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拐劫儿童案

　　　　　　　　　　　　　　　　第七章这时是5 月14日清晨6 点，离冯基平副局长规定的破案期只剩十个小时了，可是线索却查不下去了。这下，不单是专案组长吴福鑫了，其他侦查员也都着急了，都盯着组长，目光里兜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下一步怎么走？吴福鑫说咱们大伙儿吃早餐吧，我请客，小王、小马去外面买包子，就在办公室吃，边吃边议议，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早餐还没吃完，已经分析出结果了。众人认为，没有一个三轮车工人承认看到过“许姨”的原因，应该不外乎两种：一是那个在医院门口看到过“许姨”的三轮车工人故意隐瞒不说，二是骑着那辆三轮车营运的那人并非专职三轮车工人，而是客串这份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三轮车行业中经常有，三轮车工人通常是按天为单位向车铺老板交纳份钱的，而租车却是按月计算的，如果某个工人哪天临时有事或者生病了不能出车，当天的份钱还得全额交纳的，这种管理办法跟今天的出租车行业相似。这样，这个三轮车工人为了减少损失，就会临时请一个人代替自己出车。没有查到有人碰到过“许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后一种。这样，专案组就作出决定：针对第二种情况，立即再次进行排查。特急协查通知下达给全市派出所后，专案组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上午9 点，冯基平副局长也打来电话询问昨晚的排查情况，吴福鑫汇报了最新情况后，提出规定的时限可能有点紧张，请求领导给予适当宽限。冯基平说可以，我给你们二十四小时宽限吧。中午12点过后，消息终于传来了：崇文区“国奋车行”的三轮车工人富根峰昨天为帮助朋友料理丧事，歇工一天，把三轮车交给其弟富根林营运了，经了解，富根林昨天出车至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门口时确实遇到过“许姨”。富根林于是马上被专案组派车接到了海淀分局这边，吴福鑫亲自向其当面了解情况。据富根林说，他是煤球厂工人，昨天歇班，正好哥哥要去帮朋友料理丧事，于是就顶班。中午前他拉一位客人去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在门口客人下车后他上车骑着空车准备离开时，看见许姨在买冰糖葫芦，他就随便打了个招呼，不知怎么的许姨轻轻应了一声后，看了他一眼竟然没有答理。他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又仔细看了对方一眼，确认是许姨无误，心里就有点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吭声，骑车离开了。那个被唤做“许姨”的女人，是富根林的老婆丁粉铃娘家的邻居，富根林有一段时间常去岳母家，因为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见得多了也就熟了。许姨的名字叫什么不清楚，听说是当小学老师的。查到这一步，那当然就难不倒专案组了。送走富根林后，吴福鑫当即下令：三名侦查员立刻去崇文门外大街“许姨”居住地派出所了解情况，暂不跟其当面接触，一获情况马上报告，等待候命。三名侦查员很快就摸清了情况：那个烫发女子名叫许关姿，37岁，小学老师，其前夫系国民党军官，已随“国军”败逃台湾。许关姿系“一贯道”成员，属于道内一般道徒，解放后向派出所作了登记，未听说有过什么活动，政府取缔“一贯道” 时，她参加了崇文区教育口“一贯道”成员集体宣布退道仪式，算是已经退出“一贯道”了。吴福鑫接到电话后，想了想，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你们三人悄然去一趟许供职的小学，向校领导了解一下许最近的动向后再报。去学校调查的结果是：许关姿自劳动节后未去学校上过班，她向学校交了一纸病假单，上面写着患了肝炎，病休一月。到这一步，那就得跟许关姿当面接触了。吴福鑫遥控指挥三个侦查员如何如何去访问一下许关姿的家属。侦查员于是登门拜访，只有许的婆婆在家，说许关姿已经多日没有回家了，也没有消息。你们急着要找她的话，可以去问问我儿子。儿子就是许关姿的丈夫了，姓金。侦查员先向居委会了解了金某的情况：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当会计，是一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在家里一切都是由许关姿说了算，她想怎么就怎么，丈夫、婆婆只要开口发表意见，必是一番大吵。再去找金某，他说许关姿确实是请了一月病假，不过好像没有生肝炎，因为之前未见有什么症状，也没听她说过有什么不适，之后他提出是否需要采取分食制而预防传染，被老婆坚决拒绝，还挨了一顿恶骂。至于许的去向，他估计是去跟其结拜了姐妹的小曹那里去了。侦查员当然要问小曹是什么人，于是获知小曹名叫曹晓萍，出身资本家家庭，原与许关姿一样是当小学老师的，前年已经辞职，听说赋闲在家当家庭妇女。曹的丈夫叶弼臣是做药材生意的，听说还与其父一起在前门外开了家不大的中药铺子。许关姿与曹晓萍的关系很铁，交往极深，两人无话不谈。那么，曹晓萍夫妇是否参加过“一贯道”？金某说那二位都是“一贯道”成员，许关姿就是经叶弼臣的介绍而进了“一贯道”的。侦查员又请金某详细叙述了曹晓萍、叶弼臣的长相模样，听下来感到叶弼臣好像就是那个参与绑架姜美丽的男子，而曹晓萍，则被怀疑就是那个向被拐劫的儿童作询问并教他们识字的长辫子女子。侦查员最后又向金某打听曹晓萍夫妇的住址，金某说曹、叶夫妇住在崇文区东珠市口一所不大的道观的隔壁，具体门牌不清楚。侦查员随即向吴福鑫打电话报告了调查情况。吴福鑫经过片刻考虑后，让三个侦查员在原地等候，他派老范、小王过来，五个人一起去曹、叶夫妇的住宅看看。老范、小王过来后，五个侦查员就一起去了东珠市口，还是先找了派出所，初步了解了一下访问目标的情况，户籍警说知道那对曾经参加过“一贯道”的夫妇，但没有听说居委会和群众对他们有过什么反映。老范说这样吧，现在你带我们去看看，至于理由嘛，就说是教育局的，去找许关姿的。到了那里，我们视情而定吧。于是，户籍警就带老范他们往曹、叶夫妇家那边去。走着走着，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经过马路旁边一块凹进去的停着七八辆汽车的空地时，户籍警说前面那黄色墙壁的地方就是五通观，过了五通观就是你们要去的那户人家了。正说着，一个侦查员忽然发现空地上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正动手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的前盖打开，大概是要检修，不禁心里一动，悄悄对老范说，这主儿别就是参与拐劫儿童的那个司机吧？老范定睛一看，那人果然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西裤，上身的西装脱下了，穿着一件劳动布工作服。 “过去！”老范一声低喝，几个人便快步朝轿车走去。那男子正俯着身子用扳手鼓捣着螺栓，没有留意到已经连人带车被围住了。小王发现驾驶座上有一件米黄色的西装，于是就咳嗽一声。男子这才发现情况似乎不对，还想佯装无事一般，但老范已经开口了：“行了！站好了，问你话！” “你们几位是……” 穿民警制服的户籍警从他身后闪了出来：“警察！你老实点！” 男子的脸顿时变得煞白，老范让他坐进车里，他和户籍警也上了车，几个侦查员就站在轿车旁边。简单的讯问就在车内进行，男子供称他叫朱大维，系石家庄 “刘凯宾纱厂”老板刘凯宾的司机，奉老板之命开着这辆轿车前来北京听曹小姐的差遣，参与了对多名儿童的绑架。曹小姐自然就是曹晓萍了。那么被拐劫的九名儿童现在何处？朱大维交代说那些儿童全部在前面曹小姐家里。那里有多少人？哦不多，就三个，除了曹小姐，还有她的丈夫，以及一位许小姐。一副手铐将朱大维铐在了车内，留下一名侦查员看守着，其余几位当即直扑目标。没有料到的是，那个叶弼臣竟然有手枪！他在后面屋里见前往应门的许关姿去而不归，心里顿生疑窦，便往外来看。在院子里跟正往里扑的侦查员撞个正着，见势不妙，手往怀里一伸便掏枪。说时迟那时快，老范、小王已经亮出手枪对准了他：“不许动！” 那时候，国家已经有了执法人员持枪规定，侦查员通常外出执行调查使命时是不能携带枪支的，如有必须携带的任务，必须经领导批准。吴福鑫先前接到那三个侦查员的电话后，让他们稍等，待老范、小王过去会合后再一起前往东珠市口，就是考虑到万一碰上当面企图实施武装对抗的案犯，得有手枪对付才行，因此，就让老范、小王带上手枪前往。吴福鑫的这一个考虑现在就显出了预见性，否则，还不知会闹出怎样一个场面哩。侦查员制伏叶弼臣后，另一案犯曹晓萍还不知院子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正在里面屋里给被拐劫的九名儿童上课讲故事。直到侦查员进去时，她才发现不妙，竟吓得马失前蹄就地栽倒。就这样，九名被拐劫的儿童终于获得解救。这时，正好是1953年5 月14日下午 4 点。专案组在冯基平规定的时限内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吴福鑫亲自参加了讯问，这桩拐劫儿童案终于真相大白——该案的主犯是叶弼臣，这个做中药生意的36岁的商人，是1946年在北京参加“一贯道”的。入道后，他渐渐对“一贯道”的那一套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后来竟发展为一个“一贯道”狂热分子。他的愿望是做一名“一贯道”的点传师，正当他在为达到这个愿望而积极努力时，北京解放了。北京的解放对于“一贯道”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的开始。叶弼臣对于“一贯道”上层最初开始减少活动还不大理解，后来见共产党开始逮人了，这才知道情况不妙。这时候，叶弼臣要想狂热也没有场合了，无奈之下，只好乖乖地顺应大势，人民政府让“一贯道”分子去登记，他就老老实实去登记。不久，政府又让“一贯道”普通道徒前往参加公审大会，叶弼臣不敢不去，只得前往接受被他称为的“杀鸡儆猴式的教育”。最后，人民政府又号召“一贯道”普通道徒踊跃退道，跟“一贯道”骨干分子划清界限，叶弼臣也只好照办。一番折腾下来，叶弼臣内心对于“一贯道”其实反倒是更加狂热了。他在家喝酒时，总是要对老婆曹晓萍大发牢骚，破口大骂共产党。曹晓萍有个舅舅叫刘凯宾的，是石家庄的一位纱厂老板。刘老板以前曾是“国军”团长，后来退出军界改做生意，抗日战争中期参加了“一贯道”，也是一个狂热分子。1953年3 月初，刘凯宾从上海办事后经北京回石家庄，顺便来看看外甥女。曹晓萍、叶弼臣在家里置备了一桌酒席为刘凯宾接风。叶弼臣那天喝过了量，不知怎么说到了“一贯道”上，又发作了一番。这使刘凯宾大出意外，问过外甥女后方才知道这个外甥女婿原来跟他一样，乃是一名“一贯道”狂热分子。这刘凯宾早就有了将“一贯道”重整旗鼓的念头，只是苦于找不到可靠得力之材来实施此事，现在见叶弼臣如此狂热，便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而又有实际能力的人选，于是，次日待叶弼臣酒醒之后把他的打算说了说。当时曹晓萍也在场，说叶弼臣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就干，却又不知应当如何干。刘凯宾说此事待他考虑后再作计议，让叶弼臣到时候听他的通知去石家庄他那里接受指令。之后一段时间，叶弼臣每每想起此事，总是激动得浑身颤抖，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刘凯宾的通知。4 月中旬，刘凯宾去广州办事，返回时特地在北京停留，跟叶弼臣商量复辟“一贯道”之事。他的想法是，要做就做大，仿照当初路中一经营“一贯道”的路数，先从农村和小城市做起，把面撒得越开越好，成员招收得越多越好。如何进行？首先就是需要让别人相信你，所以得像当初“一贯道”初创时那样，拿出些使人看了不可思议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儿，并且，要确实使接触的人在需要时会得到新的“一贯道”力量的佑护。比如，同样是患了病吃香灰，我们搞时就得把药混在香灰里，使人吃下去后能把病治好。至于看了不可思议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儿，那就是“一贯道”惯行的扶乩和借窍了，当然，我们不能一切照搬，需要加以改进。但是，“三才”还是需要的，也许到时候推出时不称“三才”，那是可以商量的。重要的是如何培训“三才”，这就需要你小叶出面了，找一些七八岁的男女儿童，聪明伶俐些的，先集中起来稳定情绪，然后转移到石家庄附近的偏僻山村用强化手段进行控制训练，等到他们一切都不得不听从我们时，就在石家庄开办一家私人幼儿园，聘请合适的专人对这些儿童进行“三才”训练。估计大约两年后，就可以开始活动了。叶弼臣大喜，表示一定按照指令办好第一件事——拐劫儿童。一旁的曹晓萍也积极地表示愿意跟丈夫一起干好此事。刘凯宾说很好，至于经费，我回去后会给你们汇过来的，行动时需要交通工具，我可以把我的那辆轿车派来听你和晓萍调遣。你们先计议好，行动时通知我一下就行了。刘凯宾回石家庄后，果然汇来了一笔款子。这边叶、曹就开始作行动准备，考虑到夫妻俩人手不够，于是就由曹晓萍出面把许关姿拉下了水。三人对如何拐劫、藏匿何处、如何进行初选等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于5 月11日开始下手了。刘凯宾接到他们寄去的书面方案，马上批准了，并且又汇来了一笔款子。只是，他派的轿车司机由于路线不熟，没按时抵达约定的地点，已经开始分头行动的曹、许就按照事先的应变方案，直接通过三轮车、人力车和出租车将被拐劫儿童载运到了东珠市口窝点。直到下午拐劫姜美丽时，司机朱大维才抵达约定的地点，用约定的“一贯道”手势跟许关姿接头后将姜美丽载运到东珠市口窝点。头天拐劫七名儿童后，案犯就按照预定的方案对被劫儿童进行智力测试，结果姜美丽、郝冲锋和袁至秋三名儿童被认为智力有问题，难以作为“三才”人选进行培训，就决定将这三名儿童释放。当晚，精通中西医道的叶弼臣授意许、曹两人像拐劫七名儿童时那样将三名儿童用麻醉剂使他们进入昏睡状态后，命朱大维开车将三名儿童送到外面找一个安全地方放掉。朱大维担心放得近了容易被人察觉线索，于是就把三名儿童一直载到了海淀区周家巷地区的迎福机器修造厂那里，见有一辆大客车停着，就停了轿车，用自己车上的工具撬开了大客车的车门将三名儿童送进了车厢。石家庄那头，刘凯宾对拐劫行动甚为关注，按照约定，让叶弼臣每天上午去邮电局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这天当他听说把三名儿童放了后，认为此举不妥，容易给警方留下线索，而且对于留下的孩子也是一个心理刺激，将会影响对他们的情绪稳定措施的效果。这样，叶弼臣在当天再次拐劫五名儿童后，虽然经测试仍有两名儿童不合格，但还是留了下来。被拐劫儿童中的李清唯突然发起了高烧，叶弼臣就让许关姿送他去医院治疗。还是考虑到安全，所以朱大维就把患者送到了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哪知竟然是无巧不成书，许关姿竟然跟代替哥哥出车的富根林不期而遇，尽管她没有答理对方的招呼，但还是留下了线索。这起特殊的儿童拐劫案的最后处理结果是：刘凯宾、叶弼臣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曹晓萍被判处无期徒刑；许关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朱大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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