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记者：据报道。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 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 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 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从以前的“一江春 水向东流”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您认为“体制内”的诱惑体现 在哪里？ 李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笼统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有 不同单位都会有差异，即使是“体制内”的单位其内部也有差异。现在的问题，实 际上是如何来看待公务员等几个特殊群体。最近这几年考公务员变得很热，原因有 很多种，但是有一点，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就是公务员能带来的好处很多。 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公务员相对来说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福 利会好一些，比如能够得到低价位的房子呀等等，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差距一 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记者：这种“差距”体现在哪些环节，能否细化？ 李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纯粹工资性质、收益性质方面的差异， 这方面不是很明显；第二类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体制内”能享受 到特殊的医疗、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便利；第三类是因为工作性质、工 作特点所带来的，甚至包括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关系，这一类比较特殊，但 是这一类也是事实，不能否认。比如说公务员处在这个特殊位置上，别人办事都要 求着他。 记者：曾有一份报告中指出，户籍和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是否在 “体制内”生存，也在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 李强：其实，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结论，就 是在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中，出生地特别重要，就是你在哪儿出生直接影响你未 来的收入。 在这里，需要提出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先天因素，一个叫后天因素。人们往往 把因先天因素而获得资源的这种现象视为不公平，把因后天自己努力因素而获得资 源的现象看作是公平。实际上，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应该让那些积极努力、贡献 大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或小贡献的人获得的资 源少一些。 如果一个社会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的人，获得更大的资源，那就是 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地，按出生地定户籍的 制度具有不公平的特点。 记者：户籍和“体制内”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互为条件，互为结果。 李强：但是为了理清思路，最好不要把二者放在一起，不然容易搞糊涂。户籍 制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当然，户籍和“体制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就是说它是利用这套制度来决定 谁能得到资源，和谁不能得到资源，体制内、体制外也是这样。 所以，问题的核心还是资源占有，如果户籍不跟资源占有结合的话，户籍就失 去意义了。包括这次买车摇号，必须得是北京户籍，外地人就有纳税时间限制。 “体制内”同样如此。 记者：大量的年轻人都奔向“体制内”，尽管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有媒体称这是中国人才的巨大浪费。 李强：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段名言：“假如法国突然损 失了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音 乐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工程师，将使法国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假如突然失去的是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促进科学、艺术、工业进步的王公、议员、省 长、主教等，这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这个涵义，一个社会如果在择业上引导人们用自 己的劳动去创造价值，那么将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 府机关人员膨胀过快，增加了全社会负担，如果“挤入公门”的就业选择继续推波 助澜，是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