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峡这边与那边国军队伍不分日夜一径朝南开，舅舅慌起来。他知道家在北边， 想逃走，可就地正法的案例使他的思维转了向。舅舅在这个乌合之众的群体里第一 次认识了自己的智慧和组织能力，他鼓动伙伴，先干，瞅机会跑。 军队再歇脚的时候，他们南行到了一个无名的小岛。所有的士兵都在叫骂，不 明白军队为啥不打仗，径直朝远离家乡的蛮荒之地撤退。 舅舅继承了爹娘的少言寡语性格，这使他在那批叫骂的士兵中显得老成稳重， 从而引起了长官的注意。几个月后，舅舅没找到逃跑机会，反倒一步一步升任到了 排长，每日带着士兵在小岛上操练。他后来对我说，在这段日子里，能够冲淡他思 乡情绪的是一条白色小狗。那狗儿每日夜间定时叫他起床查夜，于是舅舅就不管军 规军法，醒了就抱着狗儿在兵营里巡查。新兵都害怕他的威严，说没见过排长的笑 脸。可舅舅说，如果不是怕牵连整排人，他早开小差找娘去了！ 小岛上的日子有了头，队伍集合待发。一心一意指望回家的士兵，在茫茫大海 的涛声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中，在大船停泊、接驳小船乱撞的码头，在万千士 兵向北方捶胸顿足的哭喊声中，在无数人们抓着绳梯苦苦爬向大船舱门的时刻，骤 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2005年，由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纂的历史文献画册《认识台湾》，如此评 价这段历史： 1949年1 月，国军在淮海战役失利后，长江以北几乎为解放军所掌控，南京、 上海、武汉等长江沿岸城市直接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威胁。1 月31日，华北剿匪 总司令傅作义投降，解放军入城，北京失守，政府迁都广州；5 月27日，上海沦陷 ；11月底重庆危急，迁都成都；12月9 日，中华民国政府离开中国大陆，迁抵台湾。 1950年3 月27日，中华民国在中国的最后军事据点西康省西昌县沦陷，整个中 国大陆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掌握。 撇开陈述者的立场，一个基本事实浮出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1949年，120 万大陆国民党军人、军属分批登上了开赴台湾的舰艇。那时，舅 舅撒手放走了悲声哀号的小白狗。 经过整编，舅舅进入了正规的海军陆战队。这海军陆战队是台军参谋本部直属 的战略预备队，专门担负陆上、海上快速反应作战任务，是被视为“攻势作战”的 兵种，也是被其他士兵羡慕的兵种。 就在这个部队乱哄哄换防时，舅舅出乎意料地见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 那时，舅舅率队在台湾一个小城市的车站待命。他正窝火的当儿，身边走过了 几位年长军官。舅舅看呆了，为首的人儒雅挺拔，像谁呢……像、像、像姐夫！那 当然不是姐夫，从年龄上说，应当是姐夫的父亲！ 各位读者，舅舅的姐夫，就是我的父亲啊！ 舅舅腾地跳起来，他知道，迟上几分钟，在人山人海中就永远找不到长官了！ 舅舅火速冲上前，叭地立正、行礼。儒雅挺拔的长官站定，和蔼地说：小鬼， 你有事？舅舅说：长官，我姐夫是××，您是不是…… 舅舅紧张地看着长官，好似那人决定着他的命运。长官笑了，一把抓住他的手 说：好哇好哇，我们是亲戚，我给你留个名址！ 我爷爷从勤务兵手里接过笔，匆匆写着字。这位高官在返回大陆无望的第二年， 接走了除我父亲以外的所有家眷。 天助我家。许多年后，就是凭着这层关系，我们在台湾的叔叔姑姑，当然还有 舅舅，到北京找到了我们一家。 在台湾，不能忍受的事接连发生。最可怕的是头几年部队开不出饭，士兵日日 以番薯野菜充饥。 官兵不知道，蒋介石政权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把从大陆带来的黄 金倾力投入军费里。几十年后公布的数字证明，20世纪50年代台湾军费开支占财政 总预算70％以上，60年代还占50％，而官兵与家属却在他们“同心同德、返乡复国” 的教义下忍饥受饿！ 从策略上看，蒋介石政权将台湾作为休养之地，推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计划。也就是说，蒋介石政权预计在1954～1955年重新占 领大陆。 成为牺牲品的，不光是1949年赴台的60万官兵与60万随军家眷，加上1950年从 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陆续赴台的官兵及家眷，赴台者已达200 万之众。 蒋介石政权只好草草安置眷属，台湾的学校、寺庙、农舍、牛棚塞满了大陆人。 这些后来被称为“眷村”的贫民窟，全台湾有763 个，眷户高达96082 家。后来从 眷村走出来的名人，比如宋楚瑜、吴小莉、李立群、邓丽君、林青霞、任贤齐等人， 在撤至台湾初期，都与他们的父兄共度艰难，不得不以番薯菜叶充饥。 就像割倒的韭菜那样，一茬一茬士兵倒下去了。饥饿，浮肿，水土不服。 舅舅饿得头昏眼花，站不直身子。那年头，如果石头是软的，他也会往嘴里填。 舅舅和老兵们凑一堆，常常互相按脸按腿，比比谁按下去的小坑深，接下来就是骂 娘，把这个龟孙那个龟孙的劣迹痛数一番，横竖不管军规国法。 之后就是痛哭。 台湾海峡被封锁了。再大胆的人也不敢冒“通敌叛国”罪名叨唠回家，于是， 士兵们就在军营里发疯般地哭爹喊娘。 舅舅独自守着无边无涯的大海，一宿一宿地落泪，一宿一宿地与娘说话。他想 起了我姥姥纺纱织布的情景，那时姥姥哼着豫剧唱腔，他围着织布机跑，边耍边应 和；他想起了我姥姥牵着他的小手串门的情景，姥姥帮他穿上锦缎丝袄，戴上撑有 两根铜棍花瓣的帽子，那花瓣一走一颤，惹得一街娃儿艳羡；他想起了我姥姥受二 姥姥排挤的情景，发誓终生保护我姥姥不受气；他甚至幻想满地跑着他洪洲的娃儿 …… 深沉难耐的苦，是从故乡从亲人中被剥离出来的孤独之苦。舅舅不知道，那苦 才刚刚萌生，它将发芽长大，之后缠绕舅舅一生，逼得他后来几近发疯。 退役的日子大半辈子的光阴，说没就没了。 舅舅受不了部队里种种非人道束缚，以台湾海军陆战队第651 团上尉副连长职 务提前退役，兵籍号码629581. 按规定，他享有终身俸。由于习惯了简朴生活，他 每月花销不多，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日久天长，积蓄渐多起来。 一天，他在同乡老柳家喝酒，悲痛中突然倒地，这时他才知道，无痕的哀伤积 淀进心底。老柳太太果断地招呼人把舅舅抬进了医院。 心肌梗塞。 医生说，你岁数大了，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急躁。 他听话，戒了烟酒。那时房价正低，他打算购买一套房子，在台北过安生日子。 老柳太太也是河南人，这个家她说了算。爽快热情的柳太太当机立断：洪洲兄 弟，把房子盖我家房顶上，咱就成了一家人！ 这里是台北万大路，穷人居住的地方，面临着城市改造。 舅舅犹豫，怕给别人添麻烦。 老柳是厚道人，退伍老兵，看太太定了调，就也力劝舅舅搬了来。 舅舅禁不起两人劝说，敲定了，盖房！ 盖了三间。原来楼下的三间，柳先生一家照旧住；楼上新起的三间，是舅舅的 家。后来，舅舅说，那盖房钱足够在好地界买套新房。 就这样，舅舅成了柳家人。每日下班回来，一起吃饭，打牌，聊天，倒也乐趣 融融。 可后来，舅舅发现事情不对，柳太太掌管着老柳的账目，也月月收走他的退休 金，舅舅开销得伸手要钱。 舅舅不愿被管束，在一次取来退休金后，留下一半，柳太太就变了脸。 这之后，柳家的孙子孙女三天两头缠着舅舅要零花钱；柳太太与女儿每逢出岛 旅游也朝舅舅张口要钱。 舅舅每日上班，越来越少在柳家吃饭，也越来越懒得爬回自己的二层新居，但 仍旧仗义地缴纳着生活费，也照样管着柳家孙子孙女的零花钱。他有时也反问自己 ：咋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但他总是有理由说服自己：人家把你送进医院救了你的 命，这恩情不比啥大？ 寻找大陆亲人当年血气方刚的士兵，背驼了，腰弯了，白发上头了。许多老兵 如同当年舅舅的景况，在路上被抓到兵营，家里毫不知情。因此，多年来，他们只 想传递给亲人一句话，就一句：我活着。为这三个字，老兵们忍了十年、十年，又 十年，但后来不能忍了，爹娘逐渐衰老了。他们开始冒着坐牢危险相聚，商讨怎样 将话递给爹娘。 各位读者，这里说的“坐牢危险”并不夸张。台湾作家廖信忠在《台湾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里用“白色恐怖”形容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 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 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廖信忠还提到这种政 治高压对下一代的渗透：“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 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 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台湾叔叔委托我寄一本鲁迅书信集。按照他的指点， 我首先将鲁迅书信集包上封皮，写上其他书名，寄至香港；然后由香港朋友改换成 香港印刷品包装，再寄至台湾。叔叔在信中说：一定要谨慎，查出来是要坐牢的！ 当时我不禁感叹：台湾的“白色恐怖”与大陆“文革”的“红色恐怖”何其相似， 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会接受强权统治呢？ 像老兵的忍耐达到极限一样，这个时代的忍耐也涨到了极限。 1979年1 月1 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人民解放军停止 对金门炮击，希望实现通航通邮。 1981年，台湾《时报周刊》、台北《展望》杂志社就“中国统一”主题举办专 题座谈会。 1982年6 月，由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任社长的台湾《自由中国之声》杂志发表专 论，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分“三个阶段”进行。 后来，美籍华人陈香梅谈到了这段历史。她在2004年8 月21日答新华社记者问 时，披露台湾老兵回乡探亲问题由邓小平率先提出。她说，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 平向她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说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 弟姐妹、老婆、孩子。于是，陈女士就去台湾，向台湾政府转达了这层意思。 老兵们从台湾当局禁止收听的大陆广播中，知晓了有关探亲的一切信息。就为 邓小平上述通情达理的见识，舅舅念念不忘邓小平的恩德。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时， 有位艺人给他画像，把他的脸孔描画得蛮像邓小平，舅舅竟然乐出了声，把它带回 台湾，贴在了自家墙头上。当然那是后来的事。 老兵们费尽心机地寻找着与家乡沟通的途径。工夫不负有心人，机会来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老兵们邀请几位赴台的香港生意人喝茶。戴着金丝 眼镜的香港人很斯文很仗义，说中国人都是手足同胞，都有父母妻小，自然可以转 信。老兵们感动得眼圈发红，说不会让你们白干，自会付些酬劳。香港人说，那就 不客气了，在商言商，冒着杀头危险转信还是要多收些手续费的。老兵们放下茶碗， 齐刷刷声明不怕花钱。香港人说生意人讲信用，你们五天后交信交钱，两个月后自 会见到大陆亲人回信。 老兵们呼地站起来相拥而泣。他们全不顾茶馆高雅幽静的氛围，不睬茶客们抗 议的目光，只管捶胸顿足，高喊老天开眼了。 舅舅兴冲冲地跑到彰化市去找我叔叔要地址，爷爷和叔叔都住在彰化市。与舅 舅比起来，我爷爷幸运得多，他早就托付九龙朋友转信。舅舅去彰化时，爷爷叔叔 已经与爸爸互通过好几封信了。 我爷爷一生低调，信中从不炫耀个人业绩。父亲告诉我，爷爷才华横溢，诗书 棋画均有造诣，说我们后代无人能及。讲到通信，还有个趣事。我爷爷能写一手好 字，他在托付九龙朋友转信前，就亲临香港将写给我父亲的信直接寄到了湖北云梦 老家。爷爷当然不知道我们早到了北京，他的信居然没有被拦截，直接投递到了村 庄。那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外来信一律被视为投敌叛国的证据，可就 因为信封上的一笔好字，生产大队会计舍不得上交，把它珍藏下来了。爷爷没能够 坚持到我父亲以大陆作家身份访台的90年代，他老人家由于中风，在病榻上躺了几 年，80年代后期就故在彰化了。 舅舅开始书写生平第一封信。他很不自信，不停涂改，后来还是把笔交到了老 柳女儿，一个中学生手里。舅舅说一句，中学生写一句，正写在兴头上时，柳太太 插了一句：洪洲，你别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吧？舅舅看了她一眼，发现她表情怪怪的， 大有不愿意舅舅与大陆亲人联系之意。 老兵们的信足有一提包，连同另一提包台币，以及几十年沉甸甸的期盼，全部 交到了香港人下榻的饭店。戴着金丝眼镜的香港人仍旧很斯文很仗义，慢慢重复着 请放心之类的安慰话；老兵们也仗义地邀请香港人喝酒，举杯庆祝就要实现的愿望， 他们似乎已经难以承受即将到来的喜悦。 之后是等待，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所有的老兵都没有收到回信。 一个在老兵们心中多次跳闪的猜疑变成了判断，那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如同钢 鞭一样直抽老兵们的心窝：香港人敛足钱，回港过好日子去了！被欺骗的老兵悲愤 地集体号啕，当他们醒悟到要清算几位香港人的无耻行为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留 下他们的任何信息。 天无绝人之路。与老兵一样，这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在保持了数十年的缄默后， 迸发出一迭震耳欲聋的吼声。 1986年4 月，高雄市议会通过提案，要求国民党当局准许外省籍人士与大陆亲 人通信，“以慰亲情”！ 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主张“人权至上，不分党派，人道为先，亲情第一”， 于1987年初发动“返乡省亲运动”！ 1987年4 月18日，多位国民党籍“立委”提出质询，要求台湾当局重新检讨 “三不”政策，以符合现实需要！ 1987年5 月2 日，台北6000余位大陆籍人士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要求准许返回大陆故乡。他们穿着写有“想家”两字的白衬衫，散发传单，游行示 威。5 月10日，他们齐聚台北中山纪念馆前，举办“遥念母亲”活动。这个组织的 声明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由于严厉的禁制，40多年来，多少人把刻骨铭心的思亲念头压抑在内心深处， 我们已为国民党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并已沉默了40年。现在该是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了，我们只求，父母若健在，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若不在， 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舅舅这个生有反骨的人，无疑支持所有抗议活动。他是国民党员，曾经信奉国 民党中央，但当腐败现实击碎了他的返乡梦想之后，他就自由脱党，拒缴党费了。 他平生只佩服两个人，一位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邓小平，另一位就是将台湾治理得 蒸蒸日上的“总统”蒋经国了。 蒋经国顺从民意，下决心不做“民族罪人”，他向亲近僚属说了一番很有感情 的话：“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不想家的，这是人之常情。政府对开放民众 赴大陆探亲，应乐观其成。” 1987年初，蒋经国指示有关部门研议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可能性。 1987年7 月27日，台湾交通部、内政部联合宣布，解除自1979年4 月实行的不 许台湾同胞以港澳作为出境旅游第一站的限制，允许台湾民众前往香港旅游，但不 准进入大陆。此举使两岸离散的有钱人陆续前往第三地区会面。 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方案，“允许民众 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 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 冰山坍塌了。 这之前，我家也从爷爷信中知道了舅舅的地址，于是托香港朋友转信，一封、 两封，在丢失了几封信以后，终于有一天，舅舅收到了我们的信，而我家也收到了 舅舅通过香港朋友转寄来的信。 读者朋友，请注意这里，舅舅在万大路住所丢失过几封信，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这件事。 从那以后，舅舅再不用别人代言，他用心一笔一画地向我们诉说着真情。 从1948年提着扁担箩筐跨出家门的那个早晨起，舅舅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自己 终日看惯了的、将头发盘在脑后的日日操劳的我姥姥。在他眼里，娘就是村庄，就 是家园。他盼了太多的时日，渴望像小时候那样在娘怀里哭泣、倾诉。但终于，这 些期盼在1975年，他45岁正领兵操练的辛苦岁月，变成了永不能实现的梦想。 我姥姥是在当代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因感冒转肺炎离世的。她熬到了 “文革”结束前的最后一年，经历了我家最屈辱的日子。噩耗在10年后才传递给了 舅舅，当舅舅从北京家信中知道娘病故的消息时，哭得瘫软在地上。他在心中一次 次描绘的与娘相聚相拥的亲热画面，为爹娘端饭送水的温馨场面，都在那一刻坠落 在地板上了。当时，舅舅就发誓，不能为爹娘养老送终，就要回乡建墓立碑。 后来，就有了1988年4 月23日，舅舅作为民众赴大陆探亲首批人中的一员，从 台湾到香港到广州到天津，再到北京我们家的那次行动。 那一次，我们不许舅舅花钱，送给他的东西不算，还为他购买了不少礼物。比 如：送给台湾荣民总医院医生的珍贵狐皮，因为那位医生主刀救了他的命；送给柳 太太的兰州夜光杯，因为柳太太在他病情发作时果断送他上医院，劳苦功高；送给 工厂老板的宜兴紫砂茶具，因为老板对他很关照；送给工厂小友的玉镯，因为小友 们常给他过生日…… 舅舅整理了两大皮箱礼物，满心欢喜，因为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还报台北朋友 对他的关爱了。可是，他也发愁，这一路太辛苦，要从北京到广州，经罗湖口岸到 香港，飞到台湾，再从台湾桃园机场回到台北万大路，“到桃园机场是夜里，连公 车都没有，只好搭计程车！”舅舅叹口气。我知道，舅舅舍不得乘坐出租车，他对 别人大方，可把再少的钱花在自己身上也心疼。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一路行 程，对舅舅这样患有陈旧性心梗的病人来说，是个可怕的考验。 舅舅历尽辛苦，终于回到台北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夜，柳家全体人都开灯等 候着舅舅。当他肩扛手提地跨进万大路家门时，老老少少都跑出来，把我们全家十 几口人精心准备的大大小小礼物，兴奋地拉拽进了各自房间。当舅舅无奈地爬向二 层自己住所时，还能听见柳家女人孩子分抢东西的嘻闹声。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柳太 太与舅舅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大概他们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