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来子很小的时候，他的姐姐小芳就到深圳致丽玩具厂打工了。来子渴望通过上 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的成绩不好，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很迷茫，为了 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也想南下打工。可姐姐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艰难…… 小芳在家乡已经有了心上人，快过国庆节时，她去找老板结算工资，准备辞职 回家结婚。老板断然拒绝了，还似“好心”地告诉她：“小小年纪结什么婚？结婚 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结婚之后是要生孩子的，生了孩子你就再也出不来了。难 道你甘心当一辈子农村妇女吗？” 小芳流着泪水，不得不推延婚期，重新回到车间。为了赶制出口欧洲的圣诞礼 物，小芳和姐妹们每天都要加班。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因电线老化，厂房起火，小芳和其他86名女 工一起葬身火海。 姐姐“走”了，来子辍学，他像姐姐当年那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因为“农 民工”的身份，城市迎接他们的是漠然和歧视的目光。 在来子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摆地摊的小贩、流浪的歌手，没有暂住证被 追逐得四处逃窜的民工，还有那梦想通过写一首“迎奥运歌曲”而躲过遣送的工人 …… 来子似乎明白了这个城市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都与所有的打工者无关—— “就像那街边橱窗里的商品，你只能站在那儿看着它，而当你想伸手去触摸它时， 中间却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冰冷地挡住了你的手。”来子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 感受写了下来，然而，却在北京大学门口，被一个自称教授的人骗走了他的书稿。 “既然有人怕我说话，我就要开口说话。”来子和他的工友们终于唱出了自己 的迷茫、愤怒和希望！ 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里，“来子们”讲述的故事是沉重的、悲伤的， 但他们并不是仅仅在诉说悲凉的苦情，他们通过大胆的调笑、火辣的嘲讽，发出了 振聋发聩的声音：“撕破这个世界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难道只能是那张弱肉强 食、丛林法则的老面孔吗？不，我们要一个新模样！”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 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打工者“艺术家”们更是旗帜鲜明 地宣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 我们来听听打工者“艺术家”们的发言： 全桂荣：打工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利器，反映我们的生活、看法和抗争。知识分 子可能躲在高楼大厦写文学，他们不关心底层社会，由此不能代表我们的声音。我 们的文学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我们自己的。打工文学的使命：第一，打工群体正在 遭受不公和歧视，我们应该将其反映出来，并指出这不是我们的错；第二，强调劳 动价值，强调劳动也是一种技术或专业，也需要知识，应当得到尊重。 杨卫东：写诗就是一个“如果感到很冷，或有痛处，就应该把它说出来”的过 程。写诗最好要尊重自己的感受，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即使有困难也不退缩。要用 自己的语言写诗。 许强： 我们打工诗人永远是打工诗人，通过自己的文字占领主流话语权。我们不能左 右历史，但我们有权记载。打工者正在用漂泊的青春抒写历史，用诗歌进行抗争。 许多：1.当自己认同自己这个身份（打工者）之后，而不是旁观者身份，表达 更有力量，有向上的感觉；2.主流审美的标准，应该更民间，从民间吸取东西；3. 跳出打工者局限，对世界作出阐释。劳动是快乐的事情，是社会将它异化了，这是 一种文化，大家反对的是一种资本的压迫。 王德志：农民工这个充满歧视的词语，这个边缘我们的名字，这个强调等级的 时代产物，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不喜欢你就别叫了，也许你要说了，我们 不叫了你们会好到哪儿去？我再告诉你，这是我们对尊严、平等最起码的诉求。怎 样才能有自己的文化：1.要自己建设。文艺来自生活，谁有生活？是打工者。有那 么多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文化阵地：吸纳知识分子，团结可以团结的人；2. 利用主流文化；3.发展新的伙伴，形成新的联盟；4.最后一点，先干起来。 孙恒：第一，劳动文化一定是以人为本的，是来自我们劳动生活的文化；第二， 劳动文化能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社会，具有批判的功能；第三，劳动文化能帮助我 们建立做人的感觉。但劳动文化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因为别人不能代替你体 验你的生活，就像“我是谁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一样，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自 己的拍摄、自己的唱歌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来建立自己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在“劳动文化论坛”上作了这样的 发言：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移民、农民、进城打工者、工人被边缘化的同时，他们的 文化也被边缘化了。在主流文化中，几乎没有劳动者的声音，这是“和谐社会”最 需要反省的问题之一。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四川凉山工作时，当地彝族干 部就说，电视台播出的节目绝大多数是汉语的、汉族的、城市的内容，没有为少数 民族农民服务。由此，应该重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要为 工农兵服务”。艺术节就是要重新提出劳动文化，因为所有人都享有文化艺术的权 利，都享有利用媒介表达声音和创造文化的权利。 打工青年艺术团不仅说出了进城打工群体的精神文化诉求，还会利用主流文化 表达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再现和反省自己的生活 和梦想，并从中获得自信和力量，以扩大这个群体的声音，影响全社会，这其实就 是文化主体性。 现在大家都爱说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和谐社会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和谐。我在作艾滋病预防和干预的研究和实践项目时，记得 一位感染者的话，“我们不需要被关爱，我们需要的是平等”，与其他人拥有平等 就业、就医等权利。现在打工文化艺术节倡导劳动价值，倡导人的尊严，就是倡导 平等，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建立和谐社会正在从倡导 劳动价值开始，从新工人剧场开始。 2009年10月24日至28日，“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又在皮村举办。 从“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到“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明显不同的是 名称改了。孙恒说：“关于身份称呼问题，我们在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上，曾出 现过激烈的讨论甚至过激冲突的行为，这说明：身份和称呼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如 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现在，那么，他也将不知道自己的将来； 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工人文化艺术节名称的改变，从而确定了我们的主 体性。” 对于新工人文化，他们作了这样的阐释：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劳动过程 中的血和汗；就是我们对现实生活中辛酸苦辣的体验；就是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欢 乐；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和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活、对未来 的看法。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文化！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调研组从2009年11月起，对打工文化现象进行了追踪观察， 主要走访了两处打工文化比较活跃的地方：一是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一是位 于苏州市吴中区的“工友图书馆”。他们观看了打工者的话剧、演唱，阅读由打工 者自编自创的文艺刊物，召开小型座谈会。通过观察这些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打 工文化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文化力量，值得社会认真关注。 在组织形式上，打工文化表现了几个特点：他们以群体的方式而非个体的方式 进行活动；他们的活动是原创和自发、自我管理的形式存在的；他们的活动得到了 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他们已经成为各界认可的代表打工群体文化诉求的合法的 中间组织，是打工群体的文化代言人。 打工文化源自现实生活，又反映现实生活，是真正属于打工者的心灵之声，这 是所有打工文化的共同特点。在表现形式上，又有独到之处，具有“劳者歌其事” 的风格。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调研组认为，打工文化具有非常有价值的现实意义。它使 打工者确立了自我的身份和历史；倡导了新的劳动价值观念；它既是打工者精神的 窗口，也搭建了打工阶层与社会各界交流合作的平台。 毋庸讳言，打工文化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几首歌曲、几部诗集或几台戏剧， 并不足以支撑一个阶层的文化精神。这个文化需要提升、需要提炼，需要深化。打 工文化不仅倾诉自己的不平和愤怒，还需要适应城市，增强理性，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自觉力量，这也仍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种价值观的形成，除了积极倡导， 还需要担当，需要优秀的打工者自己站出来，成为这种价值观的切身实践者，这也 同样需要长时间的培育。这将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其中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打工者 和全社会共同面对。 我在离开皮村前，由王德志陪同参观了博物馆。这个名为“打工·三十年·流 动的历史”展览，用王德志的话说：“我们打工者通过这个展览来记录自己的历史， 而不要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 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最简陋、最寒酸却又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博 物馆。三间像乡间小学教室一样的展室里，摆满了从全国各地打工者征集来的照片 和实物。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 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 的证明…… 广东一位女工寄来她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名字和年龄，背 后印着工厂严酷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得上厕所。 一位打工子弟画的画，画面上的爸爸、妈妈和女儿，三人围着一张小圆桌，桌 上摆着三只碗，中间是一条鱼。下面写着一行字：“我们家是卖菜的，爸爸妈妈常 常连饭都吃不上。我的最大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 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记录着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来到北京，在颐 和园门口以烤羊肉串为生。1994年，铁架子被城管没收，他托人用200 元赎了回来。 后来，他卖过水果、卖过煎饼，在报社当送报员…… 深圳致丽玩具厂一位女工的家书变成了遗书——四个月后，这位女工死于1993 年那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中。 在展柜里，我从各色各样的证件中，发现了王德志当年的暂住证和务工证，照 片已经微微发黄，充满了一种沧桑感。 我轻声说了句：“15年前，你看去像是一名童工。” 王德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么，那时候我才17岁，属于未成年人……” 这时候，借着窗外射进的一道阳光，我看见了挂在墙壁上的一条横幅写着温家 宝总理语录：“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回目录