱不到100 元人民币，但他那援华专家 证却同时被窃了。这两位在发现失窃后，当时就找了正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 在交警的指点下，直接去市公安局报了案。 如果没有晚上发生的案值巨大的索洛也夫失窃案，也许还不会引起警方的特别 注意。但是，索洛也夫案一发生，这位尽管不是抓治安刑侦工作，但已经了解白天 发生的那两起涉外扒窃案件情况的领导，还是感到奇怪并且吃惊。这是因为，他是 市局党委参与制订市局内部文件《关于加强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安全保卫 工作的决定》的领导之一，是了解伏罗希洛夫访华背景的。 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1 月6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函件，该函件全文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 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 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 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 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1957年1 月6 日于北京 伏罗希洛夫在收到毛泽东的上述邀请函件后，于1957年1 月18日复信毛泽东， 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 月15日至5 月5 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邀请一位外国人来中国访问，被邀请的又是当时与中国 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大哥”苏联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不难理解，这应该是一次何等 重大的外事活动。为此，从中央一直到各个将被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的城市，都是 特别重视此事。中共上海市委还特别为此举行了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做好安全保 卫和接待工作。上海市的各相关机构与部门也多次开会研究具体事宜，作为唱安全 保卫工作重头戏的上海市公安局自是格外忙碌。 正因为如此，所以，今晚担任值班总负责的这位局领导面对着一日三起都是针 对苏联人的扒窃案件这一情况，感到吃惊，暗忖这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故意而为。 他正在办公室抽着烟紧拧着眉头考虑着时，门口的警卫打来电话报告有市委领导前 来检查工作。 来的这位领导，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 柯庆施在上海主政时，有时喜欢出其不意搞微服私访，亲自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 把下面的头头脑脑弄得狼狈不堪，有的甚至为此还丢了乌纱帽。当时上海的一些干 部用沪语给柯大书记的这一举措起了个名字叫“闸差”，意即用“突然袭击的方式 检查基层领导是否在位忠于职守”。 这天，柯庆施可能出于对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上海市的安保工作的关心，晚上 突然来上海市公安局“闸差”了。轻车简从，就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兼司机） 一位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 当时他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出了名的“冷面书记”，柯书记面对下属时，脸 上难得露出微笑，说话也简而又简。这天因为有张春桥陪同，所以跟市公安局的值 班领导的对话主要是由张春桥进行的。柯庆施要了解的是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时的 安保准备工作，所以，这位公安局领导也就如实汇报了一番，顺口就把当天一日三 次受害者都是苏联人的扒窃案提了提。柯庆施当时听着也没有吭声，很快就离开了。 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匆匆 赶到市局来了。原来，柯庆施回去后就此事给黄赤波打了电话，指示对这三起扒窃 案迅即进行侦查，务必查清楚是何人作案，为何选中苏联人下手。 这样，黄赤波局长自然不可能再待在家里休息了，当下便马上赶到局里，查阅 了报案记录后，下令连夜组织专案组对三起涉外扒窃案进行侦查。鉴于这时离伏罗 希洛夫访华仅剩一周时间了，所以要求专案组必须在三天之内破获案件。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